第44章 创作与思考
¤创作与思考
一关于经历
五十多年过去了，所谓童年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小城市长大的。但童年的记忆，还更多是乡下姥姥家的。那或是风，有颜色的风，沙味的风。那或是雨，绵绵的，还有草屋或瓦檐下的滴水，一个个带沙音的滴声。那或是一碗水煮胡萝卜，或是烧着地火的红鏊子，或是发了霉的红薯干。那或是夜半的一声老咳，梦中也会看见人脸，墙一样的……仍然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手是提着两串毛毛草穿起的蚂蚱，很羞涩地站在门口对母亲说：姑，没啥拿……天长、地久，我以为，这是一种浸泡过程。
五十年前，在一盏油灯下，我有幸读到了此生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时光荏苒，五十年后，直到今天，一切都模糊了，可我仍然能记得这部作品的名字，它叫《古丽雅的道路》。
这本书是我从一位小学同学那里“借”来的。我这位同学的父亲，本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却成了“右派”。这个身材高大的“右派”那时正在街道上打零工，干挖沟之类的活儿，他常常被街道的小脚老太太训得咧着大嘴哭……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他家有书！
我要说的是，正是书本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在我模糊不清的、在时间中多次被修饰篡改过的记忆里，这本书是有颜色的，它五光十色，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一个“天堂”——一个小城市贫寒家庭的工人儿子眼中的“天堂”。我得说，在我干渴的童年里，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书中的气味：甜点的气味，“大列巴”的气味，果酱的气味，还有沙发、桌布和羊毛地毯的气味……是的，这气味一下子就把我给征服了。虽然那时候我从未吃过面包，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列巴”，然而，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里，我却“吃”到了最鲜美的“大列巴”。还有声音和语气，那种用鲜牛奶和白面包喂出来的声音，那种在插有鲜花、铺有亚麻桌布、大瓷盘里摆满了红苹果的桌前，坐在沙发上，听着优美的钢琴曲，而后在谈论什么时发出的声音和语气，带有阳光和青草气味的声音和语气，风透过白色的窗纱把那甜美的声音送到了我的耳边，甚至连呼吸都是诗意的。就像百灵鸟在歌唱，或者是一串串的银铃在响……虽然我还没有见过银铃，虽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样的鸟儿是百灵鸟，虽然我还没见过白色的窗纱……还有爱情，当然有爱情，“布拉吉”迎风飘扬！这本书让我早在童年时就有了关于爱情的标尺：一个穿“布拉吉”的姑娘正向我走来，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脚下有一双天蓝色的小皮鞋，弹弹地走。那些文字的背后透着八个字：高贵、美丽、健康、善良。
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最初对我的浸润。
《青年建设者》是我的一篇很稚嫩的习作。这篇习作是1976年底写的，三个月后我接到了让我进省城改稿的通知。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我被挂在火车车窗上的情景。那天，当我兴冲冲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先是排队，车站管理员让搭车人在广场上排成长队，而后在他的号令下，像遛狗一样喊着“一、二、一”，让我们在广场上转着圈，足足遛了十多分钟。终于，开始检票了，车到站了，也停下来了，可就是不开门。这是个小站，火车只停三分钟，因为车上人太多，车门竟然不开。赶车的人急得嗷嗷叫，像乱蜂一样四处乱窜……最后，无论上车或下车的，都只好通过车窗爬进爬出！那时我还年轻，也跟着人们往车窗里爬。不巧的是，我穿的厚衣服挂在了车窗钩上，无论怎么挣扎都挣不脱。这时候，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开动，可我头在里，半身在外，进不得又退不得，仍旧在车窗上挂着……在站台服务员的惊呼声中，大冷天我急出了通身大汗。火车哐哐地越开越快了，此刻我头都大了，心里乱哄哄的，一咬牙，只听刺啦一声，背上的衣服撕了个三角口子，就这么狼狈不堪地爬进去了。可在那个年代，这是最正常的事情了。
我是带着介绍信（那时出门必须有介绍信）、背着衣服上撕破的三角口子进省城的。我住在省城一家报社招待所里，这篇八千字的稿子，我八天改了八遍。那位编辑老师是个热心人，一会儿说要这样改，一会儿又说这样不行，要那样改……八天里，我昼夜不息，一遍一遍改，脑子都改糊涂了。到了最后，编辑老师很诚恳地对我说：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咋说你咋改，改不好。我记住了他这句话，而后狼狈逃窜……回许昌后，我按自己的理解，又重新写了一遍，这才发在了1978年元月号的《河南文艺》上。
我曾经在一家生产牛头刨床的工厂里当过四年车工，开过各样车床。那时候，中国制造工业所有的技术标准都是50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设备很落后，叫“苏标”，有C618、C620、C630、C650，等等。在工厂里有“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的说法。开车床一天站八小时，很紧张，一按电门，机器高速旋转，起步就是每分钟三千转，得两眼紧盯，搞不好，一刀过去，零件就废了！我是业余时间写小说的，那时工厂三班倒，有白班、前夜、后夜，所以还有一点点时间……记得1977年的一个冬日下午，我正参加厂里举办的篮球比赛，中场休息时，有人拿着一张报纸跑来告诉我：你的小说发表了，目录上有！当时，我很兴奋，下半场比赛时，每投必中！这就是精神作用了。还记得当晚下班时，厂工会主席给了我一把钥匙，那是工会办公室的钥匙。那时我住集体宿舍。这就是说，每晚下班后，我有了一个看书写字的地方。
我1971年下乡，我的知青生活是在汗水里泡出来的。当时我们知青队，有七八十个人，只有四个“10分”的劳力——那时都叫“劳力”，我是其中之一。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记得，我（或者说我们队）曾经欠公社食堂一百个蒸馍！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领着知青队的十几位男劳力拉着十几辆装满烟包的架子车，往一个四等小站（临近公社所在地）的货场送烟包。我们村离这个车站有几十里远，每辆架子车大约八九百斤重。等我们拉到货站，卸下烟包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天黑路远，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饿得肚子咕咕乱叫。于是，就有人嚷嚷：咱上哪儿弄点饭吃啊？月明星稀，都下半夜了，只有狗咬声，哪里有饭辙？马上有人出主意说：操，去公社，公社有食堂！于是，我们十几个知青拉着架子车，在凌晨时分敲开了公社的大门，一群饿狼到公社要饭来了！大门敲开后，一个食堂管理员说：干啥？这是干啥？我们十几个人居然虎汹汹地说：饿了！给点饭吃。那人说：这都啥时候了，哪儿还有饭？我说：剩饭也行。他说：剩的也没有。有知青说：馍，有馍吗？那人迟疑了一下，说：馍倒有，凉的。我们欢呼说：凉的也行。他不想给，说：要借，得打欠条。我说：行，我给你打条，到时村里还你麦。就这样，我们从公社食堂借出了一百个蒸馍。那天夜里，我们十几个人十几辆车一个拉一个穿成一串，边走边吃边唱，风凉凉地吹着，十分惬意！
回到村里，我立即找到管经济的老农队长，诉说借蒸馍的事。我说，我打了借条，必须还。他说：嗯。还。我知道了。为了此事，我一直很不安，见面就催他，整整催了一年……催急了，最后他说：公家的，不用还。就这样，最终也没有还。这是一个很质朴的老人，可他是“对”的。
上世纪整个80年代都是一个读书学习借鉴的年代。我们张开所有的毛孔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营养，那时候河南文学界办了很多讲习班，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阅读的感受，谈构思、谈想法……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比如，看了《百年孤独》后，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来文学也可以这样写！面前仿佛有了一千条路，可哪一条是我们的呢？那是一个既激动又迷茫的时刻。社会上仿制品很多，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我必须说，我的记忆有误，我是学着写过意识流作品，可终于没好意思发出去。我当年的那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小说不是意识流，它只是一个名叫《蛐蛐》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可以说我吃了一肚子“洋面包”，肚子一直很胀，却没有消化的能力。是的，那时候，每天晚上，我像狼一样地在街头徘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的问题了，敢说“创作”的，必然是一种创新，或是“人人心中有、个个无”的东西。这需要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述和认知方式。可你是个笨人，你并不比别人聪明，你凭什么呢？有一段时间，转来转去，走着走着，我会走到省体育馆，那是个大院子，大院子里有大锅式的屋顶。大锅旁是用钢丝网围起的一个溜冰场。那个溜冰场上有很多年轻人在滑旱冰。在这个旱冰场上，有一个最受注目的人。他有一个无限重复的、让围观的人耻笑的动作：“燕飞”……他是个男人，却一次次地以女性的姿态“燕飞”……人人都知道他“飞”不起来，可他想“飞”，飞得忸怩。我真的很害怕，在文学创作上，也成了飞不起来的“四不像”。“洋面包”很好吃，可我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这就是我当时的痛苦。
我个人认为，不是回归传统，是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时间是磨，认识是光。于是才有了《红蚂蚱，绿蚂蚱》。
二关于作品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回头看”的时代，也是文学经过“反思”后“寻根”的开始。记得有一天，我脱了鞋上床，不经意间忽然发现，我的小脚指甲是双的。从小脚指甲为什么是双的开始，我有了《李氏家族》的初步构想……当然，外国文学的影响仍然存在。但中国的家族小说，是在从“反思”到“寻根”的认识基础上发酵而起的。
我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生活是自己的。“平原”是自己的。认知却是来自多方面的。
我说过，在平原，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任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也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次给人以警示。在平原，草是最为低贱的植物，书中的“小虫儿窝蛋”就是这样一种草花。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它靠的就是四个字：生生不息。
比如，《生命册》中的“虫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就像“小虫儿窝蛋”一样，可以任人践踏，贱得不能再贱了。可就是她，靠捡破烂供出了三个大学生。就连死的时候，也是自己花钱葬的（她把自己的丧葬费藏在了一把破扇子把儿里）……我把人当植物来写，就是要表现“土壤与植物”的复杂关系及生命状态。当然，我从“原生态”的写作，到“精神生态”的认识，这中间是有过程的。
对于我来说，《圣经》不是源头，只是借用。有那么一个时期，《圣经》一直在我枕头旁放着，我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翻一翻，仅此。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源头或者说我的源头，仍然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洗不掉的东西。也许，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是桎梏，是锁链也是营养钵，走不出的。汉文化的一个个文字都是用血肉喂出来的，先是刻在龟背上，后又长在人心里，都是有背景的。我认为文字是文明的开始。在时间中，生活会演变成传说，传说会演变成寓言，寓言会演变成神话，一个个放大了的民族的神话。也许，我们正在重新寻找一个民族的思维神性。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才会有神性的存在。可我们的“神”太多，乱神，就等于没有神。一个民族，要有“灯”。没有“灯”，就只有“罪”的苦海。
我在七八十年代虽然也读过鲁迅，但我与鲁迅先生无关。我读书乱、杂，不止鲁迅先生一人。我只是在研究“平原”这块土壤。我们怎么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吃的是什么？穿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的身后还有什么？等等。在写作时，我手里没有“刀”，我感同身受，我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是用“疼”来写“痛”。我要说的是，古老的、有传统意义的、纯粹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
早期，对于乡人来说，城里有“灯”。羊是寻灯来的。现在羊群大批进城，羊狼不分了，城市成了新的圈。只有疼是背着的，永远背着。
对于一个男权社会来说，每一次革命都是女性的盛大节日。我个人认为，中国革命与女性解放是同步的。从1949年开始（或许更早些，从“土地革命”开始），先是解放了“脚”，后又解放了“心”。解放“脚”是彻底的，解放“心”是艰难的，一步一步的。正因为她们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因此她们在革命意义和立场上才更为激进。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女性的第二次革命。女人们最先解放了“穿戴”，而后才是……这又是分步骤、分类别的。经济独立的女性和经济不能独立的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这样一个多元化时期，城市白领已经强大到不依赖或者不需要婚姻保障了；而挣扎在底层的女性却仍然在为生计（当然，也不全是生计问题）而焦虑。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的；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无价的。比如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都可以计算出它的价值。相反，比如百米赛跑，跑了世界第一；足球赛踢进了一个漂亮球；或是一首名曲，一幅凡·高的油画，这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用途的。你很难定价，也就说是无价的。因为它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极限。诚然，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仅是要讲好一个故事，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是一个民族语言的先导和方向。它是民族精神的滋养源，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思维力、想象力的宽度和极限。所以，我所说的“文体”，指的是文学语言特有的想象力的高度和思维的方向。定然不是足球和篮球的差别。
应该说，中国作家在“文本”的探索上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与一些亚洲国家的获奖作家差距并不大。比如：有些优秀作家在深挖民族魂魄根源上已走得非常远了；有些优秀作家在本民族文学形态创作方面已经做过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有些优秀作家也已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有过全新的研究和阐释，这些作品在文本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试验和尝试，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里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应该肯定的，却仍然不能得到评论界的赞扬和理解。居然有人说，这还是受了什么什么的影响等等。可见，在文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探索之难。
我要说，人类是先有神话意义上的飞天、神灯、飞毯……才有了电，有了飞机的。在此意义上说，文学想象力是人类一切创造力的源泉。
三关于故乡
从形而上说，在平原上生活是没有依托的。可平原人又是活精神的。那日子是撑出来的，是“以气作骨”的。这里的山，是“屋山”或者叫“房山”，这里的水，是井水或者是形而上的“龙”。是具象，也是想象。所以说，在这里，人的精神不是活出来的，是练出来的。这个练，也可以是炼。人，在练或炼的过程中，很难说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五千年文明史，也许就是五千条锁链。反过来说，这里又有着生生不息的根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是的，我写他们或者说我们，就是一块块有灵的“土坯”。
当年，作为知青队的队长，我也常和一些村干部去公社开会。那时候，在公社大院或是礼堂里，我常和他们一起蹲在地上，或是要一支“老炮”（自己卷的旱烟）“喷大空”……那时我接触了一个公社的几十个大队支书，他们各有特点。后来，我也经常到农村去，见了很多村一级的干部。在中国乡村，村一级组织不具备政权形态，他们也不是国家干部，也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所以，这里活的是“集体经济”。这个所谓的“集体经济”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这就有了巨大的空间……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智慧。所以，每一个村干部都是能人、智者。由此，也可以说他们是这块土地上长势较好的“植物”。我说过，我研究的是“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状态，不分好与坏，仅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写过一部名叫《金屋》的长篇小说，是专门写金钱对人的压迫和冶炼的。那时候，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贫穷”（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贫穷”）才是万恶之源。我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会是相对健康的。反之，一个人在饱受折磨的困境中长大，他的心性肯定是不健康的……这就像是一棵幼芽，那病根是早早就种下的，在成长中渐渐成了一株含有毒素的植物。中国现在已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其实那病根早就种下了。
后来，我曾经专门请教过一个平原上的木匠，跟他讨论平原上的树，一个树种一个树种地问，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植物离开土地后都会变形，只是有的变形大、有的变形小。真正的内审，或者叫认知，是从《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开始的。
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可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迷失和失重。80年代，曾累得经出现过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好的优秀作品，名篇佳作不断涌现。好像文学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着就要逐到那只“鹿”了。可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然，文学是不开“药方”的。文学也不可能成为时代生活的药方。文学只有认知和发现的功能。文学只能写出一个时代精神语言的方向及高度。
这是敲钟人的活儿。
2001年
一关于经历
五十多年过去了，所谓童年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小城市长大的。但童年的记忆，还更多是乡下姥姥家的。那或是风，有颜色的风，沙味的风。那或是雨，绵绵的，还有草屋或瓦檐下的滴水，一个个带沙音的滴声。那或是一碗水煮胡萝卜，或是烧着地火的红鏊子，或是发了霉的红薯干。那或是夜半的一声老咳，梦中也会看见人脸，墙一样的……仍然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手是提着两串毛毛草穿起的蚂蚱，很羞涩地站在门口对母亲说：姑，没啥拿……天长、地久，我以为，这是一种浸泡过程。
五十年前，在一盏油灯下，我有幸读到了此生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时光荏苒，五十年后，直到今天，一切都模糊了，可我仍然能记得这部作品的名字，它叫《古丽雅的道路》。
这本书是我从一位小学同学那里“借”来的。我这位同学的父亲，本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却成了“右派”。这个身材高大的“右派”那时正在街道上打零工，干挖沟之类的活儿，他常常被街道的小脚老太太训得咧着大嘴哭……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他家有书！
我要说的是，正是书本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在我模糊不清的、在时间中多次被修饰篡改过的记忆里，这本书是有颜色的，它五光十色，一下子就把我带进了一个“天堂”——一个小城市贫寒家庭的工人儿子眼中的“天堂”。我得说，在我干渴的童年里，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书中的气味：甜点的气味，“大列巴”的气味，果酱的气味，还有沙发、桌布和羊毛地毯的气味……是的，这气味一下子就把我给征服了。虽然那时候我从未吃过面包，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列巴”，然而，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里，我却“吃”到了最鲜美的“大列巴”。还有声音和语气，那种用鲜牛奶和白面包喂出来的声音，那种在插有鲜花、铺有亚麻桌布、大瓷盘里摆满了红苹果的桌前，坐在沙发上，听着优美的钢琴曲，而后在谈论什么时发出的声音和语气，带有阳光和青草气味的声音和语气，风透过白色的窗纱把那甜美的声音送到了我的耳边，甚至连呼吸都是诗意的。就像百灵鸟在歌唱，或者是一串串的银铃在响……虽然我还没有见过银铃，虽然我还不知道什么样的鸟儿是百灵鸟，虽然我还没见过白色的窗纱……还有爱情，当然有爱情，“布拉吉”迎风飘扬！这本书让我早在童年时就有了关于爱情的标尺：一个穿“布拉吉”的姑娘正向我走来，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脚下有一双天蓝色的小皮鞋，弹弹地走。那些文字的背后透着八个字：高贵、美丽、健康、善良。
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最初对我的浸润。
《青年建设者》是我的一篇很稚嫩的习作。这篇习作是1976年底写的，三个月后我接到了让我进省城改稿的通知。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我被挂在火车车窗上的情景。那天，当我兴冲冲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先是排队，车站管理员让搭车人在广场上排成长队，而后在他的号令下，像遛狗一样喊着“一、二、一”，让我们在广场上转着圈，足足遛了十多分钟。终于，开始检票了，车到站了，也停下来了，可就是不开门。这是个小站，火车只停三分钟，因为车上人太多，车门竟然不开。赶车的人急得嗷嗷叫，像乱蜂一样四处乱窜……最后，无论上车或下车的，都只好通过车窗爬进爬出！那时我还年轻，也跟着人们往车窗里爬。不巧的是，我穿的厚衣服挂在了车窗钩上，无论怎么挣扎都挣不脱。这时候，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开动，可我头在里，半身在外，进不得又退不得，仍旧在车窗上挂着……在站台服务员的惊呼声中，大冷天我急出了通身大汗。火车哐哐地越开越快了，此刻我头都大了，心里乱哄哄的，一咬牙，只听刺啦一声，背上的衣服撕了个三角口子，就这么狼狈不堪地爬进去了。可在那个年代，这是最正常的事情了。
我是带着介绍信（那时出门必须有介绍信）、背着衣服上撕破的三角口子进省城的。我住在省城一家报社招待所里，这篇八千字的稿子，我八天改了八遍。那位编辑老师是个热心人，一会儿说要这样改，一会儿又说这样不行，要那样改……八天里，我昼夜不息，一遍一遍改，脑子都改糊涂了。到了最后，编辑老师很诚恳地对我说：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咋说你咋改，改不好。我记住了他这句话，而后狼狈逃窜……回许昌后，我按自己的理解，又重新写了一遍，这才发在了1978年元月号的《河南文艺》上。
我曾经在一家生产牛头刨床的工厂里当过四年车工，开过各样车床。那时候，中国制造工业所有的技术标准都是50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设备很落后，叫“苏标”，有C618、C620、C630、C650，等等。在工厂里有“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的说法。开车床一天站八小时，很紧张，一按电门，机器高速旋转，起步就是每分钟三千转，得两眼紧盯，搞不好，一刀过去，零件就废了！我是业余时间写小说的，那时工厂三班倒，有白班、前夜、后夜，所以还有一点点时间……记得1977年的一个冬日下午，我正参加厂里举办的篮球比赛，中场休息时，有人拿着一张报纸跑来告诉我：你的小说发表了，目录上有！当时，我很兴奋，下半场比赛时，每投必中！这就是精神作用了。还记得当晚下班时，厂工会主席给了我一把钥匙，那是工会办公室的钥匙。那时我住集体宿舍。这就是说，每晚下班后，我有了一个看书写字的地方。
我1971年下乡，我的知青生活是在汗水里泡出来的。当时我们知青队，有七八十个人，只有四个“10分”的劳力——那时都叫“劳力”，我是其中之一。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记得，我（或者说我们队）曾经欠公社食堂一百个蒸馍！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领着知青队的十几位男劳力拉着十几辆装满烟包的架子车，往一个四等小站（临近公社所在地）的货场送烟包。我们村离这个车站有几十里远，每辆架子车大约八九百斤重。等我们拉到货站，卸下烟包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天黑路远，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饿得肚子咕咕乱叫。于是，就有人嚷嚷：咱上哪儿弄点饭吃啊？月明星稀，都下半夜了，只有狗咬声，哪里有饭辙？马上有人出主意说：操，去公社，公社有食堂！于是，我们十几个知青拉着架子车，在凌晨时分敲开了公社的大门，一群饿狼到公社要饭来了！大门敲开后，一个食堂管理员说：干啥？这是干啥？我们十几个人居然虎汹汹地说：饿了！给点饭吃。那人说：这都啥时候了，哪儿还有饭？我说：剩饭也行。他说：剩的也没有。有知青说：馍，有馍吗？那人迟疑了一下，说：馍倒有，凉的。我们欢呼说：凉的也行。他不想给，说：要借，得打欠条。我说：行，我给你打条，到时村里还你麦。就这样，我们从公社食堂借出了一百个蒸馍。那天夜里，我们十几个人十几辆车一个拉一个穿成一串，边走边吃边唱，风凉凉地吹着，十分惬意！
回到村里，我立即找到管经济的老农队长，诉说借蒸馍的事。我说，我打了借条，必须还。他说：嗯。还。我知道了。为了此事，我一直很不安，见面就催他，整整催了一年……催急了，最后他说：公家的，不用还。就这样，最终也没有还。这是一个很质朴的老人，可他是“对”的。
上世纪整个80年代都是一个读书学习借鉴的年代。我们张开所有的毛孔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营养，那时候河南文学界办了很多讲习班，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阅读的感受，谈构思、谈想法……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比如，看了《百年孤独》后，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来文学也可以这样写！面前仿佛有了一千条路，可哪一条是我们的呢？那是一个既激动又迷茫的时刻。社会上仿制品很多，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我必须说，我的记忆有误，我是学着写过意识流作品，可终于没好意思发出去。我当年的那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小说不是意识流，它只是一个名叫《蛐蛐》的短篇。
80年代中期，可以说我吃了一肚子“洋面包”，肚子一直很胀，却没有消化的能力。是的，那时候，每天晚上，我像狼一样地在街头徘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的问题了，敢说“创作”的，必然是一种创新，或是“人人心中有、个个无”的东西。这需要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述和认知方式。可你是个笨人，你并不比别人聪明，你凭什么呢？有一段时间，转来转去，走着走着，我会走到省体育馆，那是个大院子，大院子里有大锅式的屋顶。大锅旁是用钢丝网围起的一个溜冰场。那个溜冰场上有很多年轻人在滑旱冰。在这个旱冰场上，有一个最受注目的人。他有一个无限重复的、让围观的人耻笑的动作：“燕飞”……他是个男人，却一次次地以女性的姿态“燕飞”……人人都知道他“飞”不起来，可他想“飞”，飞得忸怩。我真的很害怕，在文学创作上，也成了飞不起来的“四不像”。“洋面包”很好吃，可我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这就是我当时的痛苦。
我个人认为，不是回归传统，是寻找认知的方向，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时间是磨，认识是光。于是才有了《红蚂蚱，绿蚂蚱》。
二关于作品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回头看”的时代，也是文学经过“反思”后“寻根”的开始。记得有一天，我脱了鞋上床，不经意间忽然发现，我的小脚指甲是双的。从小脚指甲为什么是双的开始，我有了《李氏家族》的初步构想……当然，外国文学的影响仍然存在。但中国的家族小说，是在从“反思”到“寻根”的认识基础上发酵而起的。
我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生活是自己的。“平原”是自己的。认知却是来自多方面的。
我说过，在平原，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任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也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次给人以警示。在平原，草是最为低贱的植物，书中的“小虫儿窝蛋”就是这样一种草花。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它靠的就是四个字：生生不息。
比如，《生命册》中的“虫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就像“小虫儿窝蛋”一样，可以任人践踏，贱得不能再贱了。可就是她，靠捡破烂供出了三个大学生。就连死的时候，也是自己花钱葬的（她把自己的丧葬费藏在了一把破扇子把儿里）……我把人当植物来写，就是要表现“土壤与植物”的复杂关系及生命状态。当然，我从“原生态”的写作，到“精神生态”的认识，这中间是有过程的。
对于我来说，《圣经》不是源头，只是借用。有那么一个时期，《圣经》一直在我枕头旁放着，我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翻一翻，仅此。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源头或者说我的源头，仍然是中华文化，或者说是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洗不掉的东西。也许，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浸泡或者说是桎梏，是锁链也是营养钵，走不出的。汉文化的一个个文字都是用血肉喂出来的，先是刻在龟背上，后又长在人心里，都是有背景的。我认为文字是文明的开始。在时间中，生活会演变成传说，传说会演变成寓言，寓言会演变成神话，一个个放大了的民族的神话。也许，我们正在重新寻找一个民族的思维神性。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才会有神性的存在。可我们的“神”太多，乱神，就等于没有神。一个民族，要有“灯”。没有“灯”，就只有“罪”的苦海。
我在七八十年代虽然也读过鲁迅，但我与鲁迅先生无关。我读书乱、杂，不止鲁迅先生一人。我只是在研究“平原”这块土壤。我们怎么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吃的是什么？穿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的身后还有什么？等等。在写作时，我手里没有“刀”，我感同身受，我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是用“疼”来写“痛”。我要说的是，古老的、有传统意义的、纯粹的乡村已经不存在了。
早期，对于乡人来说，城里有“灯”。羊是寻灯来的。现在羊群大批进城，羊狼不分了，城市成了新的圈。只有疼是背着的，永远背着。
对于一个男权社会来说，每一次革命都是女性的盛大节日。我个人认为，中国革命与女性解放是同步的。从1949年开始（或许更早些，从“土地革命”开始），先是解放了“脚”，后又解放了“心”。解放“脚”是彻底的，解放“心”是艰难的，一步一步的。正因为她们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因此她们在革命意义和立场上才更为激进。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女性的第二次革命。女人们最先解放了“穿戴”，而后才是……这又是分步骤、分类别的。经济独立的女性和经济不能独立的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这样一个多元化时期，城市白领已经强大到不依赖或者不需要婚姻保障了；而挣扎在底层的女性却仍然在为生计（当然，也不全是生计问题）而焦虑。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的；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无价的。比如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都可以计算出它的价值。相反，比如百米赛跑，跑了世界第一；足球赛踢进了一个漂亮球；或是一首名曲，一幅凡·高的油画，这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际用途的。你很难定价，也就说是无价的。因为它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极限。诚然，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仅是要讲好一个故事，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是一个民族语言的先导和方向。它是民族精神的滋养源，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思维力、想象力的宽度和极限。所以，我所说的“文体”，指的是文学语言特有的想象力的高度和思维的方向。定然不是足球和篮球的差别。
应该说，中国作家在“文本”的探索上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与一些亚洲国家的获奖作家差距并不大。比如：有些优秀作家在深挖民族魂魄根源上已走得非常远了；有些优秀作家在本民族文学形态创作方面已经做过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有些优秀作家也已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有过全新的研究和阐释，这些作品在文本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试验和尝试，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里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应该肯定的，却仍然不能得到评论界的赞扬和理解。居然有人说，这还是受了什么什么的影响等等。可见，在文学意义上的创新和探索之难。
我要说，人类是先有神话意义上的飞天、神灯、飞毯……才有了电，有了飞机的。在此意义上说，文学想象力是人类一切创造力的源泉。
三关于故乡
从形而上说，在平原上生活是没有依托的。可平原人又是活精神的。那日子是撑出来的，是“以气作骨”的。这里的山，是“屋山”或者叫“房山”，这里的水，是井水或者是形而上的“龙”。是具象，也是想象。所以说，在这里，人的精神不是活出来的，是练出来的。这个练，也可以是炼。人，在练或炼的过程中，很难说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五千年文明史，也许就是五千条锁链。反过来说，这里又有着生生不息的根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是的，我写他们或者说我们，就是一块块有灵的“土坯”。
当年，作为知青队的队长，我也常和一些村干部去公社开会。那时候，在公社大院或是礼堂里，我常和他们一起蹲在地上，或是要一支“老炮”（自己卷的旱烟）“喷大空”……那时我接触了一个公社的几十个大队支书，他们各有特点。后来，我也经常到农村去，见了很多村一级的干部。在中国乡村，村一级组织不具备政权形态，他们也不是国家干部，也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所以，这里活的是“集体经济”。这个所谓的“集体经济”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这就有了巨大的空间……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智慧。所以，每一个村干部都是能人、智者。由此，也可以说他们是这块土地上长势较好的“植物”。我说过，我研究的是“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状态，不分好与坏，仅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写过一部名叫《金屋》的长篇小说，是专门写金钱对人的压迫和冶炼的。那时候，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我发现我错了，“贫穷”（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贫穷”）才是万恶之源。我认为，贫穷对人的戕害远远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在相对健康的、物质生活有保障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性会是相对健康的。反之，一个人在饱受折磨的困境中长大，他的心性肯定是不健康的……这就像是一棵幼芽，那病根是早早就种下的，在成长中渐渐成了一株含有毒素的植物。中国现在已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其实那病根早就种下了。
后来，我曾经专门请教过一个平原上的木匠，跟他讨论平原上的树，一个树种一个树种地问，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植物离开土地后都会变形，只是有的变形大、有的变形小。真正的内审，或者叫认知，是从《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开始的。
应该说，中国作家生逢其时，遭遇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可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迷失和失重。80年代，曾累得经出现过文学的大繁荣时期，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好的优秀作品，名篇佳作不断涌现。好像文学这只“鹿”就在眼前了，眼看着就要逐到那只“鹿”了。可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然，文学是不开“药方”的。文学也不可能成为时代生活的药方。文学只有认知和发现的功能。文学只能写出一个时代精神语言的方向及高度。
这是敲钟人的活儿。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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