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神话与文学
¤神话与文学
你谈到神话及文学中的神性。我个人认为，所谓神性，是一种创造性，是生命状态的再现形式。文学是精神的产物，只有精神层面的再生、再创造，才称得上具有神性。
这些年来，我的创作在逐渐转变。早期作品更多是对阶段性社会政治生活的描摹，接着又走向“原生态”，托出一块土地，后又试图切入“形而上”，再后又想走向“生命本质”……应该说，这些思考都是阶段性的，是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得很慢。接近文学神性是需要精神涅槃的，我的时间不够。
我仅仅是认识到了文学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语言形态是民族历史的总汇，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水准。文学语言无疑应该是民族语言的先导，是精神先导，它应该是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一种天籁之音。
我认为萨特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词语是永恒的，而人生则是短暂一瞬。
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试图走向神话。但那是政治神话。这类政治神话曾产生过创造力，但也是一种麻醉剂。紧接着是神话的幻灭，幻灭带来了猛醒，之后是一连串的背叛。当中国文学经历了物质饥荒和精神饥荒后，从空中落到了大地，开始走向生活。丢掉幻想、走向平庸后，是一种普遍的跌落和下滑。文学的表现形态变了，而内容未变。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开始呈现多种形态。一种是走向生活本身，彻底进入具象；一种是进入“根部”，进入批判性“回寻”；一种是走向“壳”，走向包装。总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多元化。作家的思维开始呈多样性，加之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学出现较多新的外壳，但尚未触及人的“再生”。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的灵魂都经过冶炼。早期文学中支撑民族精神的神话，表现苦难中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未能毁灭，那些世代相传的神话确实起了作用。
我想，文学与神话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想象的产物。想象驱使写作者将社会生活很实的部分变为一种虚构而非伪饰。在作品中结构一个村庄、一方地域，将自己对社会生活与文化传承的思考放进创作中，让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代言人，演出或说出生活的状态和形态。创造愉悦和愉悦的质量、档次，则取决于创作所体现的思想是否有神性。即除了语言的神性外，是否有思想的神性，是否使之超越具体写作的操作性痛苦。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于一个民族，就是对于写作者个体的人格自我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我认为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差别。
长久以来，广大人民一直在饥寒交迫状态中生活，所以这个民族大量是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很容易走向具象目标，比如西天取经，取到经是一种结果。《水浒》《三国》的忠义结局，也是现实生活中善恶价值取向不明显，而将之寄寓神话想象的表现，是以结果为目的的。中国精神向外走，而西方则是强调个体精神的，取向是向内的。西方语言的字母符号化，要求表达的准确性。而汉语因其象形、会意特点，表达呈模糊、修饰状态，充满多义性，通常语言处于掩饰状、掩盖状。词语作为思想的表达方式决定了文学作品中西不同的走向。所以中国很少有单个的思想，文学作品表述的多是群体思想。所谓神性，比如《三国》《水浒》，也是集体的神性，而没有个人的神性。这是东西方文学比较明显的差别。
中国和拉美在民族集体神话的文学表述上，有接近的地方。
初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相当震惊的。我们同属长期被奴役状态的民族，连童年的玩具也极相似。比如其中拉磁铁的情节，与我们小时推铁环的感觉是一样的。
拉美从愚昧落后到一步步殖民化的幻灭感觉，与我们近代有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是沉默的民族，他们也是。《百年孤独》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族的、集体的孤独，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孤独。其中透视出对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这一点与中国作家非常相像。但拉美在殖民化过程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加之特定气候、地域等本土文化因素，拉美文学在意识上走出很远，他们穿越历史、穿越具象的能力是超过中国作家的。
《百年孤独》开篇第一句至今难忘：“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将会想起童年时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潇洒，非常大的穿越。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想起童年的事情，这种叙述方式、思维方式，带来的是对历史的穿越，对生命整体的观照。
我感觉观念的新旧不是主要问题，一个作家不存在观念新不新的问题。作家需要的是视角、语言、思维，而不是观念。比如“伤痕”“反思”文学中观念在某个阶段是新的，现在看来就不免带有阶段性的认识局限。因此，它的“反思”也是阶段性的“反思”，而不是历史总体的“反思”。长期以来，文学在喷发时没有装上炸药，而是安上了滑轮，所以，一直是在阶段性的层面上滑动。
你刚才讲到当代文学想象力匮乏的问题，的确如此。我认为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政治神话”的幻灭，作家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而产生“神话”，是需要浪漫主义精神的。当代文学在特定时期那种“撕片云彩擦擦汗，对着太阳点袋烟”的想象力，留下了很深的心灵阴影。后来，在小心翼翼的反思过程中，作家的想象力实际上被大大削弱了。碎了的精神很难东山再起。而新时期崛起的年轻作家，由于西方文学信号的大量输入，可以说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但又没完全消化。这代作家没有经历过“政治神话”的熏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平庸生活的全面下滑，走向新写实，走向原生态，兴味于剖露、变形、压抑心理的表现，用西方的创作手法，形成了光滑的“壳”的艺术。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缺乏浪漫主义精神的年代，是实用主义猖獗的年代。或许过一时期，中国会产生新的浪漫主义精神。前些时，张承志提出了“清洁的精神”。这一提法是“形而上”的，可惜最后落在了很具象的土壤上。他选取了一些如荆轲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是对历史反叛精神的回寻，而不是再生和重铸。他文章最后落在对目前现实的不满，这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清洁的精神”是一面很昂扬的旗帜，但遗憾的是插在了这样一堆东西上面。二是我们很多作家的创造性表现为对伤痕的回舔，精神上是徘徊、抚摸状态，是自我调整性的、活血化瘀性的。知识界未有独立意识，自我表现、个人膨胀、小个体化随处可见，却一直未有思想的大个体化，未有独异全新的精神走向。
基于此，构建与这大走向相关的文学神性，或说是“神话式”文学，是非常必要的。
1999年
本文系《何向阳、李佩甫对话：文学与人的神话》节选
你谈到神话及文学中的神性。我个人认为，所谓神性，是一种创造性，是生命状态的再现形式。文学是精神的产物，只有精神层面的再生、再创造，才称得上具有神性。
这些年来，我的创作在逐渐转变。早期作品更多是对阶段性社会政治生活的描摹，接着又走向“原生态”，托出一块土地，后又试图切入“形而上”，再后又想走向“生命本质”……应该说，这些思考都是阶段性的，是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得很慢。接近文学神性是需要精神涅槃的，我的时间不够。
我仅仅是认识到了文学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语言形态是民族历史的总汇，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水准。文学语言无疑应该是民族语言的先导，是精神先导，它应该是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一种天籁之音。
我认为萨特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词语是永恒的，而人生则是短暂一瞬。
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试图走向神话。但那是政治神话。这类政治神话曾产生过创造力，但也是一种麻醉剂。紧接着是神话的幻灭，幻灭带来了猛醒，之后是一连串的背叛。当中国文学经历了物质饥荒和精神饥荒后，从空中落到了大地，开始走向生活。丢掉幻想、走向平庸后，是一种普遍的跌落和下滑。文学的表现形态变了，而内容未变。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开始呈现多种形态。一种是走向生活本身，彻底进入具象；一种是进入“根部”，进入批判性“回寻”；一种是走向“壳”，走向包装。总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多元化。作家的思维开始呈多样性，加之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学出现较多新的外壳，但尚未触及人的“再生”。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的灵魂都经过冶炼。早期文学中支撑民族精神的神话，表现苦难中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未能毁灭，那些世代相传的神话确实起了作用。
我想，文学与神话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想象的产物。想象驱使写作者将社会生活很实的部分变为一种虚构而非伪饰。在作品中结构一个村庄、一方地域，将自己对社会生活与文化传承的思考放进创作中，让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代言人，演出或说出生活的状态和形态。创造愉悦和愉悦的质量、档次，则取决于创作所体现的思想是否有神性。即除了语言的神性外，是否有思想的神性，是否使之超越具体写作的操作性痛苦。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于一个民族，就是对于写作者个体的人格自我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我认为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差别。
长久以来，广大人民一直在饥寒交迫状态中生活，所以这个民族大量是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很容易走向具象目标，比如西天取经，取到经是一种结果。《水浒》《三国》的忠义结局，也是现实生活中善恶价值取向不明显，而将之寄寓神话想象的表现，是以结果为目的的。中国精神向外走，而西方则是强调个体精神的，取向是向内的。西方语言的字母符号化，要求表达的准确性。而汉语因其象形、会意特点，表达呈模糊、修饰状态，充满多义性，通常语言处于掩饰状、掩盖状。词语作为思想的表达方式决定了文学作品中西不同的走向。所以中国很少有单个的思想，文学作品表述的多是群体思想。所谓神性，比如《三国》《水浒》，也是集体的神性，而没有个人的神性。这是东西方文学比较明显的差别。
中国和拉美在民族集体神话的文学表述上，有接近的地方。
初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相当震惊的。我们同属长期被奴役状态的民族，连童年的玩具也极相似。比如其中拉磁铁的情节，与我们小时推铁环的感觉是一样的。
拉美从愚昧落后到一步步殖民化的幻灭感觉，与我们近代有很接近的地方。我们是沉默的民族，他们也是。《百年孤独》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族的、集体的孤独，而不是哪一个人的孤独。其中透视出对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这一点与中国作家非常相像。但拉美在殖民化过程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加之特定气候、地域等本土文化因素，拉美文学在意识上走出很远，他们穿越历史、穿越具象的能力是超过中国作家的。
《百年孤独》开篇第一句至今难忘：“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将会想起童年时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潇洒，非常大的穿越。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想起童年的事情，这种叙述方式、思维方式，带来的是对历史的穿越，对生命整体的观照。
我感觉观念的新旧不是主要问题，一个作家不存在观念新不新的问题。作家需要的是视角、语言、思维，而不是观念。比如“伤痕”“反思”文学中观念在某个阶段是新的，现在看来就不免带有阶段性的认识局限。因此，它的“反思”也是阶段性的“反思”，而不是历史总体的“反思”。长期以来，文学在喷发时没有装上炸药，而是安上了滑轮，所以，一直是在阶段性的层面上滑动。
你刚才讲到当代文学想象力匮乏的问题，的确如此。我认为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由于“政治神话”的幻灭，作家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而产生“神话”，是需要浪漫主义精神的。当代文学在特定时期那种“撕片云彩擦擦汗，对着太阳点袋烟”的想象力，留下了很深的心灵阴影。后来，在小心翼翼的反思过程中，作家的想象力实际上被大大削弱了。碎了的精神很难东山再起。而新时期崛起的年轻作家，由于西方文学信号的大量输入，可以说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但又没完全消化。这代作家没有经历过“政治神话”的熏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平庸生活的全面下滑，走向新写实，走向原生态，兴味于剖露、变形、压抑心理的表现，用西方的创作手法，形成了光滑的“壳”的艺术。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缺乏浪漫主义精神的年代，是实用主义猖獗的年代。或许过一时期，中国会产生新的浪漫主义精神。前些时，张承志提出了“清洁的精神”。这一提法是“形而上”的，可惜最后落在了很具象的土壤上。他选取了一些如荆轲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是对历史反叛精神的回寻，而不是再生和重铸。他文章最后落在对目前现实的不满，这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清洁的精神”是一面很昂扬的旗帜，但遗憾的是插在了这样一堆东西上面。二是我们很多作家的创造性表现为对伤痕的回舔，精神上是徘徊、抚摸状态，是自我调整性的、活血化瘀性的。知识界未有独立意识，自我表现、个人膨胀、小个体化随处可见，却一直未有思想的大个体化，未有独异全新的精神走向。
基于此，构建与这大走向相关的文学神性，或说是“神话式”文学，是非常必要的。
1999年
本文系《何向阳、李佩甫对话：文学与人的神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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