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失业失学
我在米行工作了两个月，名义上是叫我去‘帮忙’，因为李健父亲投了资，可以派人进去掌一部分权，实际上我在米行不但掌不了权，还不断受到排挤。开始叫我发竹签，记一些零星账目，后来又叫我进城送货，再后来又叫我做收碗抹桌，打扫卫生等杂活，我心里非常不满。
特别是那位账房先生，记账还用老式数码，书写，认读都很不方便，计算也很慢。平时报账算账，我用阿拉伯数字心算笔算，都比他快。开始，他待我还比较客气，后来就愈来愈不好，把我当佣人一样使唤，指使我干这干那，处处提防我，不敢让我看他记账，怕我抢他的饭碗，甚至不让我在账房睡觉，叫我睡到仓库里去。
米行的仓库又乱又脏，空气混浊，老鼠成群，我只好找一块门板，放在米袋子上，当床睡觉。仓库里有几位看门的工友，家在外地，晚上没有事，就打扑克牌，睹小钱玩。我去了以后，只在边上看，有时他们玩牌人不够，就叫我一起玩，开始我不会玩扑克牌，他们就教我，因为我身上没有钱，只玩不赌。大家玩熟了以后，关系也好起来，他们都是文盲，我就帮他们写家信，他们就把米行的黑幕告诉我，当时我曾有把米行黑幕写成稿子，向报社投稿的想法。
我在米行受到排挤的情况，在我进城送货遇到李健时，都同他讲过。到9月底，当我知道抗战胜利后，父亲同大哥已有了联系，家中经济情况已有好转，我就想，离开米行回家继续上学已有可能，就同李健商量，不想在米行干了。正好李健也听说，他父亲同合伙开米行的亲友有些矛盾，不想继续投资。于是，我就离开米行回家了。
1945年9月底，我从米行回到三姨娘家，因大哥与父亲已有联系，所以，生活已有改善，每天已能吃饱饭，只是仍然很少吃荤菜，那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在家闲着无事可干，思想苦闷，前途茫茫，出路何在？经过在渔市场和米行的工作，初步了解了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在社会上混一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当时只想，还是要继续上学，弄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能会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这时学校都已开学，我没有过硬的关系，不可能去插班，所以，只好处于失学失业的状态。
有时我就去找老同学马超贤或朱继忠一起逛街，他们都还在上学。在观前街上，新开了不少书店和卖书报的摊子，我们就去翻阅。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时期，国民党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所以，各种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宣传各种思想观点，使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不知道相信什么是好。我当时不懂政治，思想上一片空白，到了书店或小报摊，什么都看。记得大概是10月到11月份，我一个人吃过早饭，就到观前街，找一家书店，进去看书报，一看就是一天，中午肚子饿了，就买烧饼充饥，可以说如饥如渴，增长了不少知识。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老百姓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艰苦地生活了八年，都盼望‘中央’早点打回来。那时，国民党政府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央’，蒋介石是抗日领袖，大家叫他‘蒋委员长’。在开会时，讲话人一说‘蒋委员长’，全体到会的人，都要起立，以表示敬意。谁知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从大后方来到苏州后，大发接收财，抢房子[洋房]，抢条子[金条]，抢票子[钞票]，抢女子[美女]，抢车子[高级汽车]，当时老百姓叫‘五子登科’，闹得乌烟瘴气，腐败透顶，很快就失去人心，当时老百姓在失望之余，流传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在舆论上，国民党官办的报纸最多，只是它言行不一致，说的是天花乱坠，做的是男盗女娼，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去看它。我当时对民主党派的报刊，如《周报》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些报刊，能经常揭露一些国民党官员腐败的情况，提出一些民主，自由的主张。也有人说，这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我当时还认识不到，只是觉得还能替老百姓说话，出了一口气。当时，还有许多小报，刊登一些社会新闻，小道消息和连载小说，我也感兴趣，经常翻阅。
记得当时有两件事，在老百姓当中议论最多；
一件事是，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当时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来自国民党的报刊，认为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炸平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炸死了几十万日本人，日本才被迫无条件投降。
一种说法来自其他报刊，认为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一百多万号称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日本人没有了退路，才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我当时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后来，1949年，我在华东军大短训班学习时，学员们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有上述看法外，统一认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抗战8年，大量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使日本精疲力尽，失败投降是早晚的事，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都只能起催化作用，决定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广大的抗战军民。
还有一件事，是对国民党军队军纪看法。当时，国军从大后方被美国飞机运到沦陷区后，以功臣自居，强买强卖，欺压百姓，使老百姓怀疑，这样的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特别是一些伤兵，买东西，吃饭不给钱，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吃点喝点还要钱？”小商小贩坚持要钱往往挨打，老百姓叫他们‘丘八老爷’。我在去观前街看书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头上身上缠着纱布，军服破旧，面孔黝黑，满身污垢的伤兵，野蛮不讲理，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打日本鬼子受了伤，竟然得不到安置，流落街头；可恨的是，他们不去找国民党政府，却成天欺压老百姓。当时，一些民主党派的报刊和小报，还能为伤兵和老百姓呼吁，而国民党的报刊根本不提这些事，净是歌功颂德，不为老百姓说话。所以，对比之下，我很少看国民党办的报刊。
特别是那位账房先生，记账还用老式数码，书写，认读都很不方便，计算也很慢。平时报账算账，我用阿拉伯数字心算笔算，都比他快。开始，他待我还比较客气，后来就愈来愈不好，把我当佣人一样使唤，指使我干这干那，处处提防我，不敢让我看他记账，怕我抢他的饭碗，甚至不让我在账房睡觉，叫我睡到仓库里去。
米行的仓库又乱又脏，空气混浊，老鼠成群，我只好找一块门板，放在米袋子上，当床睡觉。仓库里有几位看门的工友，家在外地，晚上没有事，就打扑克牌，睹小钱玩。我去了以后，只在边上看，有时他们玩牌人不够，就叫我一起玩，开始我不会玩扑克牌，他们就教我，因为我身上没有钱，只玩不赌。大家玩熟了以后，关系也好起来，他们都是文盲，我就帮他们写家信，他们就把米行的黑幕告诉我，当时我曾有把米行黑幕写成稿子，向报社投稿的想法。
我在米行受到排挤的情况，在我进城送货遇到李健时，都同他讲过。到9月底，当我知道抗战胜利后，父亲同大哥已有了联系，家中经济情况已有好转，我就想，离开米行回家继续上学已有可能，就同李健商量，不想在米行干了。正好李健也听说，他父亲同合伙开米行的亲友有些矛盾，不想继续投资。于是，我就离开米行回家了。
1945年9月底，我从米行回到三姨娘家，因大哥与父亲已有联系，所以，生活已有改善，每天已能吃饱饭，只是仍然很少吃荤菜，那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但在家闲着无事可干，思想苦闷，前途茫茫，出路何在？经过在渔市场和米行的工作，初步了解了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在社会上混一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当时只想，还是要继续上学，弄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能会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这时学校都已开学，我没有过硬的关系，不可能去插班，所以，只好处于失学失业的状态。
有时我就去找老同学马超贤或朱继忠一起逛街，他们都还在上学。在观前街上，新开了不少书店和卖书报的摊子，我们就去翻阅。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时期，国民党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所以，各种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宣传各种思想观点，使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不知道相信什么是好。我当时不懂政治，思想上一片空白，到了书店或小报摊，什么都看。记得大概是10月到11月份，我一个人吃过早饭，就到观前街，找一家书店，进去看书报，一看就是一天，中午肚子饿了，就买烧饼充饥，可以说如饥如渴，增长了不少知识。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老百姓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艰苦地生活了八年，都盼望‘中央’早点打回来。那时，国民党政府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央’，蒋介石是抗日领袖，大家叫他‘蒋委员长’。在开会时，讲话人一说‘蒋委员长’，全体到会的人，都要起立，以表示敬意。谁知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从大后方来到苏州后，大发接收财，抢房子[洋房]，抢条子[金条]，抢票子[钞票]，抢女子[美女]，抢车子[高级汽车]，当时老百姓叫‘五子登科’，闹得乌烟瘴气，腐败透顶，很快就失去人心，当时老百姓在失望之余，流传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在舆论上，国民党官办的报纸最多，只是它言行不一致，说的是天花乱坠，做的是男盗女娼，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去看它。我当时对民主党派的报刊，如《周报》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些报刊，能经常揭露一些国民党官员腐败的情况，提出一些民主，自由的主张。也有人说，这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我当时还认识不到，只是觉得还能替老百姓说话，出了一口气。当时，还有许多小报，刊登一些社会新闻，小道消息和连载小说，我也感兴趣，经常翻阅。
记得当时有两件事，在老百姓当中议论最多；
一件事是，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当时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来自国民党的报刊，认为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炸平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炸死了几十万日本人，日本才被迫无条件投降。
一种说法来自其他报刊，认为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一百多万号称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日本人没有了退路，才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我当时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后来，1949年，我在华东军大短训班学习时，学员们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有上述看法外，统一认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抗战8年，大量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使日本精疲力尽，失败投降是早晚的事，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都只能起催化作用，决定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广大的抗战军民。
还有一件事，是对国民党军队军纪看法。当时，国军从大后方被美国飞机运到沦陷区后，以功臣自居，强买强卖，欺压百姓，使老百姓怀疑，这样的军队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特别是一些伤兵，买东西，吃饭不给钱，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吃点喝点还要钱？”小商小贩坚持要钱往往挨打，老百姓叫他们‘丘八老爷’。我在去观前街看书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头上身上缠着纱布，军服破旧，面孔黝黑，满身污垢的伤兵，野蛮不讲理，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打日本鬼子受了伤，竟然得不到安置，流落街头；可恨的是，他们不去找国民党政府，却成天欺压老百姓。当时，一些民主党派的报刊和小报，还能为伤兵和老百姓呼吁，而国民党的报刊根本不提这些事，净是歌功颂德，不为老百姓说话。所以，对比之下，我很少看国民党办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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