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我们的旗——怀念南丁

    辑二

    ¤我们的旗——怀念南丁

    他走了。

    走得很平静，很安详，也很决绝。他走后，我们曾希望他能给我们托一梦，没有。他不愿打扰任何人。可我还是看见他了。我看见他在空中飘扬。

    他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在北京301医院做了大手术，几乎切开了半个胸腔。可他一直在走，一直到他走不动的那一天。问他疼吗？他摇摇头，说：不疼。

    他是安徽人，1949年背着行囊来到河南。在河南生活了六十六年，在河南省文联大院里行走了六十余年。自上世纪50年代起，他的作品《检验工叶英》《何科长》《良心》《被告》等就闻名全国，为此参加过全国的群英会；80年代以来，他的作品《旗》《尾巴》《两个短暂一生的编年史》等作品，被文坛称为“开了中国反思文学的先河”。可在这个大院里，无论年老年少，不分老幼尊卑，都称他为“南丁”。即使他当了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之后，人们仍然称他“南丁”。有了问题，人们说：“找南丁。”有了意见，人们说：“找何南丁。”于是，文联先是有了专门接待作家的“客房”，后来又有了招待所、食堂、浴池，等等。记得有一次，农民作家乔典运从南阳来，我们在省文联的招待所里神聊至半夜，聊激动了，老乔说：“我去给南丁说。”当夜就推开了南丁的家门。那时候，南丁的家门几乎二十四小时对从下边来的作家开放。凡有作者从下边来，有什么要求，会自豪地说：“我跟南丁说了。”那就是这个大院的“通行证”。他的微笑，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1980年，作为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我有幸参加了河南省文联举办的文学研修班。在这个班上，我们的辅导员、作家徐慎先生有一天对我说：“南丁想见你。你去见见他。”那时，我有点傻，羞于见他。我一个工人出身的青年，南丁在我眼里是“高山仰止”。过了几天，徐慎先生问我：“见南丁了吗？”我嗫嚅着摇了摇头。他说：“去。你怕啥，去见见他。”可我自觉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还是羞于见他。一个月后，徐慎先生再问：“见南丁了吗？”我很为难地说：“我，不好意思。”徐慎先生即刻说：“张斌，你领佩甫去见见南丁。”于是，当晚老大哥张斌带着我去文联家属院见了南丁先生。

    这天晚上，由于紧张，我已不记得自己都胡说了些什么。好像南丁也没怎么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第二天，在一个座谈会上，南丁手里提一黑包，慢悠悠地走来，把我叫出去，递给我一张“调干表”，说了两个字：“填填。”此后，我就成了参与筹办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四个青年编辑之一。

    在那个时期里，受到南丁先生关照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先后调入的专业作家有杨东明、张一弓、张斌、郑彦英、张宇、田中禾、齐岸青、孙方友，还有很多很多，也就不一一列举了。翻开改革开放后的河南文学史，就知道先生作为“文学园丁”的高瞻远瞩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河南文学在长篇领域里几乎是个空白：三十年只有一部半长篇（据说一部是《黄水传》，半部是当时没出版的《差半车麦秸》）。南丁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河南文学改革开放后的奠基者。作为河南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的筹办人，当年南丁先生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拉起一支中篇创作队伍，为河南的长篇创作打好基础。”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河南最美的避暑胜地——鸡公山一号楼（那是鸡公山上一栋风景最好的别墅），河南省文联包了十年。那是专门用来给作家、艺术家改稿子、开作品研讨会的。于是，河南省文联有了七家供作者发表作品的刊物，有了一支四代同堂的文学豫军，有了每年上百部（集）作品的涌现。

    南丁先生退休后，仍是河南文学的“定海神针”。先生一直积极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常幽默地称自己为“80后”。他笑眯眯地往会场上一坐，会议的气氛就格外活跃、生动、热烈。

    南丁先生走了。先生活得尊严，走得尊严。

    南丁先生走了。他走向了大海。中原文坛痛失一代大纛，写下这些文字何所依？我哭，我疼。

    南丁先生走了。这预示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那么，也或将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愿南丁老师一路走好。尚飨！

    我们的旗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