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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初为人母(上)

    1968年9月5日XJ革委会成立,从那时候开始我丈夫他们热衷于跳舞,队部门口每天一大早和下班后都有很多人,我丈夫属于积极分子很投入,他跳得很认真几乎每天都要跳到很晚才回来。

    回来也不闲着,一门心思的坐在家里剪红纸,用剪刀在红纸上剪出大大小小的忠字,还一个个的贴在墙上,那是一股从全国吹向边疆的流行风,那段时间家里家外到处都是红彤彤的一片,红油漆红布红纸都成了非常紧俏的商品。

    1969年元旦,我丈夫休息在家,他依旧在忙着剪红纸,我在洗被子,那会洗衣服是用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铁盆,每洗完一遍就要把大铁盆端到外边去倒水,XJ的冬天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正常,最冷的时候会出现零下四十度,水泼出去后很快就会变成冰,所以要把水倒在离路边很远的地方才行,不然行人走在冰上很容易滑倒。

    那时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端这么大的一盆水出去倒很吃力,我就喊丈夫帮我倒,他一心忙着,没搭理我,我不想多说,觉得自己还行就挺着大肚子端出去倒了。

    傍晚肚子开始剧烈疼痛,我找邻居李爱芳,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说:“李爱芳,我肚子疼厉害,会不会有什么事?”

    她说:“你是不是今天干活累到了,可能要流产,赶快到医院去。”

    她来和我丈夫说要赶紧送去医院,我丈夫这才放下剪刀跑去鸡群牵过来一辆毛驴车,铺好被褥,扶着我躺上去,急忙忙送到了医院。

    医院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医生正准备离开,护士长朱淑珍看到我的情况想办法腾出了一张空床,马上给我打了黄体酮,说是保胎针。

    我就住在医院保胎,保胎期间实在没事情做,就干些针线活,织织毛衣什么的。

    护士长朱淑珍,是政委邵文清的妻子,她看到我毛衣上面织的有字,就问我你这个字是怎么织的,我们交谈了一会,她说:“我有个女儿,10岁了,一直想给她织一件毛线大衣,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帮这个忙呀?”

    我心里想这当然能帮啊,满口答应说:“可以啊,你把女儿叫来我看一下,有多高,长什么样子适合穿什么样的款式。”

    护士长就带着女儿来让我看了看,她女儿很漂亮,教养也好,我看了很喜欢,叫她去称了一些大红色的毛线回来。

    一个星期后,我出院回到家,想着这件毛衣要怎么织好看还大方,很快就织好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这件红色的毛线大衣带了过去,护士长打开一看惊喜不已立刻给女儿穿上。

    她女儿扎着两个可爱的小辫子,红色毛衣穿上后特别亮眼,那些护士医生都围着看,大家赞不绝口,护士长就指着我说,毛衣是我织的。

    好多人就围过来问我:“这样好看的图案是什么书上看的吗?”

    我说:“没有书,是凭我自己的想象织出来的,衣服好不好看还是要看穿的人,小姑娘长得好看,搭配的也很好看。”

    我们家隔墙就是托儿所,托儿所里有个男孩很调皮,把隔墙掏了个小洞,有时间就从那个洞钻到我家来,经常这样钻来钻去的玩,他特别调皮的总闯祸,一天他钻到了一辆拖拉机底下玩,开拖拉机的人没看到开动后压到了他,就没能活过来。

    这以后我心里有点怕,加上领导考虑我已经怀孕家里要添人口一间房太小,隔壁又是托儿所吵吵嚷嚷的休息不好,刚好开链轨拖拉机的陈长生搬家,连队就把他家的房子分给了我们。

    春节后,我们搬了新家。这套房有两间,原本住的陈长生一家是很爱干净的人,房间很整洁,顶棚也好的,我们用石灰刷了墙就搬了进去,搬到了我的小老乡杨天文的隔壁。

    看着孩子快要出生了,我们俩商量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我丈夫说男孩叫红忠女孩叫红艳,就是又红又忠,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名字。

    4月9日,我肚子开始有些痛了,想应该是要生了,我丈夫去借来毛驴车,我躺在上面去了医院。那几天生孩子的人特别多,医院里没有一张空床,护士长朱淑珍就想办法安排了一个床位让我住下。

    我的肚子越来越痛,护士长来看过好几次确认我骨缝一点都没有开,她说因为我打过保胎针,骨缝很难开,让我再坚持坚持,就这样我疼了两天两夜,我丈夫一直陪着,晚上也不敢离开。

    熬到骨缝开至可以分娩的时候,我已经疼得精疲力竭,给我接生的医生叫王玉华,她和护士一直喊着叫我用劲,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生了好长时间,终于在1969年4月11日早上九点一刻,我的大儿子红忠出生了。

    当看到刚出生的孩子脖子上被脐带缠绕了好几圈,脸已经变得青紫,医生护士都吓了一大跳,多亏了王玉华医生反应迅速,她一把扯掉自己的口罩,把缠绕在孩子脖子上的脐带解开做人工呼吸,又把孩子倒过来拍打,终于抢救过来,但抢救的这个过程也让孩子着凉了,患上了新生儿肺炎,我陪着大儿子继续住院。

    那时候团里大部分都是刚结婚的年轻家庭,一年要生下来好多的孩子,说是要生一个连队,大概有两三百个孩子吧。

    幸运的是,医生护士多是我丈夫的老乡,都特别关心我的孩子,尤其是护士长,因为之前给她女儿织过毛衣,更熟悉一些,她对我特别好,加上她丈夫是政委,她是护士长,在医院里说话比较管用,否则医院也不会这么特别关照我们母子。

    我儿子高烧四十多度,各种退烧办法想尽还是退不下来,护士长就把备战用的消炎药拿出来给我儿子用,可是用了以后还是高烧不退,而且一直拉不出大便,王玉兰医生就用管子往外吸大便,让我看的很是感动,后来王玉兰医生看着我儿子的肚皮鼓胀得亮亮的,说这样不行,必须转院,她就安排我们马上转院去QT县第三人民医院。

    单位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我抱着孩子,我丈夫陪着一同去奇台。

    到了三医院但那里也没有床位,我们只能在医院的走廊上接受治疗,虽然四月的内地已经春暖花开,但XJ的四月还是很冷,尤其是晚上下山风很大,我丈夫就用军大衣罩在我们母子头上帮着挡风。

    两天后等到里面有了床位,我们才住进了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