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动荡不安的日子
我丈夫的宣传队每天忙的不亦乐乎，那段时间大家看起来都很亢奋，经常发生很多出人意料的事。
我丈夫所在的值班连也是，他是少数派，有一天晚上有消息说场部要来一些人解救什么人。
值班连副连长郭文宝私下里给我丈夫的战友甘志平说：“今天晚上你值班的时候，如果他们到了要搞什么动作，你就向李伍娃进攻。”
甘志平是个山东人，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他知道我丈夫是从来不会伤害谁或者想清除谁的，他们是弟兄一样的战友，他当时没有和领导争辩，但他内心很清楚，是不会向我丈夫进攻的。还好，那晚我丈夫也的确没有做什么事，他也就交了差，后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和我丈夫说了。
有时他在家里和我说这些事情，我说：“你们听到一点消息就瞎哄哄，不自己去思考，不能他们说是黑的你就说是黑的，说是白的你就说是白的......”我一天天的看他折腾着，心里有些好笑。
我们两人因为阶级立场和个人经历不同，在这件事情上无法达成共识，我考虑问题会想的多一些，但他想的很简单，就跟着大家一起瞎折腾，常常我都说他们这些做法是太愚蠢。
我丈夫在1968年秋天被值班连队开除下放到了农业连队，一同下放的还有一个马团长，一个赵团长，一个张政委，一个杜干部，他们五个人被安排在羊群，我丈夫是组长。
指导员叫我丈夫去放羊，我丈夫说：“我没放过羊不懂放羊，如果放羊期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羊跑掉吃了庄稼地，这些责任我都不承担。”
指导员就答应：“不要你承担，你只管去放羊。”
我丈夫就在羊群一起放羊放牛放马。
那时候物资很紧缺，原本定量每家给到的供应就不给我们了，连蔬菜都没有，靠着我丈夫的一些老乡和朋友分给一点凑合过日子。
我丈夫也会去附近的生产队买，因为他在一连待过，那些人知道我丈夫是个好人，所以愿意帮助我们，叫我们缺什么就去买就行了。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把桌椅还有洗脸架子都搬走了，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毫无办法，我有个四川老乡叫黄菊花，也是才结婚没多久，就在前一天还来我家，说她家里没有油，我大方给她倒了大半缸子。后来知道她是清楚这些人要来我们家的，但没有告诉我，我们还是老乡，那会每人一个月的计划油就是一缸，想着我就那样给她倒了大半缸，她居然没有提醒我，我就很愤懑，所以说人的心是猜不透的。
有一次单位要分过冬的猪肉，那些肉一块块摆在我家的桌上，我去买肉的时候，看到那么漂亮的书桌变成了脏兮兮货架，心里特别难过。
买好肉我就往回走，一路上泪一直是在往肚中流，我想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啊，快走到家的时候，我腿软的都迈不开步了，因为我腹中有胎儿，我不能倒下。
推开门把肉放在案子上，跑到床上去坐下眼泪总算是敢流下来了，但强忍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我们隔壁是托儿所的大班，大班的阿姨是高院长的老婆，也姓张，是个很积极的人，害怕她听到哭声去告状，说是不是我不满意啊，如果她汇报了要把我拉去问的话，我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只能忍着趴在床上默默的哭泣，一直到天快黑了，我丈夫要下班回来了，我才鼓起劲起来准备晚饭。
我还是办法把家布置的像个家的样子，我们用砖和木板搭几个台子做了桌椅，再去商店要来纸箱，把换季的衣物和杂物都装起来，用单身时用的布单盖上，买了点棉线用钩针编织出几块三角形的盖巾，罩上去后看着就像很高级的柜子，所以我们家里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托儿所所长李淑敏和我关系不错，她丈夫也是925的老兵，是四川老乡，她有时间就来串门。
她看我做针线活就摸着看：“哎呦，你这钩的东西真好看，你咋这么巧啊？”
我说：“没什么巧不巧的，就是没事就想找些事情做呗。”
她看看那些所谓的“家具”说：“你们家一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托儿所里好多来送孩子的人都常说你是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家里摆设也跟别人不一样。”
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的出身不好，但我知道李淑敏并没有恶意，于是说：“我们只有老李一个人有工资，钱和布票也就这么多，但再艰苦也要好好过嘛，他们想怎么说怎么说去吧，人的嘴巴长在他自己的身上。”
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丈夫负责宰羊，这个地方大事都是互相调用人员的，他把天山牧区的维族哈萨克人调下来宰羊，羊群内部会处理羊架子，就是剔过肉的骨头，一只羊的骨头一块钱，是羊群的福利，外人很不容易买到，朋友和邻居就来托我丈夫帮着买，那些宰羊的人就多留一些肉在骨头上，买回去能剔下来好几公斤的肉。
那会有传言说，二连有名潜伏的女特务，二十多岁，描述的和我很像，听到这些传言我挺着大肚子去找指导员。
我问指导员：“你说我是特务，我哪里那个本事啊，我大字不识三升，话都说不清楚，我会去当特务吗？”
他说：“你怎么能说我的不是呢？”
我说：“我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可我是长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会去做，你要有事实有凭据。”
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面对这一波波的指责和脏水我们俩都很淡定。我丈夫人心地善良，他总觉得我不容易很可怜，总是护在我前面不想叫我受到任何伤害。
我丈夫所在的值班连也是，他是少数派，有一天晚上有消息说场部要来一些人解救什么人。
值班连副连长郭文宝私下里给我丈夫的战友甘志平说：“今天晚上你值班的时候，如果他们到了要搞什么动作，你就向李伍娃进攻。”
甘志平是个山东人，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他知道我丈夫是从来不会伤害谁或者想清除谁的，他们是弟兄一样的战友，他当时没有和领导争辩，但他内心很清楚，是不会向我丈夫进攻的。还好，那晚我丈夫也的确没有做什么事，他也就交了差，后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和我丈夫说了。
有时他在家里和我说这些事情，我说：“你们听到一点消息就瞎哄哄，不自己去思考，不能他们说是黑的你就说是黑的，说是白的你就说是白的......”我一天天的看他折腾着，心里有些好笑。
我们两人因为阶级立场和个人经历不同，在这件事情上无法达成共识，我考虑问题会想的多一些，但他想的很简单，就跟着大家一起瞎折腾，常常我都说他们这些做法是太愚蠢。
我丈夫在1968年秋天被值班连队开除下放到了农业连队，一同下放的还有一个马团长，一个赵团长，一个张政委，一个杜干部，他们五个人被安排在羊群，我丈夫是组长。
指导员叫我丈夫去放羊，我丈夫说：“我没放过羊不懂放羊，如果放羊期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羊跑掉吃了庄稼地，这些责任我都不承担。”
指导员就答应：“不要你承担，你只管去放羊。”
我丈夫就在羊群一起放羊放牛放马。
那时候物资很紧缺，原本定量每家给到的供应就不给我们了，连蔬菜都没有，靠着我丈夫的一些老乡和朋友分给一点凑合过日子。
我丈夫也会去附近的生产队买，因为他在一连待过，那些人知道我丈夫是个好人，所以愿意帮助我们，叫我们缺什么就去买就行了。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把桌椅还有洗脸架子都搬走了，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毫无办法，我有个四川老乡叫黄菊花，也是才结婚没多久，就在前一天还来我家，说她家里没有油，我大方给她倒了大半缸子。后来知道她是清楚这些人要来我们家的，但没有告诉我，我们还是老乡，那会每人一个月的计划油就是一缸，想着我就那样给她倒了大半缸，她居然没有提醒我，我就很愤懑，所以说人的心是猜不透的。
有一次单位要分过冬的猪肉，那些肉一块块摆在我家的桌上，我去买肉的时候，看到那么漂亮的书桌变成了脏兮兮货架，心里特别难过。
买好肉我就往回走，一路上泪一直是在往肚中流，我想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啊，快走到家的时候，我腿软的都迈不开步了，因为我腹中有胎儿，我不能倒下。
推开门把肉放在案子上，跑到床上去坐下眼泪总算是敢流下来了，但强忍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我们隔壁是托儿所的大班，大班的阿姨是高院长的老婆，也姓张，是个很积极的人，害怕她听到哭声去告状，说是不是我不满意啊，如果她汇报了要把我拉去问的话，我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只能忍着趴在床上默默的哭泣，一直到天快黑了，我丈夫要下班回来了，我才鼓起劲起来准备晚饭。
我还是办法把家布置的像个家的样子，我们用砖和木板搭几个台子做了桌椅，再去商店要来纸箱，把换季的衣物和杂物都装起来，用单身时用的布单盖上，买了点棉线用钩针编织出几块三角形的盖巾，罩上去后看着就像很高级的柜子，所以我们家里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托儿所所长李淑敏和我关系不错，她丈夫也是925的老兵，是四川老乡，她有时间就来串门。
她看我做针线活就摸着看：“哎呦，你这钩的东西真好看，你咋这么巧啊？”
我说：“没什么巧不巧的，就是没事就想找些事情做呗。”
她看看那些所谓的“家具”说：“你们家一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托儿所里好多来送孩子的人都常说你是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家里摆设也跟别人不一样。”
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的出身不好，但我知道李淑敏并没有恶意，于是说：“我们只有老李一个人有工资，钱和布票也就这么多，但再艰苦也要好好过嘛，他们想怎么说怎么说去吧，人的嘴巴长在他自己的身上。”
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丈夫负责宰羊，这个地方大事都是互相调用人员的，他把天山牧区的维族哈萨克人调下来宰羊，羊群内部会处理羊架子，就是剔过肉的骨头，一只羊的骨头一块钱，是羊群的福利，外人很不容易买到，朋友和邻居就来托我丈夫帮着买，那些宰羊的人就多留一些肉在骨头上，买回去能剔下来好几公斤的肉。
那会有传言说，二连有名潜伏的女特务，二十多岁，描述的和我很像，听到这些传言我挺着大肚子去找指导员。
我问指导员：“你说我是特务，我哪里那个本事啊，我大字不识三升，话都说不清楚，我会去当特务吗？”
他说：“你怎么能说我的不是呢？”
我说：“我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可我是长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会去做，你要有事实有凭据。”
因为我们都觉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面对这一波波的指责和脏水我们俩都很淡定。我丈夫人心地善良，他总觉得我不容易很可怜，总是护在我前面不想叫我受到任何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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