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翻山越岭去换粮
1962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那时家里就母亲、二姐、我、弟弟我们四个人一起生活。
我已经17岁，身体基本恢复，再次成为了母亲的帮手。
我们被划分到了板栗大队，组成了一个十五户的小生产队，这十五家都是很温顺善良的人，我们终于熬到了不再提心吊胆的日子。
那会粮食还是非常短缺，有一次，我肚子疼的不行，二姐刚好是在老鹰岩给另外一个大队种苞谷，去那里干活的人是可以吃上苞谷面干饭的，于是我二姐用手绢藏了一些干饭，有鸡蛋大的一团，捆得紧紧的偷偷拿回来，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把这团干饭加上水在陶罐里煮成了苞谷粥，母亲拿粥喂我，我喝完没一会肚子就不疼了，粮食真是比药还灵验啊。
邻居里有个妇女队长王秀碧，是个善良的人，我叫她姐姐，还有一位邻居叫和平，我叫她嫂子，她和秀碧姐姐两个经常出去偷些吃的，起初她们来叫我们，可我们这样的人哪里敢去偷呢，万一被抓后果不敢想象。
她俩常去地里偷了点萝卜什么的，只要是能充饥的，都会先到我家留几个，其余的她们才背回家。有一次偷了一些嫩苞谷，苞谷粒还没长饱满，她们先到我家放下一点，我们煮了煮，就把苞谷粒连同苞谷心一起嚼着吃了下去。
因为她俩见我们不敢去偷，也害怕我们被饿死，所以每次都会分一些给我们，这个生产小队的十五家人都是那么善良，我们就像一家人那样团结。
大家都千方百计的想法子找粮食，当得知可以用针线活换粮食我们高兴极了，因为我和二姐都会做针线活，我们买了点白布，做了一些小帽子，小围兜，小鞋子，还有枕头什么的，二姐绣花的水平很高，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很是漂亮精致，我就常把这些小东西背到湖北恩施与四川交界的地方去换粮食。
我们一起去换粮食的有好几个人：和平嫂嫂的老公罗森林哥哥，王秀碧姐姐的老公焉治国，还有邻居张家的侄子张世国。
张世国脑子很灵活人也很热心，我们每次出门换粮食都和他一路，他负责背粮食，他帮助我家的地方很多，我很感激他。
我们总是天麻麻亮就出门，要走的很快，最后经过莲湖山，翻过这座山天也黑了，我们就到了湖北境内。
那个地方的人住的很稀疏，山顶上的土地无人管理，都是由他们自己种，能有多少劳力就种多少地，主要产的苞谷和土豆，他们那的土质好，土豆能长很大，所以那里每家每户的楼上都有成堆的土豆和苞谷。
我们就住在山顶上的第一户人家，这家人很大方，烧了好大一堆炭火，提着两大篮子土豆来，把土豆往炭盆周围摆放一圈烤着，我们围坐在一起烤火，一边烤土豆。我坐在一个用草编起来的凳子上，是个好大的圆圆的草凳。
当我们在那大口地吃着土豆时，那家人就一旁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看着看着他们都笑了起来，我们不解的互相看看也都放声大笑，我们每个人脸上都黑乎乎的几乎认不出来了。
因为火塘里烤出来的土豆皮是黑黑的，饥饿难耐的我们拿起黑乎乎的土豆就啃，自然吃的满脸都是黑黑的，所以谁看到谁都忍不住要大笑，那笑声是久违了的吃饱饭后底气十足地笑声，那笑声飞出了木屋，在深夜寂静的森林里回荡。
吃饱了笑够了，赶了一天山路的我们又累又困，一个个都倒头就睡了，我身子一歪，睡在了那个大草凳上。
第二天醒来，我们拿出东西挨家挨户的换粮食，那里的人很喜欢我们做的小东西，一直赞不绝口，他们也都很大方，只走了两三户人家就换到了很多粮食，差不多够我们背的量了。
临走前我们去和第一户人家告别，他们又豪爽地给我们每个背篼里放一二十个土豆，那个地方的人实在太好了。
我们急忙忙往回走，路上我的脚不知什么缘故肿得很厉害，离家没有多远的时候，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张世国就把我的背篼背到他身上，一直陪着我先回到家，把我的粮食放好他才回家去了。
母亲看到我的脚肿得不像样，很难过，她烧水给我敷脚，又把我的脚抱在她的胸前，放在肚子上一直搓着揉着，我感到母亲的肚子软软的暖呼呼的好舒服啊。
我安慰母亲说：“就是肿了一下，没得事，明天就会好的。”
有一次，家里又断粮了，还是我们这几个人，我带上自己做的针线活，准备到铺子坝去换粮食，那天才下过大雨路很不好走，到铺子坝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
大人们找了户人家，我们就在那家住下，所谓的住下，并不是有房间有床，只不过是在人家的灶门口，拿一个凳子坐下来休息。
早晨去打听，说我们想要翻过这座山去看看那边能不能换得到粮食，又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
有个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那边好多人都饿着呢，根本没有粮食，你们还是趁早回去吧。”
还有人说：“路很远，你们去也是白去的，那边山寨都是石头山，路相当的不好走。”
大人们商量一下决定空手回家，又是走了一天的山路，走到天黑到家。看着肿得高高的双脚，心里很是凄荒，白白走了两天的路，一颗粮食也没能换回来。
那一年呢，虽然没什么粮食，我们不断地想办法去找吃的，但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加上我们队的廖光耀哥哥和罗梦芝姐姐，对我们都很好，日子过的还算是太平。
但到了1963年的秋天，又出现了变故，起因是黄金沟西边的人划分到文家大队，而我们所在的文家坝也归到了文家大队。这里有些人的心眼很坏，对我们总是盯住不放。
有一次舅舅给了我们一点腊猪油，我们很开心的用那个油炒菜。
不料被几个黑心人闻到了，冲进来大吼：“啊？你们家还在过地主生活？!”
说完就把我母亲拉走，我们家的日子又难了。
一到天黑，我们都不敢说话，家里静悄悄地，就这样还是有人去汇报说我母亲骂了人，接着就把我母亲又抓走了。
我母亲当然不承认，她说：“我们娘母几个话都没有敢说，这是从哪来的传言呢。”
他们厉声呵斥道：“你还敢狡辩！”
那个日子我时时刻刻都在担惊受怕，害怕我母亲被抓走，害怕我母亲会失去生命，一想到可能会失去母亲，仿佛就看到各种各样凶猛的豺狼野兽向我扑面而来。
可能从小就活在这样的恐惧里吧，我一直胆子很小，一辈子都不敢生贪念，又有着很强的自尊心，有活就抢着干不想被人看不起。
我已经17岁，身体基本恢复，再次成为了母亲的帮手。
我们被划分到了板栗大队，组成了一个十五户的小生产队，这十五家都是很温顺善良的人，我们终于熬到了不再提心吊胆的日子。
那会粮食还是非常短缺，有一次，我肚子疼的不行，二姐刚好是在老鹰岩给另外一个大队种苞谷，去那里干活的人是可以吃上苞谷面干饭的，于是我二姐用手绢藏了一些干饭，有鸡蛋大的一团，捆得紧紧的偷偷拿回来，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把这团干饭加上水在陶罐里煮成了苞谷粥，母亲拿粥喂我，我喝完没一会肚子就不疼了，粮食真是比药还灵验啊。
邻居里有个妇女队长王秀碧，是个善良的人，我叫她姐姐，还有一位邻居叫和平，我叫她嫂子，她和秀碧姐姐两个经常出去偷些吃的，起初她们来叫我们，可我们这样的人哪里敢去偷呢，万一被抓后果不敢想象。
她俩常去地里偷了点萝卜什么的，只要是能充饥的，都会先到我家留几个，其余的她们才背回家。有一次偷了一些嫩苞谷，苞谷粒还没长饱满，她们先到我家放下一点，我们煮了煮，就把苞谷粒连同苞谷心一起嚼着吃了下去。
因为她俩见我们不敢去偷，也害怕我们被饿死，所以每次都会分一些给我们，这个生产小队的十五家人都是那么善良，我们就像一家人那样团结。
大家都千方百计的想法子找粮食，当得知可以用针线活换粮食我们高兴极了，因为我和二姐都会做针线活，我们买了点白布，做了一些小帽子，小围兜，小鞋子，还有枕头什么的，二姐绣花的水平很高，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很是漂亮精致，我就常把这些小东西背到湖北恩施与四川交界的地方去换粮食。
我们一起去换粮食的有好几个人：和平嫂嫂的老公罗森林哥哥，王秀碧姐姐的老公焉治国，还有邻居张家的侄子张世国。
张世国脑子很灵活人也很热心，我们每次出门换粮食都和他一路，他负责背粮食，他帮助我家的地方很多，我很感激他。
我们总是天麻麻亮就出门，要走的很快，最后经过莲湖山，翻过这座山天也黑了，我们就到了湖北境内。
那个地方的人住的很稀疏，山顶上的土地无人管理，都是由他们自己种，能有多少劳力就种多少地，主要产的苞谷和土豆，他们那的土质好，土豆能长很大，所以那里每家每户的楼上都有成堆的土豆和苞谷。
我们就住在山顶上的第一户人家，这家人很大方，烧了好大一堆炭火，提着两大篮子土豆来，把土豆往炭盆周围摆放一圈烤着，我们围坐在一起烤火，一边烤土豆。我坐在一个用草编起来的凳子上，是个好大的圆圆的草凳。
当我们在那大口地吃着土豆时，那家人就一旁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看着看着他们都笑了起来，我们不解的互相看看也都放声大笑，我们每个人脸上都黑乎乎的几乎认不出来了。
因为火塘里烤出来的土豆皮是黑黑的，饥饿难耐的我们拿起黑乎乎的土豆就啃，自然吃的满脸都是黑黑的，所以谁看到谁都忍不住要大笑，那笑声是久违了的吃饱饭后底气十足地笑声，那笑声飞出了木屋，在深夜寂静的森林里回荡。
吃饱了笑够了，赶了一天山路的我们又累又困，一个个都倒头就睡了，我身子一歪，睡在了那个大草凳上。
第二天醒来，我们拿出东西挨家挨户的换粮食，那里的人很喜欢我们做的小东西，一直赞不绝口，他们也都很大方，只走了两三户人家就换到了很多粮食，差不多够我们背的量了。
临走前我们去和第一户人家告别，他们又豪爽地给我们每个背篼里放一二十个土豆，那个地方的人实在太好了。
我们急忙忙往回走，路上我的脚不知什么缘故肿得很厉害，离家没有多远的时候，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张世国就把我的背篼背到他身上，一直陪着我先回到家，把我的粮食放好他才回家去了。
母亲看到我的脚肿得不像样，很难过，她烧水给我敷脚，又把我的脚抱在她的胸前，放在肚子上一直搓着揉着，我感到母亲的肚子软软的暖呼呼的好舒服啊。
我安慰母亲说：“就是肿了一下，没得事，明天就会好的。”
有一次，家里又断粮了，还是我们这几个人，我带上自己做的针线活，准备到铺子坝去换粮食，那天才下过大雨路很不好走，到铺子坝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
大人们找了户人家，我们就在那家住下，所谓的住下，并不是有房间有床，只不过是在人家的灶门口，拿一个凳子坐下来休息。
早晨去打听，说我们想要翻过这座山去看看那边能不能换得到粮食，又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
有个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那边好多人都饿着呢，根本没有粮食，你们还是趁早回去吧。”
还有人说：“路很远，你们去也是白去的，那边山寨都是石头山，路相当的不好走。”
大人们商量一下决定空手回家，又是走了一天的山路，走到天黑到家。看着肿得高高的双脚，心里很是凄荒，白白走了两天的路，一颗粮食也没能换回来。
那一年呢，虽然没什么粮食，我们不断地想办法去找吃的，但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加上我们队的廖光耀哥哥和罗梦芝姐姐，对我们都很好，日子过的还算是太平。
但到了1963年的秋天，又出现了变故，起因是黄金沟西边的人划分到文家大队，而我们所在的文家坝也归到了文家大队。这里有些人的心眼很坏，对我们总是盯住不放。
有一次舅舅给了我们一点腊猪油，我们很开心的用那个油炒菜。
不料被几个黑心人闻到了，冲进来大吼：“啊？你们家还在过地主生活？!”
说完就把我母亲拉走，我们家的日子又难了。
一到天黑，我们都不敢说话，家里静悄悄地，就这样还是有人去汇报说我母亲骂了人，接着就把我母亲又抓走了。
我母亲当然不承认，她说：“我们娘母几个话都没有敢说，这是从哪来的传言呢。”
他们厉声呵斥道：“你还敢狡辩！”
那个日子我时时刻刻都在担惊受怕，害怕我母亲被抓走，害怕我母亲会失去生命，一想到可能会失去母亲，仿佛就看到各种各样凶猛的豺狼野兽向我扑面而来。
可能从小就活在这样的恐惧里吧，我一直胆子很小，一辈子都不敢生贪念，又有着很强的自尊心，有活就抢着干不想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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