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济世
新历180年，七月廿六，李澈迎来十八岁的生日，也是他行冠礼的一天。
古人行冠礼为二十，但如今士子远行游学，多在十八，故许多士子也是十八岁行冠礼。
即使许多传统的氏族-家庭社会在愈发势大的城市单元社会的冲击下逐渐解体，但是如冠礼这些古老的仪式依然保存了下来。
李澈家就是历史转折中的例子。李澈的祖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村子里基本都是同姓。
李澈的父亲李加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下被冲上了岸，成为村里第一个举人，据说当年宴席就摆了几十桌。李加大学堂毕业后，进入大明南洋公司，当了个技术主管，在朋友的介绍下娶了同在南洋公司当财务管事的马画。
随后李加和马氏在受益于南洋贸易而繁荣的邕州城内安家定居，除了过年回村探望父母外，基本脱离了曾经的乡村社会。李加是如今许许多多城市中产的例子，他们来自于传统的乡村“旧社会”，又因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进入城市“新社会”。一方面他们比祖辈生活更加富裕，一方面仍然带有过去的烙印。
相比于生活在风云动荡中的父辈，李澈从出生就生活在城市中，安稳地渡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对沿袭下的许多传统自然地感到不解。但相比于吴虚对传统的激烈讥讽和反抗，李澈更注重从文化延续和文化变迁的角度去考量。
在父母感慨和欣慰的目光中，李澈郑重地戴上了小冠，从现在起，他是要正式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成年人了。
“冰清玉润，优游涵泳，就给你取字清涵吧。”父亲拍着他的肩膀道。
简陋的冠礼完成后，李澈和父母坐在一起研究要报的学堂。
大明的教育中心大体上只有两个，首都北京和南都金陵。
北京有全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两所学堂——前身为国子监的京师大学堂和由皇家出资开办的华夏—大明学堂，简称华明大学。除此之外，北京还有诸如国立文学艺术院、京师师范大学堂等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学堂。
南京也毫不逊色，有金陵大学堂、震旦大学堂、交通大学堂、国立济世大学堂等学堂。
毕业于北京名校的士子深受北京政治氛围浓厚、讲求务实等风气影响，被称为“北士派”。毕业于金陵名校的士子，多带有江南自由开放气息，被称为“南士派”。除此之外，有些省学也不差，比如国立武汉大学堂和四川省学。
以李澈目前的排名来看，他就读于金陵和北京的顶尖学校基本不可能，毕竟这些学校在广西这等偏僻边地，只招收个位数的举子。他只能从国立武汉大学堂、济世学堂、国立经济贸易学堂等中上游学校中选择。
在一番斟酌和讨论后，最后李澈亲手选择了国立济世大学堂。
济世大学堂一百多年前由德国人莱布尼茨开办。莱布尼茨访华后，心慕大明不同于家乡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强大和繁荣，留在学风开放的金陵讲学，吸引了大批士子。在忘年交郑板桥的支持下，开办了“德意志”学堂。
后随着学堂规模的扩大，朝廷将德意志学堂收归国有，改名国立济世大学。
济世大学各学科均有不错的实力，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而且拥有大量来自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留学生，是中德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虽然大明人多半看不起土包子德意志人，但是不得不否认来自德意志的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莫扎特等人都对大明文化的繁荣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
夕照下，踩着斑驳的树影，李澈拿着志愿填报表走向青山学堂。三年弹指一挥间，他竟觉得离中学岁月已经很远。望着写着“青山书院”的牌匾和下面“欢迎一八零级新生”的横幅，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他已经不属于这里。
推开教室门，叽喳嘈杂的人声，青春洋溢的笑脸，粘稠湿热的空气，一如三年的每一个夏天。但对许多人来说，今天的再聚是互相人生中的最后一面。今天过后他们交集的命运将再次分叉，就像两条平行的线。
李澈坐在位子上惆怅地望着谈笑的人群，想着这里大部分人以后大概只会是某个县衙的算账、捕快的吏员，或是某个公司的小职员，当然，也可能包括他在内。并不是轻视朝夕相处的同学，他只是感慨于不同人生间的交错。
在其他同学眼里，李澈是个待人温和，处事果决，才貌俱佳，但是性子冷淡的才子。并不热衷于社交的他很多时候在班里格格不入。但无论互相怎么看待，他们的青春已经由老师刚下发的成绩单盖棺定论。
“喂，都要毕业了，没什么对我想说的么?”李澈的同桌笑盈盈地看着他，捏了捏他的脸，一如昨日。
李澈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然后不再言语，只是望着课桌上的树影发呆。
待交上了志愿填报表，李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压抑、沉闷亦或是热血、温馨都被他抛在了身后。
教室外，遇到等待他的吴虚，两人肩并肩走在红了半边的天穹下。他们都沉默不语，不知是感受到冥冥之中的沉重还是青年的故作深沉。三年前他们在一场斗鸡中相识，后来成为臭味相投的知己，斗鸡走犬、听曲看戏、臧否人物、交流思想、谈论天下，他们紧密交集的命运未来一定会再次交错。
“前路珍重。”校门口，两人互相拱了拱手，简短地道别。
身后的大门向他们关闭，未来的路已在脚下。
有朝一日，宏伟的理想将使他们的道路再次汇聚。
古人行冠礼为二十，但如今士子远行游学，多在十八，故许多士子也是十八岁行冠礼。
即使许多传统的氏族-家庭社会在愈发势大的城市单元社会的冲击下逐渐解体，但是如冠礼这些古老的仪式依然保存了下来。
李澈家就是历史转折中的例子。李澈的祖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村子里基本都是同姓。
李澈的父亲李加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下被冲上了岸，成为村里第一个举人，据说当年宴席就摆了几十桌。李加大学堂毕业后，进入大明南洋公司，当了个技术主管，在朋友的介绍下娶了同在南洋公司当财务管事的马画。
随后李加和马氏在受益于南洋贸易而繁荣的邕州城内安家定居，除了过年回村探望父母外，基本脱离了曾经的乡村社会。李加是如今许许多多城市中产的例子，他们来自于传统的乡村“旧社会”，又因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进入城市“新社会”。一方面他们比祖辈生活更加富裕，一方面仍然带有过去的烙印。
相比于生活在风云动荡中的父辈，李澈从出生就生活在城市中，安稳地渡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对沿袭下的许多传统自然地感到不解。但相比于吴虚对传统的激烈讥讽和反抗，李澈更注重从文化延续和文化变迁的角度去考量。
在父母感慨和欣慰的目光中，李澈郑重地戴上了小冠，从现在起，他是要正式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成年人了。
“冰清玉润，优游涵泳，就给你取字清涵吧。”父亲拍着他的肩膀道。
简陋的冠礼完成后，李澈和父母坐在一起研究要报的学堂。
大明的教育中心大体上只有两个，首都北京和南都金陵。
北京有全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两所学堂——前身为国子监的京师大学堂和由皇家出资开办的华夏—大明学堂，简称华明大学。除此之外，北京还有诸如国立文学艺术院、京师师范大学堂等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学堂。
南京也毫不逊色，有金陵大学堂、震旦大学堂、交通大学堂、国立济世大学堂等学堂。
毕业于北京名校的士子深受北京政治氛围浓厚、讲求务实等风气影响，被称为“北士派”。毕业于金陵名校的士子，多带有江南自由开放气息，被称为“南士派”。除此之外，有些省学也不差，比如国立武汉大学堂和四川省学。
以李澈目前的排名来看，他就读于金陵和北京的顶尖学校基本不可能，毕竟这些学校在广西这等偏僻边地，只招收个位数的举子。他只能从国立武汉大学堂、济世学堂、国立经济贸易学堂等中上游学校中选择。
在一番斟酌和讨论后，最后李澈亲手选择了国立济世大学堂。
济世大学堂一百多年前由德国人莱布尼茨开办。莱布尼茨访华后，心慕大明不同于家乡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强大和繁荣，留在学风开放的金陵讲学，吸引了大批士子。在忘年交郑板桥的支持下，开办了“德意志”学堂。
后随着学堂规模的扩大，朝廷将德意志学堂收归国有，改名国立济世大学。
济世大学各学科均有不错的实力，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而且拥有大量来自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留学生，是中德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虽然大明人多半看不起土包子德意志人，但是不得不否认来自德意志的莱布尼茨、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莫扎特等人都对大明文化的繁荣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
夕照下，踩着斑驳的树影，李澈拿着志愿填报表走向青山学堂。三年弹指一挥间，他竟觉得离中学岁月已经很远。望着写着“青山书院”的牌匾和下面“欢迎一八零级新生”的横幅，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他已经不属于这里。
推开教室门，叽喳嘈杂的人声，青春洋溢的笑脸，粘稠湿热的空气，一如三年的每一个夏天。但对许多人来说，今天的再聚是互相人生中的最后一面。今天过后他们交集的命运将再次分叉，就像两条平行的线。
李澈坐在位子上惆怅地望着谈笑的人群，想着这里大部分人以后大概只会是某个县衙的算账、捕快的吏员，或是某个公司的小职员，当然，也可能包括他在内。并不是轻视朝夕相处的同学，他只是感慨于不同人生间的交错。
在其他同学眼里，李澈是个待人温和，处事果决，才貌俱佳，但是性子冷淡的才子。并不热衷于社交的他很多时候在班里格格不入。但无论互相怎么看待，他们的青春已经由老师刚下发的成绩单盖棺定论。
“喂，都要毕业了，没什么对我想说的么?”李澈的同桌笑盈盈地看着他，捏了捏他的脸，一如昨日。
李澈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然后不再言语，只是望着课桌上的树影发呆。
待交上了志愿填报表，李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压抑、沉闷亦或是热血、温馨都被他抛在了身后。
教室外，遇到等待他的吴虚，两人肩并肩走在红了半边的天穹下。他们都沉默不语，不知是感受到冥冥之中的沉重还是青年的故作深沉。三年前他们在一场斗鸡中相识，后来成为臭味相投的知己，斗鸡走犬、听曲看戏、臧否人物、交流思想、谈论天下，他们紧密交集的命运未来一定会再次交错。
“前路珍重。”校门口，两人互相拱了拱手，简短地道别。
身后的大门向他们关闭，未来的路已在脚下。
有朝一日，宏伟的理想将使他们的道路再次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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