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长安下；长安兴衰史第十九章；隋朝覆灭
隋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它结束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它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了顶峰。
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却二世而亡，隋王朝繁华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又是什么缘故令帝国走向覆灭？
据史料记载；公元604年，就在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病重之时，（杨广）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又假传皇帝诏令，杀害了已经被废黜的兄弟（杨勇），于同年七月，杨广登基称帝，史称；隋炀帝，开始了他波澜壮阔，却又毁誉难定的一生。
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在隋朝建国之时被封为；晋王，隋朝初期在平定陈朝和抵御突厥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并逐渐笼络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政治人才。
隋文帝提倡节俭，可太子杨勇却生活奢侈腐化，渐渐被文帝疏远。而杨广表面上生活简朴，不动声色的赢得了父母的钟爱。
而后，杨广又联络自己的政治势力，多次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恶意中伤杨勇，终于使杨勇被废为庶人，自己则取而代之。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很有政治抱负，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下令搜集整理大量文化典籍，并建馆收藏，恢复学校，创立科举制，宣布免除妇女和奴婢的赋税，又沿着文帝的足迹继续开通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他还暂停执行十恶之条，废除连坐之罪，重新修订新律。
此外，他还经略西域，开疆拓土，巩固统一，在执政期间，在全国设立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的四公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这些措施对隋朝的强盛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据史料记载，公元604年隋炀帝登基至公元609年统治期间，隋帝国的经济达到了鼎盛。
那么，把隋帝国推向鼎盛的隋炀帝为何又会导致帝国的覆灭呢，——这与隋炀帝的喜爱奢侈豪华，大肆炫耀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隋炀帝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驰道，修复长城，这些本来都是巩固统治的重大工程，但因其滥用民力和大肆挥霍引发争议。
单单一个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就每月征发二十万徭役，劳工们日夜不停的施工，建筑所需的高级材料皆是从大江南北运输而来，仅一根柱子就动用上千人去拖拉，南方的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也被输往洛阳，工程进展很快，但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当一座巍峨壮丽的都城拔地而起时，广大人民却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
在隋炀帝统治的十四年里，前后被征发的民夫大约一千万人，死者无数。同时，隋炀帝几乎每年都要到处巡游，南至江都，北出榆林，东过涿郡，西抵张掖，每次出行随从无数，舟车仪仗，极尽奢华，所经之地，人民饱受其害。
此外，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诱使少数民族入朝，命沿途州县供其生活所需，却分文不取。
公元610年，西域使者和大批商人汇聚东都洛阳，隋炀帝设盛大的戏场演奏百戏，又令洛阳点缀市容，商人必须身着华美服饰，甚至卖菜的农夫也需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食店时，店主要请其入座，吃饱喝足却分文不收。用如今的眼光去看，隋炀帝此举属于典型的面子工程，最终坑害的还是普通百姓。
隋炀帝无止境的徭役需索，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走投无路的农民在隋炀帝征伐（高句gou丽）之时，终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早在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俯首称臣，而高句丽却阴奉阳违，并于598年，先发制人进攻辽西，引发了高句丽与隋朝的第一次战争。
隋文帝派遣三十万兵士攻打高句丽，高句丽自知不敌，连忙上表谢罪，俯首称臣，于是得到了隋文帝的赦免。
隋炀帝统治期间，在突厥可汗处发现了高句丽的使臣，开始意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威胁，于是决定彻底消除这一隐患。
公元612年，隋炀帝以高句丽君主（高元）不肯入朝为借口，宣布对高句丽发动战争。
为了进行这场战争，隋炀帝动用了全国的力量，为供应军需，隋炀帝命人在山东东莱海口督造战船三百余艘，工匠被迫站立于水中，昼夜赶工，自腰部以下腐烂生蛆，死者甚重。为了制造陆路运输的工具，又命河南、江淮等地的人民制造兵车万余辆并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同时，还征发江淮以南的民工和船只，将百姓口粮征收运往涿郡（今北京）。
战船首尾相连，长达数千余里，山东诸郡负担尤重，牛车用完又征发人力推车，路途遥远，数十万劳工来来往往昼夜不息，途中尸骨堆积如山。
大规模的征发和严酷的政令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就是隋炀帝发动的这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将隋王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公元612年，第一次征伐高句丽，隋朝出兵一百余万人，兵锋直指高句丽的国都（今朝鲜平壤）。
隋炀帝严令诸将，前线军事行动都应及时向他汇报，等待他的诏令行事，如此一来，因路途遥远以至于贻误战机，兵败如山倒，又加上粮草运输不继，最终，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公元613年，隋炀帝宣布第二次远征高句丽，这次隋军准备充分，双方于辽东激战，正当高句丽守军危急之时，隋朝贵族（杨玄感）在后方起兵反叛，进攻东都洛阳，隋炀帝慌忙下令撤军，而高句丽军趁势追击，最终隋兵伤亡惨重，再度无功而返。
公元614年，隋炀帝发动第三次远征，这次隋军进展顺利，准备进攻平壤，高句丽不得不遣使乞降，但这时隋朝境内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遍布全国。在形势危机之下，隋炀帝只得匆匆与高句丽达成和议，班师回国，平息内乱。
农民起义的烽火其实早在隋炀帝宣布攻打高勾丽时，就已经点燃，山东、河北一带作为出兵高句丽的主要地区，徭役兵役最重，加之当年发大水淹没数十郡，农民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公元611年，山东邹县农民（王薄）反对用兵高句丽，号召农民不要为隋炀帝送死，当时逃避征役的人大都归附于他。王薄起义后，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聚众起义。
公元613年，正值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礼部尚书（杨玄感）在河南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军粮，看到百姓饱受徭役之苦，人心思变，遂乘机起兵，许多农夫因不堪劳苦，参加了他的队伍，一些达官贵戚子弟也纷纷前往归附，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杨玄感在西征关中的途中兵败身死，但他的起兵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为反隋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三征高句丽后的两年里，农民起义由黄河下游向全国发展，迅速扩展到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多达数百支，各地起义军的人数达到了百万之众，各路起义军由分散作战逐渐走向联合，逐渐形成了由（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支主要队伍。
隋炀帝在征集人马残酷镇压的同时，又不顾群臣的劝诫，于公元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这时，一些对中央不满的贵族地主官僚，趁机纷纷起兵反隋，割据一方，其中以关中地区为最多，因而中原大乱。
隋炀帝不敢北归，于是，在今天的南京修建（丹阳宫），欲图拒保江东，但随同将士都是关中人士，因怀念家乡时有逃亡。
伴随着农民起义汹涌澎湃的浪潮，公元618年，隋朝大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统治中国仅三十八年的隋王朝到此结束。
隋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虽然短暂，但却灿烂无比。
隋炀帝杨广确立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影响深远，他开通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同时，他奢侈腐化，为追求享乐滥用民力，穷兵黩武致使百姓民不聊生，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所作所为，有人褒奖，有人唾骂，对于这位已故的君主，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对于我本人而言，身为国家君主，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福音，就不是一个好的君王。
但是，他为唐王朝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却二世而亡，隋王朝繁华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又是什么缘故令帝国走向覆灭？
据史料记载；公元604年，就在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病重之时，（杨广）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又假传皇帝诏令，杀害了已经被废黜的兄弟（杨勇），于同年七月，杨广登基称帝，史称；隋炀帝，开始了他波澜壮阔，却又毁誉难定的一生。
杨广是隋文帝的次子，在隋朝建国之时被封为；晋王，隋朝初期在平定陈朝和抵御突厥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并逐渐笼络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政治人才。
隋文帝提倡节俭，可太子杨勇却生活奢侈腐化，渐渐被文帝疏远。而杨广表面上生活简朴，不动声色的赢得了父母的钟爱。
而后，杨广又联络自己的政治势力，多次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恶意中伤杨勇，终于使杨勇被废为庶人，自己则取而代之。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很有政治抱负，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下令搜集整理大量文化典籍，并建馆收藏，恢复学校，创立科举制，宣布免除妇女和奴婢的赋税，又沿着文帝的足迹继续开通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他还暂停执行十恶之条，废除连坐之罪，重新修订新律。
此外，他还经略西域，开疆拓土，巩固统一，在执政期间，在全国设立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的四公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这些措施对隋朝的强盛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据史料记载，公元604年隋炀帝登基至公元609年统治期间，隋帝国的经济达到了鼎盛。
那么，把隋帝国推向鼎盛的隋炀帝为何又会导致帝国的覆灭呢，——这与隋炀帝的喜爱奢侈豪华，大肆炫耀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隋炀帝继位的第二年，就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筑驰道，修复长城，这些本来都是巩固统治的重大工程，但因其滥用民力和大肆挥霍引发争议。
单单一个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就每月征发二十万徭役，劳工们日夜不停的施工，建筑所需的高级材料皆是从大江南北运输而来，仅一根柱子就动用上千人去拖拉，南方的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也被输往洛阳，工程进展很快，但也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当一座巍峨壮丽的都城拔地而起时，广大人民却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
在隋炀帝统治的十四年里，前后被征发的民夫大约一千万人，死者无数。同时，隋炀帝几乎每年都要到处巡游，南至江都，北出榆林，东过涿郡，西抵张掖，每次出行随从无数，舟车仪仗，极尽奢华，所经之地，人民饱受其害。
此外，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富足，诱使少数民族入朝，命沿途州县供其生活所需，却分文不取。
公元610年，西域使者和大批商人汇聚东都洛阳，隋炀帝设盛大的戏场演奏百戏，又令洛阳点缀市容，商人必须身着华美服饰，甚至卖菜的农夫也需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食店时，店主要请其入座，吃饱喝足却分文不收。用如今的眼光去看，隋炀帝此举属于典型的面子工程，最终坑害的还是普通百姓。
隋炀帝无止境的徭役需索，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走投无路的农民在隋炀帝征伐（高句gou丽）之时，终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早在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俯首称臣，而高句丽却阴奉阳违，并于598年，先发制人进攻辽西，引发了高句丽与隋朝的第一次战争。
隋文帝派遣三十万兵士攻打高句丽，高句丽自知不敌，连忙上表谢罪，俯首称臣，于是得到了隋文帝的赦免。
隋炀帝统治期间，在突厥可汗处发现了高句丽的使臣，开始意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威胁，于是决定彻底消除这一隐患。
公元612年，隋炀帝以高句丽君主（高元）不肯入朝为借口，宣布对高句丽发动战争。
为了进行这场战争，隋炀帝动用了全国的力量，为供应军需，隋炀帝命人在山东东莱海口督造战船三百余艘，工匠被迫站立于水中，昼夜赶工，自腰部以下腐烂生蛆，死者甚重。为了制造陆路运输的工具，又命河南、江淮等地的人民制造兵车万余辆并送到河北，以供装载衣甲帐幕，同时，还征发江淮以南的民工和船只，将百姓口粮征收运往涿郡（今北京）。
战船首尾相连，长达数千余里，山东诸郡负担尤重，牛车用完又征发人力推车，路途遥远，数十万劳工来来往往昼夜不息，途中尸骨堆积如山。
大规模的征发和严酷的政令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就是隋炀帝发动的这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将隋王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公元612年，第一次征伐高句丽，隋朝出兵一百余万人，兵锋直指高句丽的国都（今朝鲜平壤）。
隋炀帝严令诸将，前线军事行动都应及时向他汇报，等待他的诏令行事，如此一来，因路途遥远以至于贻误战机，兵败如山倒，又加上粮草运输不继，最终，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公元613年，隋炀帝宣布第二次远征高句丽，这次隋军准备充分，双方于辽东激战，正当高句丽守军危急之时，隋朝贵族（杨玄感）在后方起兵反叛，进攻东都洛阳，隋炀帝慌忙下令撤军，而高句丽军趁势追击，最终隋兵伤亡惨重，再度无功而返。
公元614年，隋炀帝发动第三次远征，这次隋军进展顺利，准备进攻平壤，高句丽不得不遣使乞降，但这时隋朝境内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遍布全国。在形势危机之下，隋炀帝只得匆匆与高句丽达成和议，班师回国，平息内乱。
农民起义的烽火其实早在隋炀帝宣布攻打高勾丽时，就已经点燃，山东、河北一带作为出兵高句丽的主要地区，徭役兵役最重，加之当年发大水淹没数十郡，农民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公元611年，山东邹县农民（王薄）反对用兵高句丽，号召农民不要为隋炀帝送死，当时逃避征役的人大都归附于他。王薄起义后，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聚众起义。
公元613年，正值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礼部尚书（杨玄感）在河南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运军粮，看到百姓饱受徭役之苦，人心思变，遂乘机起兵，许多农夫因不堪劳苦，参加了他的队伍，一些达官贵戚子弟也纷纷前往归附，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杨玄感在西征关中的途中兵败身死，但他的起兵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为反隋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三征高句丽后的两年里，农民起义由黄河下游向全国发展，迅速扩展到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多达数百支，各地起义军的人数达到了百万之众，各路起义军由分散作战逐渐走向联合，逐渐形成了由（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支主要队伍。
隋炀帝在征集人马残酷镇压的同时，又不顾群臣的劝诫，于公元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这时，一些对中央不满的贵族地主官僚，趁机纷纷起兵反隋，割据一方，其中以关中地区为最多，因而中原大乱。
隋炀帝不敢北归，于是，在今天的南京修建（丹阳宫），欲图拒保江东，但随同将士都是关中人士，因怀念家乡时有逃亡。
伴随着农民起义汹涌澎湃的浪潮，公元618年，隋朝大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统治中国仅三十八年的隋王朝到此结束。
隋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虽然短暂，但却灿烂无比。
隋炀帝杨广确立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影响深远，他开通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同时，他奢侈腐化，为追求享乐滥用民力，穷兵黩武致使百姓民不聊生，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隋炀帝杨广一生的所作所为，有人褒奖，有人唾骂，对于这位已故的君主，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对于我本人而言，身为国家君主，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福音，就不是一个好的君王。
但是，他为唐王朝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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