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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汪直被捕 毒士徐渭

    自福建一路而来,东南沿海的怪状确实层出不穷。有的地方要让渔民百姓交保证金,名为“誓钱”或“开船费”,只有交了钱,才能打鱼出海。明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区分贼寇与良民,实际上不过地方官府敛财的新名目罢了。更有甚者,朝廷规定只有载重量三百石(约20吨)以上的大船才需要登记编号、备案注册。在此限以内的民船,仍令其在海上往来谋生。但是地方官府往往会增料加码,对于载重量三百石以下的船只变着名目索要罚款,不是轮番检查,就是在检查过程中栽赃陷害,反正只要你没有背景,地方胥吏就会变着花样从你这里敲骨吸髓。

    反正你只要有船有出海的需求,在胥吏看来你就是待宰肥羊,甚至在内河中载客运货的小船,都会被以检查防倭的名义课以杂税。河海舟船无不检查,无不罚款,无不课税,地方官府敲诈完,卫所官兵接着来。而胡宗宪对于地方官府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也是无法做到彻底根治。

    何心隐一路雇船走来,船夫对于各地胥吏哨卡的孝敬层出不穷,隐性的税赋几倍于常规的路费成本,而这些不该有的花销必然会导致物价腾贵,货物流通受阻,江南百业由此萧条,民生日益维艰,好好的水路坦途,却走成了刀山火海。

    看着年老的船夫,小心翼翼拿出了一串铜钱,陪着笑脸点头哈腰,塞给了临时检查的胥吏差役。这帮公门中人,鼻孔朝天恶声恶气,直到拿了好处,这才停止了恐吓刁难,转头又去了其他船家那边敲诈勒索,何心隐不由摇头长叹。

    “老人家,你们每到一地,都得打点贿赂当地的官差吗?”

    放行之后,船只渐渐开动,年老的船夫听了这话,只能满脸苦涩笑了笑说:“是啊,毕竟不是要严防什么盗匪倭寇吗?各地频繁搜检,到哪都免不了一番打点,不然官老爷们想要为难我们这种贱民,再容易不过了。一言不合没收了你的船,再找个走私通匪的由头严刑拷打,对人家来说,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动动嘴的事?”

    何心隐听了这话,不由沉默许久,一路走来,眼睁睁看着官府横行霸道敲骨吸髓,他内心生起了浓重的无力感。

    眼瞅着何心隐情绪低落,生性善良的老船夫,连忙开口劝慰道:“其实也还好啦,我们这些内地运货载人的船只,总归稳妥些,也就是偶尔闹倭寇的时候,做不成生意出不得门,其余日子,只需打点好官差,总能混口饭吃。沿海渔民们,才是真的难啊,要么不让他们出海打鱼,害怕他们通倭作乱。就算让他们打鱼,也得重新登记造册,交够了银钱,才能拿上一张凭证,只有这样,才能堂堂正正操舟出海。小老儿听说,曾经有好几家渔民,死活交不起买凭证的钱,那官府就派人,把他们一家子围起来,不让他们出海,最后这家子四口人就在屋里,活活饿死喽。不仅如此,还有更离奇的呢,有的官差,还要奉命凿沉渔船,你给不起银钱,人家就凿了你家的船,断了你家的活路,所以很多人啊,只能卖老婆卖儿女,勉强凑出个登记造册的本钱来。”

    说到这里,老船夫唏嘘不已,好不容易逮着了发泄倾诉的对象,于是他竹筒倒豆子一般,又絮絮叨叨分享起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其实啊,听秀才老爷们讲,朝廷的规矩,是载重量三百石以上的大船才需要登记,但到了县里面,可就不是这个说法了。官差们都有的讲,说什么小船就不通倭了?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不服气尽管找上面的官老爷去,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前两年就更过分了,听说是张总督的意思,为了抗倭防盗,一定要厉行封海禁海,万众一心,片板不许下海,务必打赢这场抗倭防盗的攻坚战。从今往后就不让大家出海打鱼了,这下官差们就更加嚣张了,不给钱,就凿船,敢反抗的,直接扣上勾结倭寇的帽子活活打死,不然为什么现在河面码头边,这么多做暗娼勾当的妇人女童?都是被逼的啊,渔民们不做些男盗女娼的勾当,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们村邻居老两口,就因为一时气不过,带头反抗推搡了官差,就被下了大狱活生生打死了。小女儿也被发卖了抵债,唯一的儿子,幸亏跑得快,不然也是个死。你说这种人家,不去投奔盗匪倭寇,又能怎样?”

    何心隐听了这些,由衷觉得,若是自己身在江南底层。面对如此败坏的吏治,萧条艰难的境况,只怕也会毅然决然加入贼寇去搏一搏前程。反正情况不可能再坏了,加入到徐海、陈东、萧显的队伍当中,反而可能有一线生机。这也是为什么巨寇们可以轻易聚集数万游民,为虎作伥的奸细耳目层出不穷,官军杀之不尽剿之不绝的根本原因。

    矛盾如此尖锐,自然有很大的可能滋生出类似黄巢、张士诚一类的反王,而且有着倭人在军事物资各方面的支持,造反难度比之前朝更是容易了不少。所以胡宗宪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在杞人忧天,而是确确实实存在随时都可能突发的全面暴乱。

    危如累卵,民怨鼎沸说的就是当今的东南,何心隐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听之任之由着大人物们去找出路了。

    抵达了绍兴府城以后,何心隐却得知徐渭已经康复,又被胡宗宪给请回了幕府。不过最近却出了一件大事,今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初五,汪直和他的儿子在杭州游玩时,被御史给逮捕了。

    二月已过初春,杭州草木萌发,呈现出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天气晴暖,人们才有游玩之意,杭州街面上的大小商铺,一时也跟着门庭热络起来,西湖之上更是游船画舫往来不绝。男女老少,穿梭于苏堤断桥,烟雨濛濛,引得五颜六色图案各异的油纸伞在青石板街上争奇斗艳。

    湖光山色,名刹古塔,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豪奢繁华与曼妙景色,数不胜数美不胜收,一同迷了人眼,惑了心神,令来客目眩神迷如醉如痴。

    汪直父子二人此时混迹在游玩的人群之中,畅聊着过往经历,憧憬着美好未来,一边赏赏春色,一边看看街市,享受着来之不易的清平安逸。

    漂泊多年谨慎小心的汪直,此刻在杭州地面公然携子出游,已经是十有八九将心放定了。但惊雷霹雳,常常在人不经意间落下,新任巡按御史王本固抓住时机,将游玩中的汪直父子一举拿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冲乱,若春花遇疾风骤雨,一时散落而去。这一行动,彻底暴露出朝廷的根本态度,将胡宗宪等人精心安排的招安大计完全打乱,也使得东南沿海的荡倭局面发生不可逆转的震荡,和暖春日里,一道晴空霹雳当空而落,引发了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变故。

    直到被差役士卒围攻逮捕的那一刻,汪直仍旧不敢置信,一直连连高呼:“吾何罪?吾何罪!”

    但凶神恶煞的官府中人却根本理都不理,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默默将他围在中间,前呼后拥押解着他父子二人,前往重兵把守的一处秘密所在去了。

    当然,御史做的也无可厚非,汪直作为朝廷公示通缉的钦犯,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赦免。胡宗宪作为浙直军务总督给出的承诺,并不具有合法效力,皇帝也没有颁布赦免的旨意,而刑部大理寺等司法部门也没有给出相关的文书。所以汪直目前依旧是朝廷要犯,御史逮捕他和他的直系亲属,完全合法合规。

    胡宗宪就是和他的御史后辈们犯冲,逮捕蒋洲的浙江巡按御史周斯顺的一年任期已满,如今捕获汪直父子的,却是刚刚上任的新巡按王本固。

    胡宗宪也知道自己在明面上没有干涉刑律的权限,督察院派在地方的御史,地方负责刑狱的按察使司,南京和北京的刑部大理寺,都不是自己管辖范围。所以胡宗宪也不敢太过擅权,就示意汪直去拜谒王本固,希望巡按御史能够网开一面,只是王本固铁面无私,彻底不变通也不卖胡宗宪面子罢了。

    胡宗宪胡吹大气,把信以为真的汪直,真真是害惨了。被王本固派遣差役逮捕的时候,汪直还连连高呼“吾何罪?吾何罪?”所以说学好《大明律》和《皇明祖训》、《大诰》很重要,真要是通晓熟稔律令典诰,也不会被胡宗宪给骗的五迷三道。

    王本固没有弹劾胡宗宪私纵人犯,擅自释放汪直的亲属,就已经算很厚道了。大明的浙直总督只是军事海防上的钦差大臣,并不是割据地方的土官乃至藩镇,胡宗宪为了做事方便高效,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越界了。

    也不知道汪直被捕的诱因,是不是因为今年正月里倭寇大举侵犯福州,导致不少官员迁怒于他。何心隐虽然无比好奇,但也清楚只有见到了徐渭,才能搞明白内情与真相。

    此时徐渭正在宁波处理汪直被捕的后续影响,听说何心隐一路匆忙风尘仆仆而来,也只好迎了出去。

    不过看见徐渭须发杂乱,眼窝深陷的模样,何心隐就知道他大病初愈,也不好刚刚重逢就问询太多。

    所以也只能先寒暄了起来,徐渭在处理公务之余,还在写一部戏词。他告诉何心隐这次打算写一出《狂鼓史》,讲的是狂士祢衡裸身击鼓,痛骂曹操的故事。何心隐一看就明白了,他这是借此在影射沈炼与严嵩的争端,以创作戏词借古讽今的方式来悼念沈炼,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懑。

    其中一段骂词如此写道:“俺这骂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针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杖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

    何心隐不由击节叫好,泼话骂语都能写得如此精彩,不愧是被沈炼赞为“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的徐渭徐文长!”

    每一想到被阳明先生誉为“千里才”的奇侠沈炼,其剑术超绝在高手如云的锦衣卫之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如此文武双全铁骨铮铮的大才,最终却落得了近乎满门被害的下场,不禁让人痛心扼腕,感慨苍天无眼,怨恨起这世道的不公。

    幸亏胡宗宪还算是有点担当,不仅看在了徐渭的面子上,更是因为他与沈炼有着同科登第的同年之谊,在他四处请托求情之下,这才保住了沈炼幼子沈襄的性命,不至于让忠烈之家就此绝后。

    不仅如此,徐渭因激愤病发,辞职回乡以后。胡宗宪不仅为他求医问药,关心着他的身心健康,等到徐渭情绪平复进而痊愈了,更是说动了性格孤僻的江南宿老文征明写了一封亲笔信,来邀请他返回幕府。其中的殷殷期盼,让自小缺爱的徐文长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只是何心隐发现,徐渭虽然满腔怒火。但就算在私底下,也只是敢于向严嵩父子倾泻,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他不相信徐渭没有看懂一个事实,严嵩父子再坏但也不蠢,弹劾攻击他们父子的人多了去了,比沈炼激烈过分的也大有人在。但这些严党死敌中也不乏逍遥至今,仍旧活蹦乱跳的,也不见严家就将他们千方百计赶尽杀绝了。因此在常理之下,严世蕃更不会去招惹与锦衣卫都督陆炳颇有渊源的沈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只有可能是皇帝介入了。

    许是皇帝见不得陆炳与严世蕃成了儿女亲家,你侬我侬,所以借此搞一出反间计,平衡一下朝堂的格局。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看不惯严嵩日子过的消停,所以找个由头再给老严头添添麻烦泼泼脏水,总而言之,沈炼是成了帝王的一枚弃子,所以真正的冤家债主,并不姓严而是姓朱!

    何心隐赶来宁波与徐渭碰头以后,又过了几天,见到徐渭神态上大体恢复了过来,何心隐这才开口质问道:“嘉靖三十三年,兵部尚书聂公,主张效仿岳武穆官杨么、黄佐故事,悬赏招降汪直等匪首。但今上不以为然,反而诏令总督张经一意剿贼,胁从愿降者,待以不死,贼首不赦。聂公就因为主张招安贼首并开海滨互市禁,方被降俸二级勒令归乡闲住,这等来龙去脉,想必文长你一直留心于此,要比愚兄更加清楚吧?”

    何心隐口中的聂公聂豹也是王学门人,更是何心隐的同县老乡,曾面见王阳明时自称晚生以师礼待之。他曾担任徐阶老家华亭知县,与徐家交情深厚,算得上与徐阶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又因为是严嵩的江西同乡,早年也曾师从于严嵩,这等与严嵩徐阶都交情莫逆的大佬,最终都因为持开放海禁、恢复贸易、招安汪直等论调与皇帝政见不同,继而惨遭罢官,他胡宗宪何德何能?敢于明知故犯触碰皇帝的底线?

    徐渭知道何心隐这是在质问他,明明知道朝廷不可能赦免汪直,为什么要将汪直诓骗上岸害死。难道不清楚害死汪直以后,官府会彻底信誉扫地,倭寇会自此负隅顽抗绝不投降,也因此烧杀抢掠会更加猖獗,百姓会愈发受害遭罪吗?

    徐渭看着何心隐痛心且肃穆的表情,也只能沉声郑重答道:“牙掮不死,大盗不止。汪直作为外夷、华贼、豪商三方的纽带核心,他存在一天,东南沆瀣一气的局面就不会好转。想要区分商匪,就是纸上谈兵,当然,现在也只有汪直有这个信誉,有这个能力能调和各方势力。他一旦被铲除,短时间内再无其他角色可以替代,这样就会造成几年的空档,有了这几年,我们就可以将华倭勾结,商匪一家的局面给根除殆尽,哪怕短时间内会出现更多的牺牲,但为了大局着想,也是完全值当的。”

    徐渭的意思很明白了,汪直作为唯一能够调和沟通海盗水贼、豪商大族、日本领主、佛郎机人的掮客中介。主导了整个走私贸易的秩序,他死了秩序就会崩塌,短时间内秩序无法重建。这个崩塌重建贸易秩序的过程,他和胡宗宪就可以从中掺沙子重新制定规则,建设起新的市场体系和贸易秩序。

    贸易私市不可能消亡,但由谁占主导这很重要。汪直占据主导,就意味着整个东南都得仰其鼻息,这显然是不可能允许的。但如果是官府占据主导,默许小规模的走私存在,然后严禁劫掠火并等暴力行为,这是完全可行的,也会得到江南士绅们的拥护。

    为了新时代尽快到来,腐朽的旧首脑,就必须被摧毁,这无关信义,只是出于大局的理性考量。

    “在我看来,你所谓的破旧迎新造成生灵涂炭是必然的,但是否可以借此重塑乾坤,我却不敢确信。胡梅林(胡宗宪)代表的终究是朝廷是官府,国家社稷,不能用诈道取胜。你这么做,不论成效好坏,都是败坏国本,且损你们个人阴德的歧路。”

    听了何心隐的担忧,徐渭却哂笑道:“成效自然是有把握的,不然白白做了等缺德谋算,岂不是贻笑大方?我有三招,三招齐下则无人能挡。第一招是强军严剿,兵强能胜,严剿多杀,贼寇劫掠成本势必增高,逆势从贼的只会越来越少,不过这是老生常谈,张经都在这么干。第二招才是重点,那就是少量宽商,与民休息,官府可以默许小规模的私市海贸存在,但打击规模过大的,维持平衡。对于捕鱼运货的民间小船,其出海走船,彻底放开,再不予管制。第三招则是第二招的延续,平抑暴利,区分商匪,因为私市放开,倭国的大明货物不再紧缺,售价自会走低,这样贼寇劫掠去往倭国销赃的收益就会下降,暴利既无,暴行则稀。而区分商匪,不再纵容官兵打击商船,商人与贼寇的联合就会瓦解。商人有生意可做,就会远离真正的贼寇。只要将商人与贼寇分化,士绅也会与贼寇就此决裂,一旦贼寇失去了商人士绅的支持,就彻底成了无本之木,不会再出现倭寇越杀越多的局面。”

    徐渭的谋算戳中了一个核心要点,那就是只要官府不当最大的恶人,那么商人士绅与海贼的松散同盟就会彻底瓦解,甚至海贼会因为劫掠的本性与商人反目成仇。官府给了良民贸易的出路,商人士绅为了保障这条出路,甚至还会反过来资助官军剿灭海贼。

    汪直一死,官府再一默许私市,那么商人海贼共抗官府暴政的同盟就会崩溃。只要再不出现江南各个阶层联合在一起对抗朝廷的大崩坏,些许匪患不过只是屡见不鲜的治安问题,社稷再无倾覆之虞。

    见何心隐没有再过多反驳问诘,徐渭就知道他大体上已经被自己给说服了,只是看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徐渭知道他想说什么,不外乎德行原则这些无谓的顾虑罢了。

    所以徐渭起身上前,安慰似地拍了拍何心隐的肩膀,慨然说道:“杀降不祥,诡诈伤本,不用柱乾兄你多说,文长自也省的。只是成事岂能好羽,为国怎敢惜身?做生意就得舍成本,打仗就是会有死伤,这即是天理昭彰,无可逭避。阳明公寿不及耳顺,或许就是与诛杀降贼池仲容有关,但若是为了自己的福寿,就罔顾大局,那又算是什么呢?小弟我生来坎坷,及长身患癫病又科场蹉跎,如此无福,也就无所谓是不是在损耗福德了。大丈夫平生能伸展拳脚,做成几件大事,已然就是不虚此生了。汉初陈平说过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以吾多阴祸也。但龟虽寿我所不愿,何况是后世子孙之贫富呢?”

    何心隐知道徐渭为了实践自己平生的志向,施展自身的抱负,想必已经做好了毁谤污名,斧钺加身的准备了,胡宗宪大概也和他一样,都是为了建功立业而不计后果的偏执之人。既然人家求仁得仁,又有何怨?自己言尽于此,也不好再过多规劝什么,只是苦了这沿海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东南大局转型的阵痛期,多还是痛在了升斗小民身上。当然只是痛一痛也还好,但就此家破人亡满门死绝的孤魂野鬼,又向何处去陈诉伸冤呢?

    但徐渭嘴上虽然说得慷慨轻巧,表现出智珠在握信心满满的架势,但心中总归还是忐忑,许久不画工笔画的他,为了静心凝神,竟也一笔一笔精雕细琢起来。徐渭虽然以泼墨写意见长,提倡“万物贵取影”的绘画理念。但其能匠亦能文,前些年他画出的百鸟朝凤长卷,就是绵密细致、富丽工巧的典范。何心隐一贯认为返璞归真即是物极必反,繁极方能真简,渊博多智则能憨愚损朴,徐渭敢于抱朴守拙,狂放极简,也是因为他有着极为扎实的院体画功底,正如他自己所说,真要是论临摹,他也能做到要沈周即是沈周,仿倪瓒即是倪瓒的境界。于是何心隐这几天一直蹲守,等到他画作完成,就毫不客气的没收了徐渭的工笔画成品,打算闲了装裱起来,当作走亲访友的礼品,反正他徐渭也不好意思跟他要钱!

    何心隐挺喜欢徐渭画出的写生小品,觉得颇为生动活泼,所以还专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让其给自己专门创作几幅扇面。徐渭见何心隐这么厚颜无耻,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也不禁气的大大翻了个白眼。

    陪着徐渭将最终定稿的《狂鼓史》剧本自费刊印,并煞有介事的拿出了好些银两赞助戏班子排练传唱该剧,何心隐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指桑骂槐的把戏除了泄愤以外毫无意义。就算这些戏词在士林广泛传播,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也不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徐渭确实堪称是毒士,但其与贾诩的差别,就在于他没有人家的胆量气魄。贾诩敢于制定攻入长安覆亡朝廷的计谋,更敢于把屠刀指向曹操,间接害死其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而相比之下徐渭就瞻前顾后了太多,没有那种直面天地鬼神的勇气,所以贾诩是毒士依旧可以位列三公,而徐渭最多也就和安禄山谋主严庄一个成色了,甚至还可能不如严庄。这就是气魄胆略的差距,决定了一个人最终高度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