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银行同事
中国实业银行的职员，按照职务地位和收入多少，大致可以分成高、中、低三等：科长以上，领导阶层，地位较高，薪金较多，可谓高级职员；普通科员工作多年，业务熟练，薪金不少，可谓中级职员；练习生，助理员工作不久，地位低下，收入较少，可谓低级职员。
中高级职员，一般都在30岁以上，人到中年，都已成家，住房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他们按时上下班，下班以后，自寻乐趣，当时相互约会、一起赌钱的比较多。低级职员比较年轻，有的胸无大志，下班以后，茶室舞厅，到处逛悠，自得其乐；也有的追求上进，业余读书，锻炼身体，争取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我就属于这一类。
我在银行工作三年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6年5月，开始约半年时间是学习业务阶段，与一些老同事联系较多，常到人家家里去玩；
2、从1946年下半年以后，到1949年5月，是上夜校阶段，先是上立信会计补习班，1947年以后，上新中国法商学院银行会计系，白天工作，夜晚上学，与银行一些一起上学的同事联系较多，曾一起外出旅游；
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6、7月份，进驻银行的SH市军管会派出的军代表，抽调我去参加接收银行资产的工作，每天去清点从总行到分行、支行、办事处的家底物资，与银行内部一些进步职员联系较多。
在开始与老同事接触中，他们都很热情，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的不少，我印象深刻的有四家:
第一个是毕百龄家。我到银行工作以后，最初接近的就是毕百龄，因为当时我什么都不会，科长就叫他教我记账和打算盘，他就成为我的师父。由于我学得很快，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掌握汇兑科的记账方法，接过了原来记账员的工作，所以，科长很高兴，毕百龄也很欣赏。
毕百龄年近40岁，瘦高个，瓜子脸，尖下巴，工作时，爱在嘴里叼一支香烟，烟一熏就眯起眼睛，平时话不多，对我很友好，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有时到星期六下班时，就叫我跟他回家，说家里有牌局，有好吃的，去改善一下生活。去他家打牌的有同科一位姓刘的，还有两位其他科的同事，他就打电话要出租车，四个人一起乘车去他家。
他家在沪西，一家五口，住在一栋三层石库门房子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大概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他家后，他的家人就上楼去了，只有妻子在厨房做饭。大家就在楼下客厅里，拉开八仙桌，四个人上桌打麻将。打完四圈，收牌吃饭，毕家五口也都一起吃饭。家常菜很丰盛也很好吃，一般有四冷盘，四炒菜，四烧菜，一沙锅鸡汤，还有白酒和啤酒，喝什么酒，各人自选，也互相敬酒。吃完饭后，四个人继续打牌，一直玩到天亮。
我开始坐在毕百龄后面看他打牌，虽然我在苏州时，表嫂曾教过我打牌，但计番的方法不一样，我也看不大懂，时间长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于是，我就跟毕家小孩一起玩，或做游戏，或帮他们复习功课，倒也挺有意思。到十一、二点钟该睡觉时，我就睡在他家亭子间里，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散牌局，我才起来，大家各自回家。
我曾问毕百龄，他家做那么多菜，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他说，打牌时每次胡牌后，都要抽头钱，大概抽十分之一，所以，打一个通宵下来，抽的头钱，相当可观，曾出现四家都输钱，只有头钱赢钱的情况。抽的头钱归请客的主人家所有，用来买鸡鸭鱼肉和蔬菜，一般都够用了，不会赔钱。他说，打牌一是业余消遣，消磨时间；二是相互往来，联络感情；三是一起吃喝，改善生活，一举三得，即使赔上一点钱，也划得来。
毕百龄家我去过多次，除了看打牌，还看过打扑克牌。有一次，星期六下班后，毕百龄约了七八个同事，打电话叫了一辆中型出租车，还叫了我，一起去他家。到家后，就拉开一张长桌，大家沿着长桌，分两边坐下，打扑克牌，轮流坐庄，先玩‘二十一点’，又玩‘梭哈’，每一局也都要抽头钱。玩了一会，就吃饭，是西餐中吃，菜肴也很丰盛，切好的大块肉类，和色拉、生菜等，用大盘子装着，还有西餐用的刀叉，中餐用的碗筷和调味品，放在桌子中间，各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用盘子或碗筷装菜，各取所需，还有各种酒，白酒，红酒，啤酒都有，吃完西餐，还有牛奶咖啡，西点，大家吃得很高兴，夸奖主人家会办事。后来，毕百龄告诉我，是在一家有名的西餐馆定的菜，叫西餐馆按时送来，家里就省事多了。我也是第一次吃西餐，觉得很好吃。吃完饭，大家又继续玩扑克牌，直到天亮。我也一直坐在一边看他们玩牌，没有去睡觉。散局后，毕百龄又打电话要了中型出租车，送大家回家。
第二个是余家骐家。他30多岁，身材高挑，四方脸，头发后梳，穿一身名牌西装，说话广东口音，有时夹上几个英文词汇，听说他家是华侨，他曾留学美国，是一位有钱的公子哥儿。
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日，邀请了八个同事，到他家里去打麻将，同时也邀请了我。那天上午9时，我就按照他家的地址，南京西路的一个号码去找，那是一处豪华别墅，大门是一排铁栅栏，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大院子，停着几辆小汽车，门口有门房看守。我去了以后，门房已经知道主人家请客，就带我走过大院子，到一排高房子里的大厅去见余家骐。大厅里布置富丽堂皇，陈设高雅，此时，大厅里已有两桌人在打麻将，余家骐本人也在桌上，他就叫我在沙发上坐下，马上叫佣人上茶，并叫我自己参观大客厅里的许多古董陈设，和墙上挂的名人油画，我是第一次到豪华别墅做客，看了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既好奇又羡慕。
我在余家骐后面看他打了一会牌，就一个人东张西望，隔着大玻璃窗，看见大厅后面是一个大花园，里面种了许多奇花异草，花园后面是一栋三层楼的豪华大楼，外表华丽气派，那是他们一家人的住所，我想那里一定布置的很豪华。大客厅的左面是饭厅，右面是休息室，我就一个人到处逛悠，因为没有得到主人允许，不好意思跑到后面花园去看。
到吃中饭时，余家骐带大家到大厅边上一个小饭厅去，里面已经摆好了一张铺着白布的大圆桌，圆桌当中有一个大的能旋转的玻璃圆盘，上面已放好十副杯碗瓢筷。每个客人面前有大、中、小三个高档酒杯，大的是装啤酒的玻璃杯，中等的是装葡萄酒的高脚圆肚玻璃杯，小的是装白酒的银杯，还有细瓷做的一个碗，一个碟子，一个汤匙和一双象牙筷子。
他招呼大家围着圆桌坐在红木椅子上，就叫男仆上菜，先是八个冷盘，然后是八个炒菜，八个烧菜，还有汤菜，最后是甜羹和各种点心。男仆在边上不断给大家斟酒，酒的种类很多，都是中国名酒和洋酒，客人们各取所需。余家骐不断给客人们布菜，劝酒。大家还相互猜拳，输家罚酒一杯。一时划拳声，叫好声，捧场声，闹成一片，一顿饭吃了一两个小时，只吃得一个个红光满面，嘴角流油，酒气冲天，尽兴而终。最后，男仆给每人送上香喷喷的热手巾，大家才又回到牌桌上去继续打牌，直到天黑才散局。余家骐叫家里的车夫，开车送大家回去。
事后，听毕百龄说，余家骐请客吃的这一桌酒席，除了猴脑和熊掌没有外，其他山珍海味，如鲍鱼，鱼翅，海参，乳鸽，鸽蛋都有了，真是花了大价钱，可能要好几个月的工资，他家很有钱，根本不在乎几个头钱。
我过去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孤陋寡闻，见识很少，是第一次吃高档酒席，当时，只见不断上菜，也分不清吃的什么菜，不知道哪是鲍鱼，哪是鱼翅，哪是海参，只觉得奇怪，有这么小的鸡和蛋。
还有一家姓陈的老同事。是在毕百龄家认识的，在储蓄科工作，年纪比较大，他也住在海宁路集体宿舍，因为资格老，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他是从武汉分行调来的，已40多岁，中等身材，有点发胖，脸色微黑，大胡子，刮去后有点发青，爱穿府绸中装，中式布鞋，讲一口湖北话。我同他认识以后，曾到他房间去玩，我问他为什么家不在上海？他说，因为上海房租太贵，就在苏州租房，老婆不工作，孩子在苏州上学，他每个星期六下班以后，乘火车回苏州团聚。
1946年10月份的一天，他说，已邀请苏州分行的几位同事，星期天到他家去打麻将，叫我去他家尝尝他老婆做的湖北菜。到星期六下午下班以后，就拉了我一起到北火车站，乘火车去苏州。在车上，他同我讲了不少银行里的情况。他说，他工作了20年，曾在银行的一个支行当过科长，因为学历不高，现在调到分行还是科员，有些学历高的都已提升。他告诉我，现在银行正鼓励年轻职工读书上进，可以供给学费，劝我趁现在年轻，去上业余大学，苦读几年，弄个文凭，争取有个好前途。当时，我很感激，把他当长辈看待。
当晚到苏州后，他雇了两辆黄包车，一起去城南一条小巷子的家里。他家租了四间平房，比较宽敞，吃了他老婆做的简单饭菜后，我就同他两个孩子一起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苏州分行的三位同事应邀来打麻将，我就在一边观战。中午，吃了他老婆做的丰盛的湖北家常菜，客人们吃得很高兴，都夸奖了一番。我也不懂什么菜系，只要好吃就行。吃完饭，他们继续打牌，我因晚上还要上会计补习班，就告辞后，回上海。
中高级职员，一般都在30岁以上，人到中年，都已成家，住房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他们按时上下班，下班以后，自寻乐趣，当时相互约会、一起赌钱的比较多。低级职员比较年轻，有的胸无大志，下班以后，茶室舞厅，到处逛悠，自得其乐；也有的追求上进，业余读书，锻炼身体，争取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我就属于这一类。
我在银行工作三年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6年5月，开始约半年时间是学习业务阶段，与一些老同事联系较多，常到人家家里去玩；
2、从1946年下半年以后，到1949年5月，是上夜校阶段，先是上立信会计补习班，1947年以后，上新中国法商学院银行会计系，白天工作，夜晚上学，与银行一些一起上学的同事联系较多，曾一起外出旅游；
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1949年6、7月份，进驻银行的SH市军管会派出的军代表，抽调我去参加接收银行资产的工作，每天去清点从总行到分行、支行、办事处的家底物资，与银行内部一些进步职员联系较多。
在开始与老同事接触中，他们都很热情，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玩的不少，我印象深刻的有四家:
第一个是毕百龄家。我到银行工作以后，最初接近的就是毕百龄，因为当时我什么都不会，科长就叫他教我记账和打算盘，他就成为我的师父。由于我学得很快，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掌握汇兑科的记账方法，接过了原来记账员的工作，所以，科长很高兴，毕百龄也很欣赏。
毕百龄年近40岁，瘦高个，瓜子脸，尖下巴，工作时，爱在嘴里叼一支香烟，烟一熏就眯起眼睛，平时话不多，对我很友好，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有时到星期六下班时，就叫我跟他回家，说家里有牌局，有好吃的，去改善一下生活。去他家打牌的有同科一位姓刘的，还有两位其他科的同事，他就打电话要出租车，四个人一起乘车去他家。
他家在沪西，一家五口，住在一栋三层石库门房子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大概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他家后，他的家人就上楼去了，只有妻子在厨房做饭。大家就在楼下客厅里，拉开八仙桌，四个人上桌打麻将。打完四圈，收牌吃饭，毕家五口也都一起吃饭。家常菜很丰盛也很好吃，一般有四冷盘，四炒菜，四烧菜，一沙锅鸡汤，还有白酒和啤酒，喝什么酒，各人自选，也互相敬酒。吃完饭后，四个人继续打牌，一直玩到天亮。
我开始坐在毕百龄后面看他打牌，虽然我在苏州时，表嫂曾教过我打牌，但计番的方法不一样，我也看不大懂，时间长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于是，我就跟毕家小孩一起玩，或做游戏，或帮他们复习功课，倒也挺有意思。到十一、二点钟该睡觉时，我就睡在他家亭子间里，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散牌局，我才起来，大家各自回家。
我曾问毕百龄，他家做那么多菜，是不是要花很多钱。他说，打牌时每次胡牌后，都要抽头钱，大概抽十分之一，所以，打一个通宵下来，抽的头钱，相当可观，曾出现四家都输钱，只有头钱赢钱的情况。抽的头钱归请客的主人家所有，用来买鸡鸭鱼肉和蔬菜，一般都够用了，不会赔钱。他说，打牌一是业余消遣，消磨时间；二是相互往来，联络感情；三是一起吃喝，改善生活，一举三得，即使赔上一点钱，也划得来。
毕百龄家我去过多次，除了看打牌，还看过打扑克牌。有一次，星期六下班后，毕百龄约了七八个同事，打电话叫了一辆中型出租车，还叫了我，一起去他家。到家后，就拉开一张长桌，大家沿着长桌，分两边坐下，打扑克牌，轮流坐庄，先玩‘二十一点’，又玩‘梭哈’，每一局也都要抽头钱。玩了一会，就吃饭，是西餐中吃，菜肴也很丰盛，切好的大块肉类，和色拉、生菜等，用大盘子装着，还有西餐用的刀叉，中餐用的碗筷和调味品，放在桌子中间，各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用盘子或碗筷装菜，各取所需，还有各种酒，白酒，红酒，啤酒都有，吃完西餐，还有牛奶咖啡，西点，大家吃得很高兴，夸奖主人家会办事。后来，毕百龄告诉我，是在一家有名的西餐馆定的菜，叫西餐馆按时送来，家里就省事多了。我也是第一次吃西餐，觉得很好吃。吃完饭，大家又继续玩扑克牌，直到天亮。我也一直坐在一边看他们玩牌，没有去睡觉。散局后，毕百龄又打电话要了中型出租车，送大家回家。
第二个是余家骐家。他30多岁，身材高挑，四方脸，头发后梳，穿一身名牌西装，说话广东口音，有时夹上几个英文词汇，听说他家是华侨，他曾留学美国，是一位有钱的公子哥儿。
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日，邀请了八个同事，到他家里去打麻将，同时也邀请了我。那天上午9时，我就按照他家的地址，南京西路的一个号码去找，那是一处豪华别墅，大门是一排铁栅栏，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大院子，停着几辆小汽车，门口有门房看守。我去了以后，门房已经知道主人家请客，就带我走过大院子，到一排高房子里的大厅去见余家骐。大厅里布置富丽堂皇，陈设高雅，此时，大厅里已有两桌人在打麻将，余家骐本人也在桌上，他就叫我在沙发上坐下，马上叫佣人上茶，并叫我自己参观大客厅里的许多古董陈设，和墙上挂的名人油画，我是第一次到豪华别墅做客，看了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既好奇又羡慕。
我在余家骐后面看他打了一会牌，就一个人东张西望，隔着大玻璃窗，看见大厅后面是一个大花园，里面种了许多奇花异草，花园后面是一栋三层楼的豪华大楼，外表华丽气派，那是他们一家人的住所，我想那里一定布置的很豪华。大客厅的左面是饭厅，右面是休息室，我就一个人到处逛悠，因为没有得到主人允许，不好意思跑到后面花园去看。
到吃中饭时，余家骐带大家到大厅边上一个小饭厅去，里面已经摆好了一张铺着白布的大圆桌，圆桌当中有一个大的能旋转的玻璃圆盘，上面已放好十副杯碗瓢筷。每个客人面前有大、中、小三个高档酒杯，大的是装啤酒的玻璃杯，中等的是装葡萄酒的高脚圆肚玻璃杯，小的是装白酒的银杯，还有细瓷做的一个碗，一个碟子，一个汤匙和一双象牙筷子。
他招呼大家围着圆桌坐在红木椅子上，就叫男仆上菜，先是八个冷盘，然后是八个炒菜，八个烧菜，还有汤菜，最后是甜羹和各种点心。男仆在边上不断给大家斟酒，酒的种类很多，都是中国名酒和洋酒，客人们各取所需。余家骐不断给客人们布菜，劝酒。大家还相互猜拳，输家罚酒一杯。一时划拳声，叫好声，捧场声，闹成一片，一顿饭吃了一两个小时，只吃得一个个红光满面，嘴角流油，酒气冲天，尽兴而终。最后，男仆给每人送上香喷喷的热手巾，大家才又回到牌桌上去继续打牌，直到天黑才散局。余家骐叫家里的车夫，开车送大家回去。
事后，听毕百龄说，余家骐请客吃的这一桌酒席，除了猴脑和熊掌没有外，其他山珍海味，如鲍鱼，鱼翅，海参，乳鸽，鸽蛋都有了，真是花了大价钱，可能要好几个月的工资，他家很有钱，根本不在乎几个头钱。
我过去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孤陋寡闻，见识很少，是第一次吃高档酒席，当时，只见不断上菜，也分不清吃的什么菜，不知道哪是鲍鱼，哪是鱼翅，哪是海参，只觉得奇怪，有这么小的鸡和蛋。
还有一家姓陈的老同事。是在毕百龄家认识的，在储蓄科工作，年纪比较大，他也住在海宁路集体宿舍，因为资格老，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他是从武汉分行调来的，已40多岁，中等身材，有点发胖，脸色微黑，大胡子，刮去后有点发青，爱穿府绸中装，中式布鞋，讲一口湖北话。我同他认识以后，曾到他房间去玩，我问他为什么家不在上海？他说，因为上海房租太贵，就在苏州租房，老婆不工作，孩子在苏州上学，他每个星期六下班以后，乘火车回苏州团聚。
1946年10月份的一天，他说，已邀请苏州分行的几位同事，星期天到他家去打麻将，叫我去他家尝尝他老婆做的湖北菜。到星期六下午下班以后，就拉了我一起到北火车站，乘火车去苏州。在车上，他同我讲了不少银行里的情况。他说，他工作了20年，曾在银行的一个支行当过科长，因为学历不高，现在调到分行还是科员，有些学历高的都已提升。他告诉我，现在银行正鼓励年轻职工读书上进，可以供给学费，劝我趁现在年轻，去上业余大学，苦读几年，弄个文凭，争取有个好前途。当时，我很感激，把他当长辈看待。
当晚到苏州后，他雇了两辆黄包车，一起去城南一条小巷子的家里。他家租了四间平房，比较宽敞，吃了他老婆做的简单饭菜后，我就同他两个孩子一起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苏州分行的三位同事应邀来打麻将，我就在一边观战。中午，吃了他老婆做的丰盛的湖北家常菜，客人们吃得很高兴，都夸奖了一番。我也不懂什么菜系，只要好吃就行。吃完饭，他们继续打牌，我因晚上还要上会计补习班，就告辞后，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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