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畏葸退缩
康随【注：康随，宋朝武将，曾为种师道属官，入南宋后，曾经以酷刑杀害南宋名将曲端】曾经为种师道的《谢恩表》作《跋》：
宣和壬寅岁（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四月十一日，保静公【注：种师道曾担任保静军节度使，故康随尊称他为保静公】在泾原元帅【注：种师道曾任泾原都钤辖】任上接受到圣旨，被调任为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跟随宣抚司到达河北，招降辽人。
宣抚司当时已经离开京城，保静公上书请求面见皇上，上书尚未传达，己有圣旨催促保静公赶赴宣抚司。
保静公赶到高阳关与宣抚使童贯见面，极言出兵伐辽不可行，说道：“此前的决议我不敢参与，招纳燕人的大事岂可轻举妄动？”
童大人说：“已经有皇上圣训，不许擅杀燕人，一旦我军渡过界河，燕人自然会箪食壶浆前来迎接，只不过凭借大人的威名以整顿军纪而已，国家大计已经议定，岂可擅自更改？”
童贯于是下令将徽宗的圣训大书于黄旗之上，植立于军中，以约束将士，并督促保静公出发。
而上月的二十二日，我前锋军度过界河时，已经遭到过契丹人的迎头痛击，我军不敢与契丹军队交战，只好避其兵锋。
统制官杨可世与其部下将佐士卒受伤的很多，于是撤回至界河南岸，临河驻军，契丹骑兵没有一天不来骚扰我军的。
一天，敌军隔着河道喊话，问我国出师有什么正当的名义，保静公派遣属官康随出面应对，我表示我国出国的目的是安抚燕人，并向契丹人申明我朝皇帝的圣旨，契丹人大骂道：“岂有此理？”于是万箭齐发，射向我军。
保静公次日便命康随前往宣抚司报告契丹人的态度，并请示进退的旨命，保静公领兵回营，等候宣抚司的旨意。
六月三日黎明，我军撤退，契丹骑兵从后方追袭，一直追击至雄州城下，恰逢大风暴雨，我军士兵自相踩踏，抛弃兵器无数。
傍晚，宣抚司命令诸军只许在雄州城外安营扎寨。保静公因贻误军机，撤军南返，邸报上达朝廷，因此才有了这道谢表。
保静公是关陕名贤的後代【注：种师道出生于陕西洛阳，其从曾祖父为名臣种放，其祖父种世衡在西北边疆屡立战功，创建了名噪一时的“种家军”】，出仕五十年来，提兵所向之处，没有哪次战争不获胜的，没有哪座城寨攻打不下的。
此次战役由于当初就没有参与筹划，而朝廷又强行委以重任，况且又没有节制士兵的权利，以致失利。
我考察保静公的生平事迹，得出的结论是：保静公得到惩罚可谓罪有应得，遂将我的意见记录于瓦桥州署的西斋墙面上，将来如果有关中保静公的亲属经过此处，询问保静公所犯罪过的，应当将此文出示给他，细细品味文中的字句，应当可以了解保静公一生的祸福得失了。年月日，康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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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六月，宋昭上书议论联金攻辽策略的利弊，请求朝廷恪守盟誓，认为女真不可信，必定会抢先败盟。
宋昭奏疏：
臣听说犬戎天性狡诈，不可信赖，他们游离不定，叛服无常，中原王朝即使在成周盛世依然难免俨狁之患【注：俨狁又称犬戎，先秦时期对匈奴等北方异族的称呼。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
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一个驾驭犬戎的万全之策，汉唐以来，夷狄时盛时衰，忽叛忽服，中原王朝的一切控制手段都不是良策，都不足以在太平盛世拿来作为借鉴，所以在此不复赘述。
直到我大宋立国，疆域辽阔，拥有四海之地，天下人民无不归顺，然而遗憾的是景德年间仍然发生了与契丹的战事，就是“澶渊之役”。
当时真宗皇帝御驾亲征，龙威虎震，贼势转眼间土崩瓦解，如果当时乘胜追击的话，则契丹这个充满腥膻臭气的种族早己被我军斩尽杀绝了。
然而真宗皇帝仁爱慈善，怜悯两国生灵，宽洪大量，饶恕了辽人下贱如同蝼蚁的性命，又用厚利引诱他们，与他们议和。
此举泽被子孙后代，福延万万年，堪称驾驭夷狄的锦囊妙计。
辽人之所以始终谨守盟誓，不敢南下侵犯我境，是不敢忘记真宗皇帝天高地厚的大恩大德。
此后我朝的各代圣君，都继承了真宗的美德，虽说凭我朝历代皇帝的聪明神武与仁义道德，足够笼络驾驭辽人，然而事实上无不依仗宋辽两国之盟约，视之为坚不可摧的长城堡垒。
神宗皇帝熙丰年间（公元1068年至1085年），筹划北伐，选将练兵，积谷理财，修筑城郭，制作兵械。
前后经过十九年筹备，军储充足，府库充实，精兵强将，无不以一当百。
如果当时鼓噪进兵，直指燕云，则黄河以北的辽人都将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我宰割。
神宗皇帝也因河朔地区曾经是汉族旧地，不忍给此地人民带来战乱，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北伐的计划。
陛下即位以来，驾驭契丹的策略，堪称上策。辽使到来，宴犒接待，赐予丰厚，曲尽礼数，所以辽人感激敬畏，向往仰慕我朝的礼义教化，俯首称藩，使身披介铠甲的战士得以放下弓矢休息，黎民万姓，饱暖平安，无不歌颂太平。
历观夏商周三代以来，夷狄能够心悦诚服、洗心革面地归顺的盛况莫过于今日，堪称千古盛事。
然而自从王黼、童贯等人勾引无知狂妄的李良嗣、董才等人，妄兴边事，招致皇上坐卧不安，派遣内臣提重兵驻扎于边塞，国库为之一空，士兵死亡无数。
可见王黼与童贯等人此前的建议，纯属荒诞狂妄。
财物尚可重新生产，死者怎能重生？他们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罪不容诛，臣请求皇上砍下上述几名奸臣的头颅向天下人陪罪。
此举不但可以抚慰燕人之心，使辽人理解陛下的好意，不再猜忌我朝，重新谨慎恪守盟约，也让那些奸臣贼子因欺君罔上、妄兴边事、侥幸立功的行为受到惩戒。
臣固然知道陛下慈悲为怀，不忍诛戮臣下，然而如果不诛杀这些奸臣，则燕人对我朝的猜忌不易解除，臣愿陛下不要以对待贤臣的仁慈对待这些奸贼，则国家不胜万幸。
臣听说辽朝近年来庄稼欠收，一斗米售价高达一千钱，所以既使现在契丹主动求和，恐怕也不是出于诚意，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等到数年后，他们养精蓄锐，谷物丰获，秋高马肥，士气复振，再报仇雪恨，南下侵扰，到时候两国干戈相寻，祸患将无穷无尽。
如果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则这几名奸臣的受诛完全不值得同情了。
何况李良嗣与董才都是辽朝的叛臣，心怀怨望，附和边臣，捏造谎言，只是为了假借中国之手以报其私怨而已，实为两国共同的奸贼，岂能寄希望于他们忠心为国？
臣知道有人认为我国主动败盟出兵是因为每年输纳给契丹的岁币数量过于庞大，白白耗费了国家财力，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祖宗在边境设立榷场的用意。
祖宗朝的岁币都出自榷场，每年将从榷场获得的利息交给契丹，取之于夷狄又送还给夷狄，对中国来说其实毫发无损。近年以来，设置榷场的惯例遭到破坏，于是只得消耗国库。
臣愿意挑选一班精明的官吏，重振榷场，恢复到祖宗朝时的盛况，则朝廷不需操心每年对辽的岁币了。
又有人说中国九州的土地，都是肥沃膏腴的田园，每年收获丰厚，何必在意区区五十万匹两岁币？这些人又欠考虑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国家守卫边境的耗费每年以百万计。
现在朝廷如果与契丹开战，贪求其贫瘠的土地，既不足以偿还战争中损失的大量财物，又要付出无数士兵战死、大量人民被屠杀的代价，徒有拓土开疆的虚名而对国家与人民并没有丝毫实际的利益。
还有人认为山後地区的人民都有思念汉朝的热情，都愿意归顺我朝，这个观点尤为荒诞。
辽人早已提前防范，将山後的汉人迁往漠北地区，况且从唐朝末年到现在，已过去数百年，他们的子孙己经更迭了许多代，如今都融入了异族，哪里还是什么中国旧民？
宋辽失和，都是源于边臣不学无术，以及侦探贪求不义之财，合伙蒙骗朝廷，帅臣们则昏庸无能，掩盖真相，故意挑起边境衅端，妄想侥幸立功受赏。
又有人说辽国近年来被女真所困扰，侵城掠地，连绵千里，契丹势败途穷，我国应该与女真合纵，使契丹腹背受攻，则灭亡它易于反掌，这个分析也是毫无道理的。
灭亡一个衰弱的国家然后与一个强盛的国家为邻，恐怕不是中国的好消息，此事只会对女真有利。
况且契丹虽然说也是夷狄异族，然而长期接受圣人教化，粗略通晓礼义，所以才会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内，一直谨慎恪守盟誓，从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懂得信义是不能轻意背弃的道理。
如今的女真人则刚强凶狠，善长战斗，茹毛饮血，大概不属于人类。
契丹人与之作战，就是所谓夷狄相攻，连契丹也不能战胜女真，傥若与他们为邻，我国到时候有什么办法制约它？
我看最多不过与契丹一样，立盟誓、输岁币以笼络牵制而已。然而我朝与辽国通好一百多年，一旦主动败盟，女真难道不会效法我国也主动败盟吗？
所以可以肯定将来女真必定率先败盟，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这是必然之理，必定之事，即使伊周【注：伊周，商朝伊尹与西周周公旦，两人都曾摄政，常并称指代贤臣】复生，也不能反驳我这个意见。
臣又听说宋辽两国的誓书中提到“败盟者祸及九族”，何况陛下以仁德泽及天下百姓，怎么忍心置河北人民于涂炭之苦、令他们肝脑涂地呢？
臣以为现在朝中的人臣，不辜负陛下咨访、忠君忧国、上奏议论出自忠诚、公正客观的很少，而希意承旨、背公营私、贪求富贵者不可胜数，以致忠心赤胆的臣子有志难伸，建议不被朝廷采纳。
这些冒死进言的忠臣志士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认为国家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现在不发言，等到国家大祸临头时怎么办？
譬如人的身体，体内元气阻害，阳气不下降，阴气不上升，则百脉不调，四肢乏力，长期不治疗，必定病入膏肓，虽有良医也无力回天。
目前国家的病症幸好尚较轻微，正是应当迅速下药的关键时刻。
臣愿意替陛下分忧，出使边疆，劝谕辽人，说“近来在贵朝皇帝逃亡、深恐盗匪骚乱之际，为了防止疆境防守松驰、奸人乘机作乱、边臣挑衅生事，我国派遣内官领兵巡边，防止盗窃抢劫、骚扰边民。
我军奉旨不得妄杀一人，但恐怕贵朝尚怀疑虑，误以为我朝擅自兴兵，其实我朝的本意是仍旧致力于谨守祖宗朝的盟誓，不愿与贵国失和。如果女真继续侵袭，贵国无力取胜，贵国可向我国求援”。
如果契丹果真遣使前来借兵，朝廷应该以礼相待，使他们放弃疑虑，我国让他们去抵御女真，使契丹成为中国的屏障，则陛下可安生就枕、永远没有北顾之忧，百姓安居乐业，安心从事耕作，乃天下人民万万年无穷的福利。
正如古人所说的“夷狄相攻，中国之福”。
臣固然知道身为疏远微贱的卑官，胆敢以狂妄之言进谏，冒犯天威，难逃诛杀，然而臣听说“忠臣徇义，志士徇名”，所以忠义发自内心，将安危置之度外，爱戴君王之心过于急切，以致无暇顾虑进言会招致祸患。
何况五色顽石，尚且有补天的功绩【注：《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愚者千虑，怎能毫无所得呢？
愿陛下不要以人微言轻而废弃其建议，留心考察，则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泥土也能增加一点点山岳的高度，小小蜡烛发出的微弱火亮也能增添日月的光明。
臣曾经在担任陕州灵宝（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知县期间，因论述陕右的钱币法蒙皇恩召见，面奉圣训，欲授臣以监察之职，后来招致某些人的不满，但仍旧叨居郡长副职。
尚未到任，又蒙圣恩除授臣主持江南茶盐事务，由于臣的主持，每年上贡朝廷的茶盐有所增加，又蒙恩特升一官。
臣一直以来以未能报答皇上天高地厚的恩德为恨，如今又目睹奸贼胆敢当面欺骗君王，理当竭尽臣节，以求表示对皇上大恩大德微不足道的报答，所以胆敢越职进言。
倘若此疏冒犯了皇上，要将臣处以极刑，也是臣心甘情愿的”。
宋昭的奏章上达徽宗，徽宗下令将宋昭戴上枷锁贬往连州（今广东清远连州市）编管【注：宋代官吏得罪，谪放远方州郡，编入该地户籍，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称为编管】。
宋昭是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与河北临漳县一带）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贯、蔡攸等人率领的大军出发之前，徽宗曾降旨，强调凡是对出兵伐辽一事有异议的必须严惩不贷，朝廷执政大臣没有一人胆敢反对，惟独宋昭上了这道奏疏，公然反对朝廷出兵。
奏章递上来，宰相王黼见了后大怒，下令将宋昭罢官除名，押送连州编管。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有官员说宋昭的上书准确地诊断出了朝廷当时的病症，请求宋钦宗赵恒加以擢用，钦宗下诏令宋昭赴政府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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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宣抚司礼待辽使王介儒等人，打发他们归国。
马扩《茆斋自叙》：二十七日，我偕辽使王介儒回朝。
在涿州歇宿时，见几个辽人骑马经过，据说他们的刀枪鞍马都是从我国士兵手里抢来的。
王介儒对我说：“两朝维持太平无事的状态已经很多年了，白发老人都不知道兵器为何物，现在突然间出现这些凶危的东西，怎能不令人悲伤？
贵朝常说燕人思念汉朝，却从未念及燕地自从割让隶属契丹已经将近两百年，燕人与我朝怎能没有君臣父子之情？”
我答道：“国家的兴亡，不由人力左右，如今女真军队逼近燕地，燕人处在水深火热的绝境，我朝皇帝怜悯故土旧民，不忍袖手旁观，所以兴师拯救燕民。
如果论及父子之情，到底谁才是燕民的亲生父亲呢？只知道有养父而不知道有生父，同样是不孝啊”。
王介儒笑而不答。
下午到达新城（今河北保定市高碑店市），王介儒说：“四军大王在白沟，下令暂时扣留南朝使节”。
当晚遂歇宿在驿馆之外，王介儒叮嘱我道：“恐怕你要去会见四军大王（萧干），说话千万要委婉和气，你此次出使充满危险，很不容易，切莫触犯大王的虎狼之怒，则事情也办好了，性身也保全了，一举两得”。
我答道：“四军大王没有能力阻止女真的侵犯，却要在一介手无寸铁的使者面前耍威风吗？如果我的话不合情理，我还有一死，怎敢忘记关系燕地人民安危存亡的国家大计？”
我猜测四军大王因为昨天大败我军，所以有扣留我国使者的想法。我私密派人打探战况，听说是辽军乘机偷袭了我军，我于是判断只需要滞留一天，并无大碍。
四军大王命大石林牙（耶律大石）来与我相见，说：“南北两国通好百年，贵国为何突然举兵侵夺我国疆土？”
我答道：“朝廷由于女真从海上多次遣使向我国献还燕地，我朝皇帝每每满口答应，心中却不敢相信有这种好事会从天而降。
近来又得到女真军队的公文，声称金军已占据了山後之地，如果南朝不去收回燕地，金国就自己攻取，所以朝廷不得不发兵拯救燕民”。
大石林牙面带怒色，说：“夏国曾经多次上表给我国，要与我国共同兴兵夹攻贵朝，本朝每次都将他们的表章送给贵朝，因为我朝不肯见利忘义、听信间谍，贵朝则刚得到女真使者的一句话，立即就举兵，是什么道理？”
我答道：“夏国虽然经常有这些狂妄的言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行动，数十年来，夏国何尝侵夺过南朝一寸国土？
女真使者所说的话却不是夸口，他们的话往往都能应验。
本朝出兵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燕民，一方面也需要巩固守御我国边境”。
大石林牙又说：“大人身为使节，怎么可以与刘宗吉勾结？”
我答道：“我已多次向贵朝大臣解释过，只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招降”。
大石林牙说：“为了两国将来能重归于好，就不扣留使者了，饭后你就可以启程回朝。
请你转告童贯，两国要和好就仍旧和好，不肯和好就请出兵，咱们在战场上见高低”。
我回国时经过白沟，来到种师道的军营，独自去扣门，统制官杨惟忠前来迎接，见到种师道，大略谈及燕地形势。
晚间抵达雄州，拜见童贯，他的幕府官员环拥在他身後，童贯询问燕地事宜，我以从刘宗吉口里得到的消息回答。
他的幕僚们听到后顿足抵掌、切齿咬牙，非常愤怒，原来他们误以为契丹仍旧强盛，如果是我所说的情况，根本没必要撤军。
而当时种师道、杨可世都在白沟失利，童贯己上奏朝廷请求将二人撤职，贬和诜为高阳关路将帅。
侯益被责备探报不实，声称契丹依旧强盛，所以对我直言燕地辽军虚弱的话极其不满，王麟当场厉声说道：“马扩可斩！”
童贯于是命其幕僚退出，单独对我说：“虽然事实如此，但你不应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
我走出幕府，幕僚们拦住去路，纷纷指责我，我说：“听说国家乘机收复燕云，最关键的在于笼络燕人，使他们永远成为我国北方的藩篱，目前燕人与契丹离心，日夜思念归附南朝。
况且燕地的契丹精兵不满一千骑，耶律淳刚刚纂立，女真又已经荡平山後之地，契丹事势窘迫，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对太师如实汇报，哪里想到诸位会因此对我恶言相向？
况且我抛下亲人，深入险地，完全是以国家安危存亡为重，怎么肯顺从诸位不以实对以致耽误军国大事？”众人仍然很不满。
当时宣抚司命种师道退军至雄州，种师道极力反对，说：“兵可进不可退，敌军就在附近，撤退必定遭到掩袭”。宣抚司遣参谋刘某前去劝谕，种师道又不从。
后来被逼撤退时，果然被为辽兵追袭，士兵伤亡极多。
我军士兵逃入雄州城后，纷纷登上城墙，王介儒远远望见，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骗他说是我国陕西六路的军马刚刚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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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司委托贾评、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人携带金玉茶具作为辽使的礼物来到驿馆，对王介儒说：“宣抚司己经奏禀朝廷，仍旧要与贵国通好，只是还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
王介儒说：“燕人长期隶属大辽，各自安居乐业，贵朝军队如果要强行去骚扰他们，他们必定会誓死反抗，对两地百姓都不是好事。”
贾评答道：“谚语有‘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作为臣子，怎么能同时侍候两名君主？燕地的士大夫，难道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说道：“燕人起初改嫁给了契丹，今后不会又改嫁给女真吧？”众人大笑。
两天后，童贯命骑兵护送王介儒等人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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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宣抚司的奏章传到朝廷，徽宗下诏令宣抚司班师回朝。
宣抚司奏章傅到朝廷，徽宗听后感到惧怕，下诏班师，命诸将分散驻扎于边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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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写书信与李处温订约，骟动他在辽朝内部策应。
马扩回国后，童贯问马扩契丹朝廷现在谁是首辅，马扩说是李处温，赵良嗣在一旁不觉喜形於色，童贯问赵良嗣是什么情况，赵良嗣答道：“我从前在大辽与李处温结拜为友，後来两人谈及天祚帝失德无道的事，与我约定要同时投奔大宋，并且两人曾经在北极庙拈香立誓，要携手共图灭亡契丹之大计。现在我己经到了南朝，我相信两人在北极庙发誓立下的盟约绝不会虚设。一旦他收到我的书信，肯定愿意作内应”。
童贯命赵良嗣立即写信给李处温，又招募间谍前去投递书信，令李处温与马柔吉等人共同结交勇士，开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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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写给李处温的书信：
“由于上天厌弃契丹，使契丹自取灭亡，兵连祸结，己经连续数年，旧君王尚未还朝，新国主孤立地即位，境内纷纷扰扰之际，大人操心辛劳，您及家眷亲属想必平安万福。
前几年马植在投奔南朝途中，与李爽（李处温之子）在良乡（今北京房山良乡镇）的驿站相遇，我详细向他介绍了大宋朝廷礼乐文物的盛况，痛恨契丹朝廷充满腥膻臭味的残酷虐政，以至扼腕叹息。
然后我与他携手来到他位于中京景昌门外的府邸，两人都认为契丹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于是商定由我先投奔南朝，请求南朝收复幽蓟故地，迁延数年，至今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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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壬寅岁（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四月十一日，保静公【注：种师道曾担任保静军节度使，故康随尊称他为保静公】在泾原元帅【注：种师道曾任泾原都钤辖】任上接受到圣旨，被调任为河北河东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跟随宣抚司到达河北，招降辽人。
宣抚司当时已经离开京城，保静公上书请求面见皇上，上书尚未传达，己有圣旨催促保静公赶赴宣抚司。
保静公赶到高阳关与宣抚使童贯见面，极言出兵伐辽不可行，说道：“此前的决议我不敢参与，招纳燕人的大事岂可轻举妄动？”
童大人说：“已经有皇上圣训，不许擅杀燕人，一旦我军渡过界河，燕人自然会箪食壶浆前来迎接，只不过凭借大人的威名以整顿军纪而已，国家大计已经议定，岂可擅自更改？”
童贯于是下令将徽宗的圣训大书于黄旗之上，植立于军中，以约束将士，并督促保静公出发。
而上月的二十二日，我前锋军度过界河时，已经遭到过契丹人的迎头痛击，我军不敢与契丹军队交战，只好避其兵锋。
统制官杨可世与其部下将佐士卒受伤的很多，于是撤回至界河南岸，临河驻军，契丹骑兵没有一天不来骚扰我军的。
一天，敌军隔着河道喊话，问我国出师有什么正当的名义，保静公派遣属官康随出面应对，我表示我国出国的目的是安抚燕人，并向契丹人申明我朝皇帝的圣旨，契丹人大骂道：“岂有此理？”于是万箭齐发，射向我军。
保静公次日便命康随前往宣抚司报告契丹人的态度，并请示进退的旨命，保静公领兵回营，等候宣抚司的旨意。
六月三日黎明，我军撤退，契丹骑兵从后方追袭，一直追击至雄州城下，恰逢大风暴雨，我军士兵自相踩踏，抛弃兵器无数。
傍晚，宣抚司命令诸军只许在雄州城外安营扎寨。保静公因贻误军机，撤军南返，邸报上达朝廷，因此才有了这道谢表。
保静公是关陕名贤的後代【注：种师道出生于陕西洛阳，其从曾祖父为名臣种放，其祖父种世衡在西北边疆屡立战功，创建了名噪一时的“种家军”】，出仕五十年来，提兵所向之处，没有哪次战争不获胜的，没有哪座城寨攻打不下的。
此次战役由于当初就没有参与筹划，而朝廷又强行委以重任，况且又没有节制士兵的权利，以致失利。
我考察保静公的生平事迹，得出的结论是：保静公得到惩罚可谓罪有应得，遂将我的意见记录于瓦桥州署的西斋墙面上，将来如果有关中保静公的亲属经过此处，询问保静公所犯罪过的，应当将此文出示给他，细细品味文中的字句，应当可以了解保静公一生的祸福得失了。年月日，康随记”。
…………༺࿈༻…………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六月，宋昭上书议论联金攻辽策略的利弊，请求朝廷恪守盟誓，认为女真不可信，必定会抢先败盟。
宋昭奏疏：
臣听说犬戎天性狡诈，不可信赖，他们游离不定，叛服无常，中原王朝即使在成周盛世依然难免俨狁之患【注：俨狁又称犬戎，先秦时期对匈奴等北方异族的称呼。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
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一个驾驭犬戎的万全之策，汉唐以来，夷狄时盛时衰，忽叛忽服，中原王朝的一切控制手段都不是良策，都不足以在太平盛世拿来作为借鉴，所以在此不复赘述。
直到我大宋立国，疆域辽阔，拥有四海之地，天下人民无不归顺，然而遗憾的是景德年间仍然发生了与契丹的战事，就是“澶渊之役”。
当时真宗皇帝御驾亲征，龙威虎震，贼势转眼间土崩瓦解，如果当时乘胜追击的话，则契丹这个充满腥膻臭气的种族早己被我军斩尽杀绝了。
然而真宗皇帝仁爱慈善，怜悯两国生灵，宽洪大量，饶恕了辽人下贱如同蝼蚁的性命，又用厚利引诱他们，与他们议和。
此举泽被子孙后代，福延万万年，堪称驾驭夷狄的锦囊妙计。
辽人之所以始终谨守盟誓，不敢南下侵犯我境，是不敢忘记真宗皇帝天高地厚的大恩大德。
此后我朝的各代圣君，都继承了真宗的美德，虽说凭我朝历代皇帝的聪明神武与仁义道德，足够笼络驾驭辽人，然而事实上无不依仗宋辽两国之盟约，视之为坚不可摧的长城堡垒。
神宗皇帝熙丰年间（公元1068年至1085年），筹划北伐，选将练兵，积谷理财，修筑城郭，制作兵械。
前后经过十九年筹备，军储充足，府库充实，精兵强将，无不以一当百。
如果当时鼓噪进兵，直指燕云，则黄河以北的辽人都将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我宰割。
神宗皇帝也因河朔地区曾经是汉族旧地，不忍给此地人民带来战乱，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北伐的计划。
陛下即位以来，驾驭契丹的策略，堪称上策。辽使到来，宴犒接待，赐予丰厚，曲尽礼数，所以辽人感激敬畏，向往仰慕我朝的礼义教化，俯首称藩，使身披介铠甲的战士得以放下弓矢休息，黎民万姓，饱暖平安，无不歌颂太平。
历观夏商周三代以来，夷狄能够心悦诚服、洗心革面地归顺的盛况莫过于今日，堪称千古盛事。
然而自从王黼、童贯等人勾引无知狂妄的李良嗣、董才等人，妄兴边事，招致皇上坐卧不安，派遣内臣提重兵驻扎于边塞，国库为之一空，士兵死亡无数。
可见王黼与童贯等人此前的建议，纯属荒诞狂妄。
财物尚可重新生产，死者怎能重生？他们欺君罔上，蠹国害民，罪不容诛，臣请求皇上砍下上述几名奸臣的头颅向天下人陪罪。
此举不但可以抚慰燕人之心，使辽人理解陛下的好意，不再猜忌我朝，重新谨慎恪守盟约，也让那些奸臣贼子因欺君罔上、妄兴边事、侥幸立功的行为受到惩戒。
臣固然知道陛下慈悲为怀，不忍诛戮臣下，然而如果不诛杀这些奸臣，则燕人对我朝的猜忌不易解除，臣愿陛下不要以对待贤臣的仁慈对待这些奸贼，则国家不胜万幸。
臣听说辽朝近年来庄稼欠收，一斗米售价高达一千钱，所以既使现在契丹主动求和，恐怕也不是出于诚意，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等到数年后，他们养精蓄锐，谷物丰获，秋高马肥，士气复振，再报仇雪恨，南下侵扰，到时候两国干戈相寻，祸患将无穷无尽。
如果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则这几名奸臣的受诛完全不值得同情了。
何况李良嗣与董才都是辽朝的叛臣，心怀怨望，附和边臣，捏造谎言，只是为了假借中国之手以报其私怨而已，实为两国共同的奸贼，岂能寄希望于他们忠心为国？
臣知道有人认为我国主动败盟出兵是因为每年输纳给契丹的岁币数量过于庞大，白白耗费了国家财力，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祖宗在边境设立榷场的用意。
祖宗朝的岁币都出自榷场，每年将从榷场获得的利息交给契丹，取之于夷狄又送还给夷狄，对中国来说其实毫发无损。近年以来，设置榷场的惯例遭到破坏，于是只得消耗国库。
臣愿意挑选一班精明的官吏，重振榷场，恢复到祖宗朝时的盛况，则朝廷不需操心每年对辽的岁币了。
又有人说中国九州的土地，都是肥沃膏腴的田园，每年收获丰厚，何必在意区区五十万匹两岁币？这些人又欠考虑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国家守卫边境的耗费每年以百万计。
现在朝廷如果与契丹开战，贪求其贫瘠的土地，既不足以偿还战争中损失的大量财物，又要付出无数士兵战死、大量人民被屠杀的代价，徒有拓土开疆的虚名而对国家与人民并没有丝毫实际的利益。
还有人认为山後地区的人民都有思念汉朝的热情，都愿意归顺我朝，这个观点尤为荒诞。
辽人早已提前防范，将山後的汉人迁往漠北地区，况且从唐朝末年到现在，已过去数百年，他们的子孙己经更迭了许多代，如今都融入了异族，哪里还是什么中国旧民？
宋辽失和，都是源于边臣不学无术，以及侦探贪求不义之财，合伙蒙骗朝廷，帅臣们则昏庸无能，掩盖真相，故意挑起边境衅端，妄想侥幸立功受赏。
又有人说辽国近年来被女真所困扰，侵城掠地，连绵千里，契丹势败途穷，我国应该与女真合纵，使契丹腹背受攻，则灭亡它易于反掌，这个分析也是毫无道理的。
灭亡一个衰弱的国家然后与一个强盛的国家为邻，恐怕不是中国的好消息，此事只会对女真有利。
况且契丹虽然说也是夷狄异族，然而长期接受圣人教化，粗略通晓礼义，所以才会在一百多年的时期内，一直谨慎恪守盟誓，从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懂得信义是不能轻意背弃的道理。
如今的女真人则刚强凶狠，善长战斗，茹毛饮血，大概不属于人类。
契丹人与之作战，就是所谓夷狄相攻，连契丹也不能战胜女真，傥若与他们为邻，我国到时候有什么办法制约它？
我看最多不过与契丹一样，立盟誓、输岁币以笼络牵制而已。然而我朝与辽国通好一百多年，一旦主动败盟，女真难道不会效法我国也主动败盟吗？
所以可以肯定将来女真必定率先败盟，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这是必然之理，必定之事，即使伊周【注：伊周，商朝伊尹与西周周公旦，两人都曾摄政，常并称指代贤臣】复生，也不能反驳我这个意见。
臣又听说宋辽两国的誓书中提到“败盟者祸及九族”，何况陛下以仁德泽及天下百姓，怎么忍心置河北人民于涂炭之苦、令他们肝脑涂地呢？
臣以为现在朝中的人臣，不辜负陛下咨访、忠君忧国、上奏议论出自忠诚、公正客观的很少，而希意承旨、背公营私、贪求富贵者不可胜数，以致忠心赤胆的臣子有志难伸，建议不被朝廷采纳。
这些冒死进言的忠臣志士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认为国家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现在不发言，等到国家大祸临头时怎么办？
譬如人的身体，体内元气阻害，阳气不下降，阴气不上升，则百脉不调，四肢乏力，长期不治疗，必定病入膏肓，虽有良医也无力回天。
目前国家的病症幸好尚较轻微，正是应当迅速下药的关键时刻。
臣愿意替陛下分忧，出使边疆，劝谕辽人，说“近来在贵朝皇帝逃亡、深恐盗匪骚乱之际，为了防止疆境防守松驰、奸人乘机作乱、边臣挑衅生事，我国派遣内官领兵巡边，防止盗窃抢劫、骚扰边民。
我军奉旨不得妄杀一人，但恐怕贵朝尚怀疑虑，误以为我朝擅自兴兵，其实我朝的本意是仍旧致力于谨守祖宗朝的盟誓，不愿与贵国失和。如果女真继续侵袭，贵国无力取胜，贵国可向我国求援”。
如果契丹果真遣使前来借兵，朝廷应该以礼相待，使他们放弃疑虑，我国让他们去抵御女真，使契丹成为中国的屏障，则陛下可安生就枕、永远没有北顾之忧，百姓安居乐业，安心从事耕作，乃天下人民万万年无穷的福利。
正如古人所说的“夷狄相攻，中国之福”。
臣固然知道身为疏远微贱的卑官，胆敢以狂妄之言进谏，冒犯天威，难逃诛杀，然而臣听说“忠臣徇义，志士徇名”，所以忠义发自内心，将安危置之度外，爱戴君王之心过于急切，以致无暇顾虑进言会招致祸患。
何况五色顽石，尚且有补天的功绩【注：《淮南子·览冥训》：“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愚者千虑，怎能毫无所得呢？
愿陛下不要以人微言轻而废弃其建议，留心考察，则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泥土也能增加一点点山岳的高度，小小蜡烛发出的微弱火亮也能增添日月的光明。
臣曾经在担任陕州灵宝（今河南三门峡灵宝市）知县期间，因论述陕右的钱币法蒙皇恩召见，面奉圣训，欲授臣以监察之职，后来招致某些人的不满，但仍旧叨居郡长副职。
尚未到任，又蒙圣恩除授臣主持江南茶盐事务，由于臣的主持，每年上贡朝廷的茶盐有所增加，又蒙恩特升一官。
臣一直以来以未能报答皇上天高地厚的恩德为恨，如今又目睹奸贼胆敢当面欺骗君王，理当竭尽臣节，以求表示对皇上大恩大德微不足道的报答，所以胆敢越职进言。
倘若此疏冒犯了皇上，要将臣处以极刑，也是臣心甘情愿的”。
宋昭的奏章上达徽宗，徽宗下令将宋昭戴上枷锁贬往连州（今广东清远连州市）编管【注：宋代官吏得罪，谪放远方州郡，编入该地户籍，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称为编管】。
宋昭是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与河北临漳县一带）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贯、蔡攸等人率领的大军出发之前，徽宗曾降旨，强调凡是对出兵伐辽一事有异议的必须严惩不贷，朝廷执政大臣没有一人胆敢反对，惟独宋昭上了这道奏疏，公然反对朝廷出兵。
奏章递上来，宰相王黼见了后大怒，下令将宋昭罢官除名，押送连州编管。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有官员说宋昭的上书准确地诊断出了朝廷当时的病症，请求宋钦宗赵恒加以擢用，钦宗下诏令宋昭赴政府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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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宣抚司礼待辽使王介儒等人，打发他们归国。
马扩《茆斋自叙》：二十七日，我偕辽使王介儒回朝。
在涿州歇宿时，见几个辽人骑马经过，据说他们的刀枪鞍马都是从我国士兵手里抢来的。
王介儒对我说：“两朝维持太平无事的状态已经很多年了，白发老人都不知道兵器为何物，现在突然间出现这些凶危的东西，怎能不令人悲伤？
贵朝常说燕人思念汉朝，却从未念及燕地自从割让隶属契丹已经将近两百年，燕人与我朝怎能没有君臣父子之情？”
我答道：“国家的兴亡，不由人力左右，如今女真军队逼近燕地，燕人处在水深火热的绝境，我朝皇帝怜悯故土旧民，不忍袖手旁观，所以兴师拯救燕民。
如果论及父子之情，到底谁才是燕民的亲生父亲呢？只知道有养父而不知道有生父，同样是不孝啊”。
王介儒笑而不答。
下午到达新城（今河北保定市高碑店市），王介儒说：“四军大王在白沟，下令暂时扣留南朝使节”。
当晚遂歇宿在驿馆之外，王介儒叮嘱我道：“恐怕你要去会见四军大王（萧干），说话千万要委婉和气，你此次出使充满危险，很不容易，切莫触犯大王的虎狼之怒，则事情也办好了，性身也保全了，一举两得”。
我答道：“四军大王没有能力阻止女真的侵犯，却要在一介手无寸铁的使者面前耍威风吗？如果我的话不合情理，我还有一死，怎敢忘记关系燕地人民安危存亡的国家大计？”
我猜测四军大王因为昨天大败我军，所以有扣留我国使者的想法。我私密派人打探战况，听说是辽军乘机偷袭了我军，我于是判断只需要滞留一天，并无大碍。
四军大王命大石林牙（耶律大石）来与我相见，说：“南北两国通好百年，贵国为何突然举兵侵夺我国疆土？”
我答道：“朝廷由于女真从海上多次遣使向我国献还燕地，我朝皇帝每每满口答应，心中却不敢相信有这种好事会从天而降。
近来又得到女真军队的公文，声称金军已占据了山後之地，如果南朝不去收回燕地，金国就自己攻取，所以朝廷不得不发兵拯救燕民”。
大石林牙面带怒色，说：“夏国曾经多次上表给我国，要与我国共同兴兵夹攻贵朝，本朝每次都将他们的表章送给贵朝，因为我朝不肯见利忘义、听信间谍，贵朝则刚得到女真使者的一句话，立即就举兵，是什么道理？”
我答道：“夏国虽然经常有这些狂妄的言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行动，数十年来，夏国何尝侵夺过南朝一寸国土？
女真使者所说的话却不是夸口，他们的话往往都能应验。
本朝出兵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燕民，一方面也需要巩固守御我国边境”。
大石林牙又说：“大人身为使节，怎么可以与刘宗吉勾结？”
我答道：“我已多次向贵朝大臣解释过，只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招降”。
大石林牙说：“为了两国将来能重归于好，就不扣留使者了，饭后你就可以启程回朝。
请你转告童贯，两国要和好就仍旧和好，不肯和好就请出兵，咱们在战场上见高低”。
我回国时经过白沟，来到种师道的军营，独自去扣门，统制官杨惟忠前来迎接，见到种师道，大略谈及燕地形势。
晚间抵达雄州，拜见童贯，他的幕府官员环拥在他身後，童贯询问燕地事宜，我以从刘宗吉口里得到的消息回答。
他的幕僚们听到后顿足抵掌、切齿咬牙，非常愤怒，原来他们误以为契丹仍旧强盛，如果是我所说的情况，根本没必要撤军。
而当时种师道、杨可世都在白沟失利，童贯己上奏朝廷请求将二人撤职，贬和诜为高阳关路将帅。
侯益被责备探报不实，声称契丹依旧强盛，所以对我直言燕地辽军虚弱的话极其不满，王麟当场厉声说道：“马扩可斩！”
童贯于是命其幕僚退出，单独对我说：“虽然事实如此，但你不应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
我走出幕府，幕僚们拦住去路，纷纷指责我，我说：“听说国家乘机收复燕云，最关键的在于笼络燕人，使他们永远成为我国北方的藩篱，目前燕人与契丹离心，日夜思念归附南朝。
况且燕地的契丹精兵不满一千骑，耶律淳刚刚纂立，女真又已经荡平山後之地，契丹事势窘迫，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对太师如实汇报，哪里想到诸位会因此对我恶言相向？
况且我抛下亲人，深入险地，完全是以国家安危存亡为重，怎么肯顺从诸位不以实对以致耽误军国大事？”众人仍然很不满。
当时宣抚司命种师道退军至雄州，种师道极力反对，说：“兵可进不可退，敌军就在附近，撤退必定遭到掩袭”。宣抚司遣参谋刘某前去劝谕，种师道又不从。
后来被逼撤退时，果然被为辽兵追袭，士兵伤亡极多。
我军士兵逃入雄州城后，纷纷登上城墙，王介儒远远望见，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骗他说是我国陕西六路的军马刚刚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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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司委托贾评、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人携带金玉茶具作为辽使的礼物来到驿馆，对王介儒说：“宣抚司己经奏禀朝廷，仍旧要与贵国通好，只是还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
王介儒说：“燕人长期隶属大辽，各自安居乐业，贵朝军队如果要强行去骚扰他们，他们必定会誓死反抗，对两地百姓都不是好事。”
贾评答道：“谚语有‘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作为臣子，怎么能同时侍候两名君主？燕地的士大夫，难道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说道：“燕人起初改嫁给了契丹，今后不会又改嫁给女真吧？”众人大笑。
两天后，童贯命骑兵护送王介儒等人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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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宣抚司的奏章传到朝廷，徽宗下诏令宣抚司班师回朝。
宣抚司奏章傅到朝廷，徽宗听后感到惧怕，下诏班师，命诸将分散驻扎于边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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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写书信与李处温订约，骟动他在辽朝内部策应。
马扩回国后，童贯问马扩契丹朝廷现在谁是首辅，马扩说是李处温，赵良嗣在一旁不觉喜形於色，童贯问赵良嗣是什么情况，赵良嗣答道：“我从前在大辽与李处温结拜为友，後来两人谈及天祚帝失德无道的事，与我约定要同时投奔大宋，并且两人曾经在北极庙拈香立誓，要携手共图灭亡契丹之大计。现在我己经到了南朝，我相信两人在北极庙发誓立下的盟约绝不会虚设。一旦他收到我的书信，肯定愿意作内应”。
童贯命赵良嗣立即写信给李处温，又招募间谍前去投递书信，令李处温与马柔吉等人共同结交勇士，开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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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嗣写给李处温的书信：
“由于上天厌弃契丹，使契丹自取灭亡，兵连祸结，己经连续数年，旧君王尚未还朝，新国主孤立地即位，境内纷纷扰扰之际，大人操心辛劳，您及家眷亲属想必平安万福。
前几年马植在投奔南朝途中，与李爽（李处温之子）在良乡（今北京房山良乡镇）的驿站相遇，我详细向他介绍了大宋朝廷礼乐文物的盛况，痛恨契丹朝廷充满腥膻臭味的残酷虐政，以至扼腕叹息。
然后我与他携手来到他位于中京景昌门外的府邸，两人都认为契丹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于是商定由我先投奔南朝，请求南朝收复幽蓟故地，迁延数年，至今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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