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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上京沦陷

    金尚书右丞高庆裔说:“现在所讨论的只限于燕京地区,平州、滦州另为一路”【注:营、平、滦三州原属辽南京道管辖,营州治所在今河北昌黎县,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滦州治所在今河北滦县,此三州后来成为宋金争执的焦点】。

    阿骨打说:“文书一经签订,便不可随意更改,本国的兵马已定于八月九日到达西京,使节回到南朝后便可请朝廷迅速发兵呼应”,说完后就起身回国。

    金太祖还说由于身处战场,来不及遣使节前往我朝,只写了简单的事目一纸交付给我带回,作为两国约定夹攻的凭证。

    宋金双方约定攻夹的具体方案是:“女真兵马从平州的松林(今大兴安岭)向古北口【注:“古北口”即“古北口长城”,位于今北京密云区古北口镇,是介于山海关与居庸关之间的长城要塞】进军,宋军则从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进军白沟【注:白沟是宋辽界河,即今拒马河】,形成夹攻之势,双方不可违约,如果不如约进军则已许诺的约定无效”。

    女真派遣两百名骑兵护送赵良嗣一行回国,过了铁州(今吉林敦化),阿骨打又遣人骑马飞奔追赶而来,说因有特殊情况,请使节及副使返回见面商议。

    赵良嗣因此又返回到金太祖的驻扎地阿术火。

    阿骨打说:“原本约定两国军队赶赴西京,夹攻契丹,而今却因为我国发生牛疫,牛马病死颇多,只好等候来年再相约共同举兵攻打西京,因恐怕贵国误会,以为我国背弃信义,请使节及副使与我国大臣杨朴会见商议”。

    杨朴对赵良嗣说:“郎君们的意思,是不肯将平州划分为燕京地区的一部分,这是丞相高庆裔的意见,希望你们能理解”。

    赵良嗣又与大臣粘罕商议,赵良嗣提出两国的约定,务必清晰明确,以免将来出现分歧。

    粘罕问有哪些事项要详细阐明的,赵良嗣说:“将来两国出兵之后,金军不得越过松亭【注:松亭即松亭关,位于今河北宽城县】、古北口、榆关(今河北秦皇岛山海关)以南的地区,避免两国军队碰面,发生不可测的纷争,这是最重大的第一个问题。

    宋金的国界将来再划分,目前暂时以古北口、松亭以及平州东边的榆关视为两国的国界,这是第二个问题。

    两国订立合约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这是第三个问题。

    西京所管辖的蔚州、应州、朔州这三个州,是契丹最南面的州,为了避免防碍捉拿阿适,将来两国出兵,要先攻取这三个州,此三州以及隶属于西京的归化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奉圣州(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等州的土地,等捉拿到阿适之后,一并交割给我朝,这是第四个问题。

    宋金两国本着道义的原则友好交往,将来如果我朝攻取了燕京之后,贵国却提出补偿燕京地区官方财产的要求,那就违背道义了,这是第五点。

    两国联手灭亡契丹之后,应当在榆关以东地区设置榷场,这是第六点”。

    粘罕说:“这些问题都好办,但是恐怕阿适会逃往蔚州或应州,等到我国军队到达之日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国会慎重处理这些问题,不会提出不合情理的要求”。

    兀室说:“我国皇帝从上次来到上京,己决定不与契丹讲和,昨天再次经过上京,下令将契丹皇室的坟墓、宫殿、庙宇一并烧毁,目的是让契丹断了求和的念头,如今契丹还有什么脸面来讲和?

    我国绝对不可能再与契丹通和,使节与副使回国禀奏皇帝,千万不要再象上次那样,突然中断了联络。

    我也听说几年前贵国童贯曾经率军大张旗鼓地抵达契丹边境,却草草收场,一事无成,空手而归,据说也是由于边境侦探的消息被误传引起的。

    如果童贯确实曾经领兵作战立过功勋,这次却无功而返,郎君们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粘罕听后,笑道:“两国都要坦诚相待才好,如果一定要使贵国深信我国将来决不会与契丹谈和,可以在国书内书写上以下内容:‘金朝皇帝每逢打球、射柳以及宴会,必须召南朝使节参加,同时在宴会上命在上京城所俘虏的契丹吴王妃献舞劝酒,以示宋金友好,视契丹为共敌’”。

    阿骨打亲自给赵良嗣斟酒,说道:“契丹空有辽阔的国土,竟然不堪一击,转眼被我国杀得一败涂地,如今我这个小酋长一跃成为大国皇帝。

    前几天契丹又遣使来乞和,说只因为与我国争执兄弟关系,以致发兵讨伐我国,犯了大错。

    南朝皇帝是天造地设的天子,既有道又有德,将来应该永远与我国友好往来才是,千万不要在作兄还是作弟这件小事上争执了。

    让我们两国成为兄弟之国,这必定是老天的旨意,不然的话,两国之问隔着茫茫大海,怎么就交往起来了?

    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作欺骗,今天我已经许诺将燕京地区送给南朝,即使是由我国军队攻取下来的也要送给南朝”。

    于是金朝派遣使节前往朝廷,将一个在攻打契丹上京城时抓获的俘虏携来奉献,此人在契丹任盐铁使,名叫苏寿吉。

    女真这样作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燕云地区将来必定要割让给宋朝,而苏寿吉是燕地人,将来宋朝可以利用他去说服其他燕地汉人归顺朝廷。

    另外女真又将曾经扣留作为人质的刘亮等六人以及因海风吹拂漂流到女真的宋朝士兵二十人一并交付给赵良嗣带回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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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大金以女真人勃堇斯刺习鲁为使节,渤海人大迪乌为副使,持金朝国书来出使,许诺将燕地交割给我朝。

    大金国书:

    “七月日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素昧平生,未曾向皇帝施礼,令使节往返于道路,是暂时的权宜之策,共同斟酌国家事务,期待计划周详,大功告成,岂可不详尽地坦露诚意于国书之中?

    近来由于契丹昏君再次遭到挫败,竟然远走高飞,契丹的京城倾刻间被我军收复,上京城内的契丹人民被我军掳获。

    契丹昏君因此备礼求和,册封太金皇帝为‘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并且自称为兄,称我国为弟,实在是不通时宜,因此我国对他们的使节严辞斥责,命令他们纠正错误。

    不料他们仍旧不自量力,还要夸口反抗我朝,导致朕亲自率领精兵,远征讨伐。

    途中遇到贵国的使者朝奉大夫赵良嗣、忠训郎王环等人,奏称奉皇帝御笔文字前来。

    按贵朝使节前来商议的内容是‘燕京及其所管辖的州城,原本是汉族旧地,如果大金允许将此地交还给宋朝,宋朝将历年来输给契丹的银绢转交大金,虽然没有带来皇帝手写的国书,绝不至于反悔’。

    我国已许诺将燕京地区及其所管辖的州城与当地汉族人户交割给宋朝,但是由于避乱从外地逃到当地的人户不在许诺范围之内。

    如果契丹诚意求和,既使愿意答应任何条件,我国也不会允许讲和。

    将来两国相约出兵攻打辽西京等地时,如贵国背弃盟约、不参与夹攻,则我国已许诺的内容无效。

    贵国使节跟随朕观看了我军攻打契丹上京城的过程,原本已经遣送回国,但就在他们到达燕京路时,我国却因为出兵远征,消耗了大量牛马,在国内的牲畜也由于疏于照料死了不少,近期难以大举兴兵,所以将贵国使节召回,报告我国延缓出兵的缘由。

    另外当时在上京被俘虏的辽朝盐铁使苏寿吉、留守同知王民效、推官赵拱等人,都是燕地人户,其中苏寿吉己经先行送往贵国。

    请贵国再发国书,详细注明宋对金的岁币银绢依照贵国向契丹输纳的数目移交,仍旧设置榷场。

    贵国要求遣送王民效等人家属的请求,本国一定遵命,具体细节记载于附件中。

    望远方的皇帝吉祥如意,时当秋初,善保龙体,多寿多福。

    有少许礼物,备注在《别录》中,现差遣勃堇斯刺习鲁充任使节,大迪乌高随充当副使,同去同回。

    特此奉来信之意陈述诚意不宣,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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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四日,赵良嗣携金使习鲁等进入京师,赐宴于显静寺,由卫尉少卿董耘押主席。金使歇宿于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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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宋廷以接待新罗使节的礼仪引见大金使节,徽宗在崇政殿接见金朝使臣。徽宗御临前殿,内官引领习鲁等人手捧大金国书奉上,朝见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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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日,为大金使节赐宴于童贯府第。

    当天,徽宗宣谕习鲁等人道:“目前两国的盟约之中,惟有贵国兵马趁早开赴西京一事最为紧要”,习鲁等人答道:“一切按约定行事,本国兵马绝不失信”。

    又诏令臣僚带领习鲁等人跟随徽宗一起前往相国寺以及龙德太乙宫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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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日,习鲁等人前往崇政殿拜辞徽宗皇帝,其礼仪如同朝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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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日,习鲁等人告辞,离开京师,徽宗赐宴于显静寺,以赵良嗣为筵会主持,王环负责送行。

    由登州武义大夫马政持国书及相关事项的文书随习鲁等人前往金朝回访,目的是约定夹攻的确切日期,进一步请求归还山後之地【注:“山后”是“太行山西北”之意,“山后之地”指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九个州】,许诺向大金输纳岁币等事。

    左仆射王黼参与切磋了朝廷如何答复金朝的国书,是他建议再次派遣马政随同习鲁等人渡海出使,向金朝要求割让山後以及云中府【云中府即辽西京,今山西大同】的土地,并派遣承节郎马扩随其父马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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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致大金的国书:

    “九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

    承蒙从远方派来使者,特意捎来皇帝御笔书写的函书,听到皇帝起居万福的好消息,对皇帝的瞻仰思慕之心堪可告慰。

    契丹绝仁背义,败坏纲常,残害忠良,肆意暴虐,侵略掠夺,因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其招致惩罚正是自食其果,远方之人听到契丹受到惩罚的好消息也倍感欣慰。

    现在两国郑重申明同心同德、友好共处之诚意,共同出动问罪之师。

    我国发兵的目的是因为怜悯辽国燕云地区的百姓,从前也是中国的赤子,却长期陷于泥泞火坑之中,我国诚心诚意希望边境地区永远安宁平静,谨慎遵守两国盟约。

    我朝已差遣太傅童贯领兵接应,使节回来之前,请指示发兵的确切日期,以便及时进兵夹攻契丹。

    所有在五代以後流落在北方的汉人,大多居住在幽蓟地区,燕蓟地区包括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榆关等关隘,已经议定由我国收复,贵国所有兵马,不得擅自越过关口。

    另外在举兵之後溃逃到燕蓟地区的人户不在我国收复范围之内,岁币银绢依照从前契丹岁币的数目每年按时交割,仍旧设置榷场以便交割。

    两国约定之後,如果契丹请和,两国都不得应允。

    苏寿吉的家属及其他两人,请依旧例遣送。

    时值秋末,又逢天气晴朗,今派遣武显大夫马政偕同贵国使节回朝。有少许礼物,备注于附件。

    特此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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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国书《事目》:

    “本国枢密院奉皇帝圣旨,已差遣马政陪同贵国使节持国书前往贵国,所有到达后需要合议的事项,倘若不详细注明,恐怕使节谈判时没有凭据,现开列有关事目如下:

    一、近来我国使臣赵良嗣等人在上京与贵国皇帝商议交割燕京地区的问题。

    赵良嗣认为‘燕京地区’理应包括西京在内,也当面得到了大金皇帝的口头承诺,说‘我国原本就不需要西京之地,只是为了去那边捉拿阿适,且等将来拿住了阿适之后,都交与南朝’。

    赵良嗣等人又建议先攻取蔚、应、朔三个州,贵国皇帝答以‘此事等出兵后再商议’。

    现今我朝国书内所议及的在五代以後所沦陷的幽蓟地区,理应包括山前【山前即“太行山以东”地区】的蓟州、涿州、易州、檀州、顺州、营州、平州,以及山後的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妫州、儒州、新州、武州,上述地区都是汉族旧地。

    除山前各州已经议定之外,西京的归化州、奉圣州、妫州、儒州等地,因恐怕妨碍大金兵马攻打契丹的道路,我朝暂不发兵收复,等待将来大金国的兵马返回之後,我朝再行收复。

    二、现今国书内我国已经许诺给贵国的岁币与从前我国给契丹的岁币数目相等,为银绢五十万匹两。

    我国一向坚持认为五代以後中原所沦陷的幽蓟地区是包括西京在内的,如果说燕蓟地区不包括西京,则我国不会输纳如此之多的银绢。

    三、目前两国约定的内容,应该以届时同时发兵夹攻契丹一事最为重大,应该是大金兵马开赴西京,大宋兵马从燕京的并州、应州、朔州等地进入契丹境内,如此合作方可称之为夹攻,才符合两国的约定。

    为避免届时两国兵马没有同时赶到西京,在我国使节马政回国时,请贵国在国书内告知我国举兵到达西京的确切日期,作为我朝发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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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九日,马政一行持国书到达女真。

    马政等人到达女真,阿骨打命译者转达我朝国书的大意后,矢口否认曾经有将西京许诺给我朝的承诺,并且说平、滦、营三州也不属燕京所管辖。

    马政不知道原先阿骨打对赵良嗣口头承诺的细节,也不确定平、滦、营三州是否属于燕京地区,所以不敢强争,只好唯唯诺诺,便在阿骨打帐前滞留了一个多月,反复辩论也没有结果。

    金朝大臣因宋廷要求将山前山後汉族旧地全部归还,无不心存疑虑,他们大多认为宋朝不费一兵一卒,仅仅将曾经输纳给契丹的岁币转交女真,便轻松收复了大量失地。

    况且契丹在北方立国并且比前代番族政权更强盛的原因就在于得到了燕地与汉人,如今一旦割让给南朝,不但会造成国家疆域削弱,同时对南方中原王朝的防线后退至五关以北【注:“五关”指宋辽边境的榆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金坡关(紫荆关)、居庸关等五个关隘】,有坐而待毙之势。

    如果我国将来灭亡契丹之后,独自占有其土地,那时候南朝岂敢不向我国输纳岁币?岂敢不用厚利笼络我国?假使我国要向南方开拓疆土,南朝有什么力量抵抗呢?又何必跨越大海通好?

    我国应当等到扫平契丹之后,仍旧据有燕地,与宋朝为邻,等待时机成熟,向南朝进军,大兵压境,拓疆开土,有何不可?此事认真慎重考虑之后再作决定也不迟。

    惟独粘罕反对道:“南朝的四面八方都有番族政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怎么可能强盛不衰?千万不可轻视南朝,当然,谨慎起见,可以暂时挽留南朝使节多停留几天也无妨”。

    阿骨打于是命副使马扩随行前去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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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扩《茆斋自叙》:

    某天,阿骨打召集诸将越过荒漠打猎,粘罕与我并肩骑行,他命翻译转述道:“我听说南朝人只会作文章,不会武艺,果真如此吗?”

    我答道:“南朝是大国,文武官员上朝时分立在两侧,然而武官中也有精通文墨的,文官中也有精晓军务的,不能一概而论”。

    粘罕说:“听说教谕【注:马扩于政和八年考取武举,赐武举上舍出身,授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谕】是考试兵书取中进士的,会不会骑射?”

    我答道:“考取武举进士,虽然说主要取决于策论,但射箭也是必须要过关的。”

    粘罕便取下他自已所佩的弓箭交给我,说:“那就请你展示骑马开弓的架式,我想领略南朝人射击的手段”,我便驱马挽弓,作出射击的动作,粘罕感觉很吃惊。

    众人骑马在积雪中行进,虽然天空晴朗,但积雪并没有消融。

    到了夜间,阿骨打对我说:“听说南朝的使臣也会开弓射箭,明天随我去射一个活物何如?”

    我答道:“我虽然出身武举,但射击动物并不擅长,请容许我尝试一下,或许会有收获”。

    次日清晨,阿骨打在雪地上铺了一张虎皮,坐在上面,交给我一张弓一枝箭,弓弦是用牛皮制作的。

    阿骨打手指着一堆积雪命我射击,我两次命中雪堆顶端,阿骨打笑着说“射得蛮好,南朝的士兵都同你一样吗?”

    我答道:“我这个穷书生射出的箭软弱无力。在我国京城,年轻小伙子如果擅长射箭,可以进宫成为皇宫的卫士,或者加入禁军,在地方各州及边境地区,往往以弓箭手担任保甲,这些人可谓武艺高强,至于我这点技艺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阿骨打听后跨上马,命大迪乌交给我一张弓以及一支专用于射杀野兽的箭,对我说:“看到有野兽跳跃就射击。”

    走了两里多路之后,一只黄獐突然从地面跃起,阿骨打传令道:“诸将不许射击,让南朝使者先射”。

    我于是跃马追逐,拉开弓一箭命中黄獐要害,顷刻倒地毕命,阿骨打及诸将纷纷赞叹。

    当晚,粘罕对我说,“听见皇帝说你射得非常好,我心上也感到快活”。

    次日,回到使馆,大迪乌见到我父亲(马政),说到此事,非常欢喜。

    次日,阿骨打派其弟韶瓦郎君送来貂裘、锦袍、犀带等七件礼物,说道:“南朝使人精通骑射,这些礼品是皇帝的赏赐”。

    粘罕之父亲撒该相公【注:撒该又译为撒改,阿骨打堂兄弟】说:“南朝使者射杀野兽,你很快就会在我国声名远扬,可以起一个显赫的女真别名,便于将来大家称呼你,就叫力麻立吧”,译者说:“力麻立是善射之人的意思”。

    我跟随金人打猎,从阿骨打居住的涞流河出发,向东北方向骑行了约五百馀里,一望都是平坦的草原荒野,居民稀少,每隔三五里有一两个游牧部落,每个部落不超过三五十户人。过了咸州到达混同江北岸,见当地不种植谷麦,止种稗子。

    中途命当地人作饭,阿骨打与诸将共同食用。

    主人在炕上用矮凳或木盘拼接起来作为餐桌,每个座位放置一杯稗子饭,上面有勺子,蔬菜有荠菜、韭菜、野蒜、长瓜等等,都是用盐腌制过的。

    另外用木碟盛装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等肉类,或烤或烹,或生吃,醮以芥末、蒜汗。

    客人各自用佩刀切肉下饭,饭后才用酒,女真人一律饮冷酒,即便御宴上也是如此。

    过了嫔州(今辽宁海城)、辰州(今辽宁省盖州市)、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北的地区,食物极少,每天各自用射杀到的禽兽烹煮下饭,饭后上马继续赶路。

    每天清晨,阿骨打都在积雪上铺设草席与虎皮,然后背风而坐,烧火取暖,等到诸将到齐,每人取出一只佩箭用力掷出,各自根据箭头所指方向行进,称为“放围”。

    阿骨打曾经说“我国最快乐的事情莫于打围狩猎,”女真士兵的行军布阵,大约源于狩猎。

    狩猎返回后,阿骨打命郎君们每家轮流设筵,邀请南朝使者赴宴,使节在女真逗留十馀日后,阿骨打才着手书写国书。

    当时又适值元日【注: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日】,大迪乌置备车仗,邀请宋朝使臣赴宴。

    阿骨打的妻子称为大夫人,诸妾都称为夫人。元日当天,阿骨打与大夫人并坐在炕上安设的两张金装交椅上,夫人们则恭敬地挽起袖子传递食物。

    群臣以名马、弓矢、剑槊为礼物奉献,并高声祝贺道:“臣下如有邪谄奸佞、不忠不孝的,愿皇帝代上天以此剑此弓诛杀之”。

    大臣各自轮流跪拜敬献寿酒,皇帝也一一回敬,然后由南朝使节向皇帝及其大夫人祝寿。阿骨打一饮而尽,又亲自递两杯酒给南朝使节表示感谢。

    阿骨打说:“我国自从先祖以来,止有这些朴素的风俗,从来不知道奢侈为何物。房屋也简陋粗糙,好在冬暖夏凉,因此不必修建宫殿,也用不着骚扰百姓,只是使节们不要见笑”。

    话虽如此,当时女真已经将在契丹上京城所掳掠到的宫廷乐工安排在屋外弹奏乐曲助酒,阿骨打的近臣、亲属大多玩得不亦乐乎,惟独阿骨打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宴会结束后,阿骨打命南朝使节前往粘罕家议事,随后派遣使者随马政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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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月,金朝差遣曷鲁大迪乌持国书来朝商议夹攻事宜。

    大金国书:

    “正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承蒙贵国遣使通好,不远万里传递书函,传达了贵国请求通好的诚意。

    凡事必须谨慎分析之后後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遵循礼仪办事则任何意见都应该事先申明。

    近日赵良嗣等人从我国回去之前,我国许诺将燕京地区包括其所管辖的州镇交与贵国,国书中也注明‘如果不参与夹攻,难以答应已经许诺的约定’。

    如果贵国进一步要求西京地区,就请贵国自已设法去收取,如果贵国有异议,希望明确给出答复。

    由于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我国暂未确定举兵夹攻、共同行动的日期。至于两国边界的划分,可以在夹攻结束之后再行商议。

    春季伊始,敬颂万福。现差遣孛堇曷鲁大迪乌为使节,有少许礼物,录于《别录》。

    专奉书不宣,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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