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杀
01
大林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我多半还未入睡，睁眼盯着天花板，屋里一团黑。
挂在窗前厚重的帘子，隔断了外界所有奢图照进屋内的光。屋子里仅存的一点亮，闪烁在我对面的大床上，睡熟同事的手机在充电。手机屏幕上亮着一点淡绿的光，宛若一只萤火虫被藏在空间中某种强引力粘住，伸展不开，更逃不掉。它只能在原地哀嚎，随着电波的流动不住抖动。那一点光，成了它还活着的唯一证据。逐渐等那点光灭了，是又一条生命在这个世上消失。
卧室不足十五平米，靠墙的位置摆了个单开门衣柜，其余空间被一张大床和一个上下铺的铁架床塞满。这是影城宿舍。影城大部分员工都是外地人，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我们在异乡有个独立且隐蔽的空间，顺理成章，宿舍缓解了大多数人生存的压力。
宿舍到影城差不多需要步行十分钟。两居室里面住着六个影城员工。我进公司最晚，只能睡在铁架床上铺，是其他人剩下的位置。睡在我下铺的男孩早我两个月来影城。他长得很白净，说话也慢声细语，看起来像南方人。可他生在天津，那是我求学的地方，两人间多了条纽带。在异地谋生存，彼此间就多了份支撑。
此时他已经沉入梦里，我隐约能听到他的呓语，他的梦话含糊不清，夹杂着嘈杂的叫骂，似乎在和别人打架。我却失眠了，漫长且无聊的夜，我想找点事情打发时间的寂寥。我把耳朵贴在床边，尝试听清他的梦话。有人说梦话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日有所思，夜里必定会有所梦。或许我能从他的梦话中找到些许不为人知的秘密。
正当我尝试辨别他混沌的梦境时，旁边大床上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惹人厌恶的呼噜声，声音尖锐，像一把钢刀在玻璃上反复摩擦。我感觉血液里猛地窜出一只手，紧紧攥住我的心尖，伴随着呼噜声的轰鸣，不住扯动心房摇摆，时上时下，迅猛又蕴含某种节奏，像武侠小说里那种挑逗神经、让人丧失神志的魔曲。我的心每扯动一下，身子都跟着发颤，夹杂极度的寒冷和不适。
对于呼噜声，我其实并不厌烦。读大学时，宿舍里就住着两个胖子。夜深人静时，两个人就会约好似的打起交替起伏的呼噜，他们的呼噜声很沉闷，像阵前响起的战鼓，闭上眼能感受到千军万马在身边呼啸而过。
有一次夜里下雨，两个人的呼噜声呼应着天边的雷声，不绝于耳。那种感受很奇妙，我躺在床上听了很久，三种声音似乎在对垒，比谁的耐力持久、声音更响。我饶有兴致做起了观众，听着三种声音在耳边盘桓。不多时雷声熄了，风吹雨洒进阳台；再等不多时，一个同学的呼噜声逐渐弱了，仅剩下大口喘气般的残喘勉强支撑战局；剩下最后一片响亮的呼噜声，成为这场战役的胜者。我就在沉重的呼噜声中缓缓入睡。
唯独这种尖锐的呼噜声让我难以适应。更确切地说，我厌恶一切尖锐的声音。每当这种声音在我耳边盘旋，我的血液都会莫名燥热，似乎被架在油锅上煎烤。就像现在，我最后一丝残存的睡意被他尖锐的呼噜声击碎，破碎的睡意飘在空气中，我直起身子，伸手拼命挽留，却无济于事。
“你这个混蛋怎么不去死，”我在躁动的黑夜里狠狠问候他全家。
我拿起枕头想砸他的头，犹豫再三，我忍住了。我又跌倒在床上，单薄的铁架床发出一阵微弱的晃动。我被紧紧扯住的心又悬起来，我害怕吵醒下铺的同事。不过他仅仅翻了个身，他的美梦还在延续。
屋子闷热，我尸体一样静静躺在床上，渴望一片凉风拂过我的身子，奢求一丝欢愉。可等了许久，屋子依旧燥热得让人窒息。我抬头看向空调的位置，一片漆黑，本该闪着黄色灯光的“27°”也消失了。空调可能坏了，但多半时睡在大床上的人入睡前设置了定时关闭。他曾说过，夜里吹空调容易得病。他活得很精致，甚至每天早上都会蹲在镜子前，一根一根薅干净自己的胡子，下巴光滑得像一颗卤蛋。
我拿起床头的书扇风，细小的风搅动了浑浊而凝固的空气，我尝试感受那阵微弱的气流，捕获一丝凉意，可身子的大部分还被摊煎饼一样，放在闷炉般的屋子里炙烤。我能感受到汗水打湿身下的床单，再听着救护车般刺耳的噪音。我觉得自己要疯了。
我最终下了床，卷起毛毯，抱着枕头去了客厅。客厅是整间屋子最让我满意的地方，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立在阳台和客厅的交界处。落地窗大开，18楼的风吹进来，沉闷的空气里凉风习习。我走到阳台上，屋外一片明亮。站在18楼俯视小区外昏黄的路灯，从黑暗看向光明。我能瞧见路灯下，那个经常到了晚上才出摊卖炒粉的小贩，摊子边似乎还有食客。
来影城一个多月，大部分时候下了夜班，我都会约同事去小贩摊上吃东西。南方人喜欢吃宵夜，他们的作息就像猫头鹰，越到了深夜，狂欢的热情越高昂，似乎一天才真的开始。摊子不大，老板有一辆平板车，上面摆着炒锅还有各种原材料，有米粉、河粉，还有些自制的烤串，平板车旁有个泡沫箱子，里面装着冰块，冰块上整齐码着啤酒和饮料。我和同事过去，常常会各要一盒炒粉，偶尔会吃些烤串，喝点啤酒。
听不见任何声音，万籁俱寂，整个人宛若被罩在一个真空的盒子里。我窝在沙发里，刷了会手机就睡着了。睡了可能有三四个小时，我隐约感到阳光射进来，洒在我身上，浑身暖洋洋的，我拽过毯子蒙住头。又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旁边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是上早班的同事开始收拾了。
我听到一阵板凳在地上摩擦的声音。我爬起来看，瞧见睡大床的同事坐在板凳上，一只手举着镜子，另一只手拿了根镊子，耐心薅冒出的细胡茬。他似乎从镜子里看见我，就和我说话：“你怎么睡在这里。”
“你打呼噜就像一头猪，让我恶心，我昨晚差点把你杀了。”我心里骂他，脸上却得挂着疲惫的笑：“屋子里太闷，外面凉快。”
“嗯，吹自然风好，”他就穿了个裤衩，坐在一个塑料矮凳上。他皮肤很黑，有点像黄豆晒成的大酱的颜色。背上有两道伤疤，一条沿着脊椎向下，有七八厘米；另一条则从左肋处向后蜿蜒，差几寸就和另一条伤疤相撞，仿佛两条蜈蚣在他的背上偶遇。
他肯定希望我问那两条伤疤的来历，可我偏偏不问。他是个爱吹嘘的人，一定会说自己是个社会人，能在铜锣湾收保护费那种。
我“嗯”了一声，又埋在沙发里，接着享受我的回笼觉。我今天还是晚班，有充裕的时间休息。很快，我在他们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里，又睡着了。
我这次睡得很沉，整个人都坠入梦里。
梦很奇怪，梦里我又回到高中课堂，上了一节匪夷所思的课。先是数学老师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红着脸讲了一堆我已然听不懂的废话，有函数也有几何，乱七八糟的图形画满了整个黑板。
课讲到一半，大咧咧的物理老师撞门而入，怀里兜着乱糟糟的器材，所有人瞬间转向他。回头看时，数学老师竟蒸发般不见了，似乎趁着空当悄悄从后门溜走，至少梦里我没再瞧见他。物理老师干咳两声，开始讲冷笑话，夹杂着方言的谐音梗。他自以为笑话很精致，说完后故意顿了顿，试图让我们发现笑点，再配合他天衣无缝的幽默放声大笑。
很可惜，讲台下安静得像坟地。一排排整齐摆列的桌椅，幻化成一排排埋在土里的墓碑。
墓碑下，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段做了些什么、能值得怀念的日子。高考后我去天津读书，毕业后又到了这座小城，被时间推着开启了一段自己都不愿接受的新生活。梦到了后面，我陷入一种自我纠结的困境中，似乎是一个由幻想和回忆构成的旋涡，动画片里闪烁的斑驳陆离的光不断向我涌来。我被困在其中，无法挣脱。
当我和自己的梦境纠缠时，手机忽然响了，铃声很急促。我从梦中惊醒，是影城经理老王打来的电话。我赶忙接通，就听到他焦虑而愤怒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我以为自己睡过头，耽误了班次，忙看时间，还不到12点。我提心吊胆思量该如何应对时，他又发话了：“赶紧来影城，出事了。”语气很急迫，仿佛我不立刻出现在他眼前，地球就会爆炸，所有人都会被撕裂成火山口灼热的粉末，倏地在空气里蒸发。
他只想让我听到他的命令，我连“嗯”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就挂了电话，另一端传来一阵“嘟～嘟～”的响声后，进剩下一片沉寂。
我慌张起床，去洗手间胡乱擦了一把脸，顾不得刷牙，急忙忙跑向影城。路上我微信问上午班次的同事。他告诉我，凌晨时分、在所有人入睡后，影城服务员大林从一座高架桥上纵身跃下，正好撞上一辆飞奔的轿车。大林当场死亡。
我赶到影城时，已过了12点。路上我又两次接到老王的电话，一次是他催我再快些，让我利索点；另一次我刚接通电话，就被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问我死在路上了吗？
出了影城电梯，早班服务员大许见到我，忙凑上前说：“你可来了，大林死了，上午来了不少警察，影城都乱了，一上午没敢开业。”
“警察在哪？”
他指着办公室：“都在办公室里，和王总说话呢，大秦和大张他们都在。”
我匆忙道了谢，小跑到办公室，推门进去。狭小的办公室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大约十多人同时回头看向我。我扫了一眼人群，有五个影城同事，其余都穿着警服。影城经理老王正坐在办公桌前，满脸焦虑地陪一个警察聊天，圆圆的脸上淌着细长的汗珠。他见了我，脸上弯出一道笑，颇兴奋地说：“这是我们昨晚的值班经理，你们可以问他。”
02
警察把我带进影城的一个仓库，是存放物料的杂货间，过期的衍生品、放映机的零部件、影票的打印纸……形形色色的垃圾本该乱糟糟堆在地上，此刻却被规整码在墙边，空出一大块地方，上面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成了临时搭建的审讯室。之前已有人接受了问话，桌上摆着空的豆豉鱼罐头，里面塞了几个烟头。
一个头发灰白的警察示意我坐下，他和另外两个年轻警察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个从包里掏出一叠纸，平放在桌子上，看样子像是个文书。老警察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根，是一种广东特产叫五叶神的香烟。我曾经抽过几根，味道很薄，还混着草药的香味。我犹豫片刻，还是接过去。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替我点着烟，我冲他笑笑：“我还是第一次在影城里抽烟。”
“这里不让抽烟吗？”老警察靠着椅子，吐出一口烟，烟雾化作一条缠绕飞升的烟龙，盘旋直上，到半空中又倏地散了。老警察又说：“刚才你们领导在这抽烟，看着挺熟练的。”
“毕竟人家是领导。”我陪着笑笑，老警察也笑了。可能抽烟过多，他的牙已经泛黄，像生了锈的铁片。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和蔼，有点像我高中班主任，都顶着鸟窝般乱糟糟的长发，还留着邋遢的胡子。不熟悉他们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是常在大街上闲逛的流浪汉。
“别废话了，咱们聊聊正事吧。也没别的，就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老警察忽然换了语气，一字一板，中气十足。适才被笑容挤出的皱纹也扯平了，神情庄重，威严肃穆，他一定是个办案经验丰富的老手。我才意识到，我们现在聊的，是一个关于生命逝去的话题。
“额，您想了解什么？”我深知自己是个清白的人，对于大林的死，无论意外、自杀、甚至他杀，我都是个彻底的局外人，充其量是他人生最后时刻的参与者。问心无愧，自然也无所顾忌。可老警察那双敏锐得如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已将我钉在了嫌疑人的耻辱柱上，又仿佛我不过是透明的介质，可有可无。我的所说所作都难逃他的眼。一股恐惧之情悄然从心头涌起，我连声音都开始颤抖。
“你不用怕，”老警察果真看穿了我的心思：“林宇豪是自杀的，我们调查了附近监控，正好他出事的天桥不远有摄像头。都拍到了，他跳下去的时候，天桥是空的，除了他没有外人。”
“那你们找我了解什么？”
“我所说的话，仅仅是依据一个距离案发地几十米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它只能给出案发现场的影像。可那之前发生过什么？林宇豪为什么要自杀？有没有人逼迫他？这些都是我要找你了解的。昨晚他是值班服务员，你是值班经理。很有可能，你是他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熟人。”
老警察说着话，那双锐利的眼睛不住在我身上游走，他想发现些什么。我不敢和他对视，只能故作无意压低视线，边捏着发皱的衬衫，边回忆昨晚的事。
昨晚夜班，我是值班经理，另有两个服务员和一个放映员。夜里11点前，还会有两个兼职，一个负责检票，另一个负责巡场。
夜场电影，总有人喜欢在漆黑的影厅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人录枪版电影，有人串厅偷看电影。更多时候，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寂寞小男女，他们会被银幕上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继而亲吻拥抱缠绵，偶尔也会做出更过激的举动。
有一次放映员阿辉告诉我，他曾见过一对男女在影厅做。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银幕上放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半是情到深处无法抑制，两个人逐渐兴奋，前戏很长，可惜最终的高环节不到两分钟就草草了事。阿辉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画面，男人坐在椅子上，女人坐在他身上，抬头就能瞧见放映机射出的耀眼的白光。阿辉躲在放映机后目睹了全过程，他还笑着说，本想把小男女的行为录下来，可刚拿起手机，他俩就结束了。
相比他们，我的工作内容很杂，影城日常营运的方方面面都归我负责。每次值班，我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巡视上，解决顾客纠纷，帮忙修理影城器材。若赶上年节，人流剧增，我还得去卖品部或售票处帮忙。
临近下班是我最忙的时候。我需要计算影城当天的收入，卖了多少票、卖了多少爆米花，得做一份很长的Excel表，工整填好所有数据，最后把表格发到院线总部的运营群里。群里有几百个和我做着相同工作的人，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相同的工作。
做完统计，我会把当天的现金收入用一张纸包好，在摄像头的监控下，投进一个保险箱里。次日，影城的财务会打开保险箱，核算无误后，将前一天的收入存进银行。
听起来，我的工作就像个大堂经理，每天都在些繁杂琐碎的小事里面打转。可这的确是我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所有内容。从校园步入社会，从北方老家到南方小城，纵贯中国2600公里，我做着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
大林是影城的服务员，他在影城做了快半年，经验丰富，做事也利索。昨晚他负责卖品，最后一拨观众进场后，他开始收拾卖品、整理柜台。进办公室结算时，我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他坐在我对面一张椅子上，将一个暗绿色的文件袋放在桌子上，里面有一叠钱和各类优惠券。他静静看着我。
“等我打完这把。”
他点点头：“我不着急。”
“嗯，我也不着急，晚上人多吗？”
“还好吧，”他两只手放在腿上，身子挺得笔直，像是正接受军训的小学生。而我则是那个拎着皮条让人厌恶的冷脸教官。
“有多少钱？”
“500多，现金在袋子里，加上刷会员卡、在网上买套餐的，差不多够1000了。”
“好少啊。”
“嗯，最近没什么好电影，看电影的人也不多，买零食的就更少了。”他又补充说：“你说这帮人花钱拍烂片是不是有病？他们为什么不去死。”
我终于打完最后一局，抬头瞧见大林严肃的脸孔，没有一丝笑，脸上的肌肉紧绷着，宛如一尊用泥土捏出来的人像。他盯着我，眼睛里透着一层虚无又脆弱的光，像一层玻璃，轻轻一碰，就能碎作无数凌厉的碎片。和我目光对视的瞬间，他扭过头，拎着暗绿色的袋子去了结算的办公桌旁，我跟了过去，坐在椅子上开始算账。
“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去死？”我算账的时候，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谁？”我转过头问他。
“那些拍了垃圾电影的傻子们，他们拍了这么多垃圾，他们为什么还不去死。”
“可能他们不觉得是垃圾吧。每个人的感官都不一样，你觉得他们拍的是垃圾，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拍的是个宝贝，闪着金光的那种大元宝。有句老话你知道吗，叫‘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所谓的烂片，可能就是他们眼里的西施吧。”
“喜欢垃圾的，可能他本身就是垃圾，甚至比垃圾还要龌龊。亚光，你觉得这世上的垃圾多吗？”
我抬起头看他，他正坐在我刚才躺过的沙发上，我俩隔了有四五米。那里的灯光很暗，我瞧不清他的表情。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我很好奇他的话，我甚至怀疑他晚班时算错了账，故意找话题干扰我，试图蒙混过关。我打算过一遍后，重新整理一遍。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他学着我刚才的样子，躺在沙发上，也拿出手机开始玩游戏，像时光扭曲，重复出现在平行空间中的另一个我。
我低头接着算账，算了两遍，没有任何纰漏，他和之前值班过的无数夜晚一样，值得信赖。
“他们不去死，会不会惧怕死的过程太煎熬。其实人都不怕死，而是恐惧死亡的过程。”
“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在聊着死。”我有些好奇。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他从沙发上翻起，走到我跟前：“算完了吗？”
“嗯，没错。”
“那就好，”他松口气：“再见，我先走了。”
“不去吃点东西吗？”我喊住他。
他回过头，脸上挂着疲惫的笑：“我太累了，回去睡觉吧。”
“行，那明天下午再见吧。”下一个晚上我俩的班次都不变。
“嗯，好的，”他转身向门外走，又猛地停住步子：“亚光，你是个好人，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他关上身后的门，结束了我俩之间最后一次对话。
“他说他谢谢我，”这句话像埋在我胸口的箭，无意识射出。
老警察皱起眉头：“谢谢你？他谢谢你什么？”
“不知道，”我摇摇头，把适才脑海里拼接的回忆和盘托出，又补充说：“昨天确实怪怪的，他平时话很少。”
“你们日常交往多吗？”
“还好吧，我们住在一起。”
“你们一起租的房子？”
“影城租的，不远，在北安小区，走着差不多十分钟。我们有时候下晚班都凌晨了，住太远不方便。公司租了个两居，我和两个同事住一起，他和其余两个同事在另一个屋。”
“他日常的生活你了解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脾气秉性、业余爱好之类的。”
大林是什么样的人？
我思略片刻，却无法得出一个定论。我俩虽住在一起，可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日常工作中。相比其余服务员，他做事更谨慎、也更勤快，抱怨会少一些，我曾经想过，有一日我做了影城经理，一定要提拔他做主管。可我对他的印象，也仅仅停留于此。下夜班后，我和他吃过几次宵夜，我俩都属于内向话不多的人，面对面拘谨坐着，感觉流动的风都是静止的。我会刻意找一些无聊的话题，他也会想些无聊的回答应付我。
我们聊得话题，大多局限于影城的管理、总部的制度、还有些小城里的旧事。他是广西人，来这里快一年了，可他之前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这里做服务员，他丝毫不愿透露。我有时会旁敲侧击打听，可每聊到此，就能瞧见路灯下他的脸色变得煞蓝，仿佛涂了一层胆矾。我不得不收起好奇心。
时至今日，那层煞蓝面具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面孔和不被人知的过往，恐怕我永远都不会清楚了。
“我不知道，”我如实相告。
老警察有些诧异，他甚至怀疑我在刻意隐瞒：“你们住在一起，难道平时没有交集？”
“我们在不同的两个房间，不上班的时候，基本都在屋里闷着。我俩班次有一半也是错开的，比方说他是早班，我是晚班，都很少见面。在一起吃饭的次数也不多，所以您想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我觉得问他的室友会更合适。”
03
大林自杀的消息，就像洒在空气中的花粉，随着风飘散，不到半天，就传遍了这座南方小城的每个角落。城里的人，有一半挤在事发现场，寻找还没被水冲干净的血迹；另一半蜂拥来到影城，想从影城的空气里嗅到死亡的气息。
下午我接班时，大堂里已挤满了侦探。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金田一耕助或者福尔摩斯，在影城转悠几圈，再找服务员聊聊天，就能发现某些埋在暗处不为人知的线索，顺带解开什么狗屁谜团。他们或许还认为自己能因此登上中央电视台，做个什么不知所以的专家，下面会围着一群傻呵呵的观众，仰视着侃侃而谈的它。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疲惫的一个下午。我一直站在大堂里维持秩序，应付着不断赶来的、看热闹的福尔摩斯们。没有人愿意看电影了，生活里出现了比电影还让人兴奋的剧情，那种设身处地的刺激，远比电影里虚假的镜头更让人血脉喷张。
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1点，我被钉在大堂的售票机旁，一遍遍重复着干燥的话，告诉他们，对于员工的死，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他是自杀的，这是警局给出的结论。我们没办法把所有员工绑在一起，天黑后一群人串成一个人肉串回宿舍，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的肩膀上，最前面的人像一条导盲犬。法律也不会允许这种形式的存在。
对于我的说辞，所有人都流露出不屑和质疑。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如此的统一，左眼会微微颤抖，面部肌肉瞬间收紧又放松，带动左嘴角上扬，形成一丝弯月般的冷笑。有的人则直言不讳，他们大声质问我，死了的大林有没有在影城遭遇非人的对待，可能被拖欠工资，也可能遭到上司同僚排挤，就像被放逐到高加索山脉的普罗米修斯。
“你们没有欺负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为什么要自杀，我怎么会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心里重复着这些话，我问候了所有挤进影城看热闹的人的母亲，也顾不得他们母亲是老是少？
我尝试耐着性子和他们交流，试图告诉他们，他们不是赫拉克勒斯，更找不到金羊毛，他们耗费精力在一个电影院里，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的离世去为难另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们搞不好只能得到一把带着血的刀子。如果在我伸手能触及到的范围内有一把刀子，无论菜刀或水果刀，哪怕是只铅笔刀，我都会毫不犹豫捅出去。血溅五步，世上就没有那么多聒噪的声音和无聊的人了。
可惜我没有刀子，我唯一能拿到的武器，是藏在裤兜里的一串钥匙，手插进兜里，我喜欢搅动钥匙相互撞击，金属碰撞时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十分悦耳。可我没办法挥动这串钥匙敲碎一个人的脑袋，他只会觉得痛。没了趁手的武器，我只能通过其余方式表达我的不满，我会加大我的声量，试图用怒吼让他们恐慌。我还会沉下脸，面对每一个袭来的问题，都铁青着脸回应，保持一个冷场的状态。有些人觉得没趣，悻悻离开；有些人发现我的烦躁，则愈发笃定这座电影院里发生过什么，事实大致和他们心中所想相似。
痛苦更甚于我的，是影城经理老王。大林的死被通报到了总部，尽管大林是在下班后自杀，他的死和影城无关。总部依旧高度重视这件事，据说总部近期急于上市，不允许有任何负面消息裸露在外。当天中午，警察离开后不久，总部的人就赶到影城，一个是总部的人事，称之为老谭；另一个是营运部门的负责人，我们都叫他姚总。
总部位于广州，距离影城差不多一百公里。我在广州入职。广州的总部在天河区一个城中村边上，是一栋破旧的小楼，有五层高。走进一楼大堂，就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理想的躁动和喧嚣。
入职第一天，公司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迎新会。大老板还上台讲了话，他是个50多岁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带着黑框眼镜，像极了教书先生。他端着自己的演讲稿，向我们表示了祝贺，我们是集团时隔多年重新开招的一批应届生，所有人都是他成功路上的拼图，我们的名字将被刻在集团的功勋簿上。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台下乌泱泱几十个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无不为之躁动。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懵懂的志向和集团的发展在空中激情碰撞，摩擦出耀眼的火花，哪怕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那火花都能照耀出白昼的光芒。我打量四周，所有人眼睛里喷射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构想，似乎都着了魔。我亦如此。一时间恍惚优柔，我那本该操蛋的未来竟也不再迷惘，我坚信自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
我的梦很快就碎了。入职不到一周，我们几十人就被总部派遣分散到全国各地影城，名义上是让我们学习营运或者市场工作的经验，等时机成熟再调回总部。至于什么算时机成熟，就没人给我们详解了。我选择了距离广州最近的一个影城，是坐客车过去的。
我在城市的客车站下车，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废弃的垃圾场。除了几辆相同的、挂着牌照的大客车，周边散满了混凝土和钢筋的管子，水泥地已经干裂，有些杂草顺着狭窄的缝隙钻出，一片焦虑的黧黑，穿插着零碎的灰绿。太阳高高悬在天上，天气热得骇人，我向远处眺望，眼前升起一片五彩斑斓的眩晕。出了车站，路两边的大树下，坐着待客的摩的司机，有的穿着背心，大部分都光着膀子。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只要5块钱，就能把我带到影城。我犹豫再三，婉拒了他们的盛情，坐公交的话，我只需花1块钱。
姚总和老谭自然不必坐客车，他俩是开车来影城的。来影城前，我曾在总部和他俩打过照面，我甚至还有老谭的微信。可惜他俩都忘了我，我挤出人群，和他俩打招呼，他俩对我的热情视而不见，铁青着脸，丝毫不敢放慢脚步，径直进了办公室，把人事和市场统统赶了出去。三个人在办公室里密谋了近两个小时。
很快，我就收到了他们的讨论结果。过了下午5点，第一拨热情的侦探已经潮水般退去。我稍作休息的工夫，收到了群里老王的微信：
针对林宇豪的死，总部领导已经给出结果。首先他是自杀的，和咱们影城无关，影城和林宇豪间没有任何经济纠纷，更不存在上下级矛盾的问题，这是大家都明确的。大家作为影城的一份子，一定要维护影城的名誉。这几天可能还会有警察来，或者像今天下午一样、有这么多好热闹的群众来影城，和他们对话时，我们一定要小心，处处为影城着想。不能不说，也不能多少，更不能落人话柄。尤其是几个营运主管，你们更应该坚守在岗位上，这几天尽量不要休假，也多和下面的服务员传达下领导的想法，为影城在这个城市的声誉而战斗。
发完这段长话，老王特意在群里@了我们几个营运负责人，所有人齐刷刷在老王的话下面回了“收到”、“好的”。那个睡在我对面大床上姓甄的家伙，他回的字最多：“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捍卫影城的声誉。”后面配着三个整齐的肌肉表情包。
所有人都在群里表了态，这件事似乎已尘埃落定。我倚在柜台前，看着老王三个人说着话、前后脚进了电梯。老谭终于记起了我，进电梯前，他冲我在的位置摆摆手，脸上挂着轻松的笑。我强挤出一丝笑作回应，挺直身子，目送着电梯关上门，徐徐下沉，稳稳停在一楼。
我回过身，一个兼职的服务员在卖品处忙碌，他刚炸完一锅爆米花，现在戴着手套在洗锅，动作略微有些僵硬。直到此刻，我的脑海里才浮现出大林完整的身影。如果昨晚他没有从桥上纵身一跃，此刻站在我对面的应该是他。
当我的心从忙碌中剥离，得以短暂的放松，我才对大林的死感到惋惜，才意识到那个躺在血泊里破碎的尸体是我曾经的同事。我们甚至住在同一片屋檐下。那是我有了记忆后，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上一次我能真切感受到死亡的恐惧，还是我爷爷去世，那年我七岁。之后漫长一段岁月中，由于成长环境的相对封闭，我对死亡的恐惧和认知逐渐淡薄。直到一个普通的夜，大林的意外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条所有人必然的归途。
距离大林去世很多天后，我曾在心底回忆那天我的情感，思来想去，仿佛只有错综复杂能形容。我最初感到冷漠，毕竟两个人交情不深，我没义务为他的死付出太多伤悲。随后是埋怨，来自老王的压力和闻讯而来凑热闹的人群，给我本该轻松的工作添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甚至一段时间内，我在心底诅咒过大林的死。直到人潮褪去，我得了空闲，才有机会重新审视他的离开：他是个还不错的同事，至少工作上比其余人要尽职，私事和不必要的争执也少得多。
我对大林的同情和缅怀没持续太久，影城的晚高峰就来了。工作日里，影城的晚场是每天最忙碌的时候，大多数顾客都是晚上观影。那天由于大林的死，影城的晚场也比以往多了至少一倍人，有的人在看电影的空隙闲聊打探消息，有的人则是打探消息无果后随便挑了部电影缓解内心的失落感。每个人都有额外的收获。
最大的赢家自然是影城。我做收入统计时，发现票房收入翻了一番，卖品收入也多了近一千块。等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时，已经过了凌晨1点。站了将近14个小时，我双腿几乎麻木，血管里的血似乎都凝固了，成了两大块厚重的血块，我尝试用手敲击，能感受到肉的存在，却是硬邦邦的，像刚从冷冻室里拿出不久的肉块。两条腿微微弯曲，就有一种骨折般的痛直戳大脑。我拖着两条腿往回走，路过小区外的便利店，还买了桶泡面和一根火腿肠。
回到住处时，客厅的灯竟还亮着，里面屋里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那是大林的房间。我把泡面放在茶几上，挪过去瞧，所有人都挤在大林那间卧室，两个人坐在床上，剩下的人蹲在地上，在翻一个行李箱。
“你们在干什么？”
大林的一个室友抬头看我：“我们在找大林自杀的证据。”
“什么？”我倚着门框，看着他俩在忙碌。
“我们在找大林自杀的证据。”那个人又提升音量，他可能以为我聋了。
“你们找到了什么？”
“屁都没有，”另一个蹲在地上的人很失望，他是睡在我下铺的小伙子，叫张帅。他喜欢别人叫他帅仔，他说这既符合广东称呼人的风俗，又能无缝匹配他的相貌。不过我们更习惯叫他大张。这让他感到沮丧。
我们称呼彼此的方式很草率，散发着江湖的草莽气，在所有人的姓前面加个大字，就成了对方的代号，比方说他们常叫我大武，我对床的那个是大甄，大林的两个室友分别是大许和小张。小张比大张晚到影城4天，尽管年龄大了3岁，也只能是小张。
大许此时正躺在床上，侧着身子瞧地上的动静。大甄坐在床沿玩手机，偶尔抬头打量。小张和大张两个人则蹲在地上，他们翻遍了大林的行李箱，又掏出大林放在床下的物件，有他洗漱用的盆子，里面堆着牙具和洗发液；还有几双鞋，都乱糟糟摆在床下，小张一股脑把所有东西扯出来，又扶着床沿，向床底窥视。
“里面有什么？”大张问他。
“给我个手电。”小张伸出另一只手，大张打开手机的电筒递过去。小张跪在地上，一只手拿着手机，手腕贴在地面，另一只手撑在地上，半个身子探进床下。我站在他身后，盯着他左右扭动的屁股，他穿了条蓝色沙滩裤，上面还有落日、椰树和半边海洋，构成一幅唯美的落日沙滩照。我并不喜欢他的屁股，我只想上前狠狠踢他一脚，在他屁股上留下我的脚印，或是在他的屁股上踢出一个凹陷的肉坑。
我没来得及踢他，他已从床下钻出来了。他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在灯光的阴影里映出黯淡的银色。
“这是谁的？”小张晃动手中的钥匙，发出悦耳的金属撞击的声音。
“我看看，”大许跳下床，接过钥匙扫了眼，说：“大林的吧。”
小张立马提出自己的疑惑：“你怎么确定这是大林的？”
大许略有不满：“这屋里就三个人，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还能是外面一阵风刮过来的？”
小张不说话了，眼睛却一直盯着大许手里的钥匙。他欲言又止，似乎已被那串钥匙迷惑，像古时的穷书生，在郊外林子里遇到个漂亮又风骚的女子，露出白花花一截大腿，在冲他招手。小张在挣扎，要不要伸手摸那细嫩的腿。从结果看，他应该忍住了。大许把钥匙放在大林床头，用枕头压好，还特意拽平床单，铺好被子，看起来和大林刚走时的场景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林自杀为什么要把钥匙扔到床底下？”大张问到。
“谁知道呢？有病啊，”小张仍旧不死心，趴在床下胡乱掏一气，只落了一身灰尘，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人失望地作鸟兽散，我端着水壶去厨房接水，回去时，瞧见大许正站在阳台上冲下面看。他听到脚步声，转过头，冲我笑笑：“下午挺忙的吧。”
“还好，”我撕开方便面，将调料倒进桶里。
大许还站在阳台上，似乎在自言自语：“你说大林到底为了什么，之前都好好的，忽然间人就没了。”
“咱们又不是他，怎么能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今天白天一群警察调查来调查去，不也是无功而返。”
大许点燃一根烟，细细抽着。窗外忽然起了一阵风，将连绵不断的烟雾徐徐送来，我闻到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薄荷香，苍茫间，竟有些惆怅。
大林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我多半还未入睡，睁眼盯着天花板，屋里一团黑。
挂在窗前厚重的帘子，隔断了外界所有奢图照进屋内的光。屋子里仅存的一点亮，闪烁在我对面的大床上，睡熟同事的手机在充电。手机屏幕上亮着一点淡绿的光，宛若一只萤火虫被藏在空间中某种强引力粘住，伸展不开，更逃不掉。它只能在原地哀嚎，随着电波的流动不住抖动。那一点光，成了它还活着的唯一证据。逐渐等那点光灭了，是又一条生命在这个世上消失。
卧室不足十五平米，靠墙的位置摆了个单开门衣柜，其余空间被一张大床和一个上下铺的铁架床塞满。这是影城宿舍。影城大部分员工都是外地人，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我们在异乡有个独立且隐蔽的空间，顺理成章，宿舍缓解了大多数人生存的压力。
宿舍到影城差不多需要步行十分钟。两居室里面住着六个影城员工。我进公司最晚，只能睡在铁架床上铺，是其他人剩下的位置。睡在我下铺的男孩早我两个月来影城。他长得很白净，说话也慢声细语，看起来像南方人。可他生在天津，那是我求学的地方，两人间多了条纽带。在异地谋生存，彼此间就多了份支撑。
此时他已经沉入梦里，我隐约能听到他的呓语，他的梦话含糊不清，夹杂着嘈杂的叫骂，似乎在和别人打架。我却失眠了，漫长且无聊的夜，我想找点事情打发时间的寂寥。我把耳朵贴在床边，尝试听清他的梦话。有人说梦话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日有所思，夜里必定会有所梦。或许我能从他的梦话中找到些许不为人知的秘密。
正当我尝试辨别他混沌的梦境时，旁边大床上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惹人厌恶的呼噜声，声音尖锐，像一把钢刀在玻璃上反复摩擦。我感觉血液里猛地窜出一只手，紧紧攥住我的心尖，伴随着呼噜声的轰鸣，不住扯动心房摇摆，时上时下，迅猛又蕴含某种节奏，像武侠小说里那种挑逗神经、让人丧失神志的魔曲。我的心每扯动一下，身子都跟着发颤，夹杂极度的寒冷和不适。
对于呼噜声，我其实并不厌烦。读大学时，宿舍里就住着两个胖子。夜深人静时，两个人就会约好似的打起交替起伏的呼噜，他们的呼噜声很沉闷，像阵前响起的战鼓，闭上眼能感受到千军万马在身边呼啸而过。
有一次夜里下雨，两个人的呼噜声呼应着天边的雷声，不绝于耳。那种感受很奇妙，我躺在床上听了很久，三种声音似乎在对垒，比谁的耐力持久、声音更响。我饶有兴致做起了观众，听着三种声音在耳边盘桓。不多时雷声熄了，风吹雨洒进阳台；再等不多时，一个同学的呼噜声逐渐弱了，仅剩下大口喘气般的残喘勉强支撑战局；剩下最后一片响亮的呼噜声，成为这场战役的胜者。我就在沉重的呼噜声中缓缓入睡。
唯独这种尖锐的呼噜声让我难以适应。更确切地说，我厌恶一切尖锐的声音。每当这种声音在我耳边盘旋，我的血液都会莫名燥热，似乎被架在油锅上煎烤。就像现在，我最后一丝残存的睡意被他尖锐的呼噜声击碎，破碎的睡意飘在空气中，我直起身子，伸手拼命挽留，却无济于事。
“你这个混蛋怎么不去死，”我在躁动的黑夜里狠狠问候他全家。
我拿起枕头想砸他的头，犹豫再三，我忍住了。我又跌倒在床上，单薄的铁架床发出一阵微弱的晃动。我被紧紧扯住的心又悬起来，我害怕吵醒下铺的同事。不过他仅仅翻了个身，他的美梦还在延续。
屋子闷热，我尸体一样静静躺在床上，渴望一片凉风拂过我的身子，奢求一丝欢愉。可等了许久，屋子依旧燥热得让人窒息。我抬头看向空调的位置，一片漆黑，本该闪着黄色灯光的“27°”也消失了。空调可能坏了，但多半时睡在大床上的人入睡前设置了定时关闭。他曾说过，夜里吹空调容易得病。他活得很精致，甚至每天早上都会蹲在镜子前，一根一根薅干净自己的胡子，下巴光滑得像一颗卤蛋。
我拿起床头的书扇风，细小的风搅动了浑浊而凝固的空气，我尝试感受那阵微弱的气流，捕获一丝凉意，可身子的大部分还被摊煎饼一样，放在闷炉般的屋子里炙烤。我能感受到汗水打湿身下的床单，再听着救护车般刺耳的噪音。我觉得自己要疯了。
我最终下了床，卷起毛毯，抱着枕头去了客厅。客厅是整间屋子最让我满意的地方，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立在阳台和客厅的交界处。落地窗大开，18楼的风吹进来，沉闷的空气里凉风习习。我走到阳台上，屋外一片明亮。站在18楼俯视小区外昏黄的路灯，从黑暗看向光明。我能瞧见路灯下，那个经常到了晚上才出摊卖炒粉的小贩，摊子边似乎还有食客。
来影城一个多月，大部分时候下了夜班，我都会约同事去小贩摊上吃东西。南方人喜欢吃宵夜，他们的作息就像猫头鹰，越到了深夜，狂欢的热情越高昂，似乎一天才真的开始。摊子不大，老板有一辆平板车，上面摆着炒锅还有各种原材料，有米粉、河粉，还有些自制的烤串，平板车旁有个泡沫箱子，里面装着冰块，冰块上整齐码着啤酒和饮料。我和同事过去，常常会各要一盒炒粉，偶尔会吃些烤串，喝点啤酒。
听不见任何声音，万籁俱寂，整个人宛若被罩在一个真空的盒子里。我窝在沙发里，刷了会手机就睡着了。睡了可能有三四个小时，我隐约感到阳光射进来，洒在我身上，浑身暖洋洋的，我拽过毯子蒙住头。又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旁边传来窸窣的脚步声，是上早班的同事开始收拾了。
我听到一阵板凳在地上摩擦的声音。我爬起来看，瞧见睡大床的同事坐在板凳上，一只手举着镜子，另一只手拿了根镊子，耐心薅冒出的细胡茬。他似乎从镜子里看见我，就和我说话：“你怎么睡在这里。”
“你打呼噜就像一头猪，让我恶心，我昨晚差点把你杀了。”我心里骂他，脸上却得挂着疲惫的笑：“屋子里太闷，外面凉快。”
“嗯，吹自然风好，”他就穿了个裤衩，坐在一个塑料矮凳上。他皮肤很黑，有点像黄豆晒成的大酱的颜色。背上有两道伤疤，一条沿着脊椎向下，有七八厘米；另一条则从左肋处向后蜿蜒，差几寸就和另一条伤疤相撞，仿佛两条蜈蚣在他的背上偶遇。
他肯定希望我问那两条伤疤的来历，可我偏偏不问。他是个爱吹嘘的人，一定会说自己是个社会人，能在铜锣湾收保护费那种。
我“嗯”了一声，又埋在沙发里，接着享受我的回笼觉。我今天还是晚班，有充裕的时间休息。很快，我在他们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里，又睡着了。
我这次睡得很沉，整个人都坠入梦里。
梦很奇怪，梦里我又回到高中课堂，上了一节匪夷所思的课。先是数学老师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红着脸讲了一堆我已然听不懂的废话，有函数也有几何，乱七八糟的图形画满了整个黑板。
课讲到一半，大咧咧的物理老师撞门而入，怀里兜着乱糟糟的器材，所有人瞬间转向他。回头看时，数学老师竟蒸发般不见了，似乎趁着空当悄悄从后门溜走，至少梦里我没再瞧见他。物理老师干咳两声，开始讲冷笑话，夹杂着方言的谐音梗。他自以为笑话很精致，说完后故意顿了顿，试图让我们发现笑点，再配合他天衣无缝的幽默放声大笑。
很可惜，讲台下安静得像坟地。一排排整齐摆列的桌椅，幻化成一排排埋在土里的墓碑。
墓碑下，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段做了些什么、能值得怀念的日子。高考后我去天津读书，毕业后又到了这座小城，被时间推着开启了一段自己都不愿接受的新生活。梦到了后面，我陷入一种自我纠结的困境中，似乎是一个由幻想和回忆构成的旋涡，动画片里闪烁的斑驳陆离的光不断向我涌来。我被困在其中，无法挣脱。
当我和自己的梦境纠缠时，手机忽然响了，铃声很急促。我从梦中惊醒，是影城经理老王打来的电话。我赶忙接通，就听到他焦虑而愤怒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我以为自己睡过头，耽误了班次，忙看时间，还不到12点。我提心吊胆思量该如何应对时，他又发话了：“赶紧来影城，出事了。”语气很急迫，仿佛我不立刻出现在他眼前，地球就会爆炸，所有人都会被撕裂成火山口灼热的粉末，倏地在空气里蒸发。
他只想让我听到他的命令，我连“嗯”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就挂了电话，另一端传来一阵“嘟～嘟～”的响声后，进剩下一片沉寂。
我慌张起床，去洗手间胡乱擦了一把脸，顾不得刷牙，急忙忙跑向影城。路上我微信问上午班次的同事。他告诉我，凌晨时分、在所有人入睡后，影城服务员大林从一座高架桥上纵身跃下，正好撞上一辆飞奔的轿车。大林当场死亡。
我赶到影城时，已过了12点。路上我又两次接到老王的电话，一次是他催我再快些，让我利索点；另一次我刚接通电话，就被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问我死在路上了吗？
出了影城电梯，早班服务员大许见到我，忙凑上前说：“你可来了，大林死了，上午来了不少警察，影城都乱了，一上午没敢开业。”
“警察在哪？”
他指着办公室：“都在办公室里，和王总说话呢，大秦和大张他们都在。”
我匆忙道了谢，小跑到办公室，推门进去。狭小的办公室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大约十多人同时回头看向我。我扫了一眼人群，有五个影城同事，其余都穿着警服。影城经理老王正坐在办公桌前，满脸焦虑地陪一个警察聊天，圆圆的脸上淌着细长的汗珠。他见了我，脸上弯出一道笑，颇兴奋地说：“这是我们昨晚的值班经理，你们可以问他。”
02
警察把我带进影城的一个仓库，是存放物料的杂货间，过期的衍生品、放映机的零部件、影票的打印纸……形形色色的垃圾本该乱糟糟堆在地上，此刻却被规整码在墙边，空出一大块地方，上面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成了临时搭建的审讯室。之前已有人接受了问话，桌上摆着空的豆豉鱼罐头，里面塞了几个烟头。
一个头发灰白的警察示意我坐下，他和另外两个年轻警察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个从包里掏出一叠纸，平放在桌子上，看样子像是个文书。老警察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根，是一种广东特产叫五叶神的香烟。我曾经抽过几根，味道很薄，还混着草药的香味。我犹豫片刻，还是接过去。其中一个年轻警察替我点着烟，我冲他笑笑：“我还是第一次在影城里抽烟。”
“这里不让抽烟吗？”老警察靠着椅子，吐出一口烟，烟雾化作一条缠绕飞升的烟龙，盘旋直上，到半空中又倏地散了。老警察又说：“刚才你们领导在这抽烟，看着挺熟练的。”
“毕竟人家是领导。”我陪着笑笑，老警察也笑了。可能抽烟过多，他的牙已经泛黄，像生了锈的铁片。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和蔼，有点像我高中班主任，都顶着鸟窝般乱糟糟的长发，还留着邋遢的胡子。不熟悉他们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是常在大街上闲逛的流浪汉。
“别废话了，咱们聊聊正事吧。也没别的，就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老警察忽然换了语气，一字一板，中气十足。适才被笑容挤出的皱纹也扯平了，神情庄重，威严肃穆，他一定是个办案经验丰富的老手。我才意识到，我们现在聊的，是一个关于生命逝去的话题。
“额，您想了解什么？”我深知自己是个清白的人，对于大林的死，无论意外、自杀、甚至他杀，我都是个彻底的局外人，充其量是他人生最后时刻的参与者。问心无愧，自然也无所顾忌。可老警察那双敏锐得如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已将我钉在了嫌疑人的耻辱柱上，又仿佛我不过是透明的介质，可有可无。我的所说所作都难逃他的眼。一股恐惧之情悄然从心头涌起，我连声音都开始颤抖。
“你不用怕，”老警察果真看穿了我的心思：“林宇豪是自杀的，我们调查了附近监控，正好他出事的天桥不远有摄像头。都拍到了，他跳下去的时候，天桥是空的，除了他没有外人。”
“那你们找我了解什么？”
“我所说的话，仅仅是依据一个距离案发地几十米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它只能给出案发现场的影像。可那之前发生过什么？林宇豪为什么要自杀？有没有人逼迫他？这些都是我要找你了解的。昨晚他是值班服务员，你是值班经理。很有可能，你是他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熟人。”
老警察说着话，那双锐利的眼睛不住在我身上游走，他想发现些什么。我不敢和他对视，只能故作无意压低视线，边捏着发皱的衬衫，边回忆昨晚的事。
昨晚夜班，我是值班经理，另有两个服务员和一个放映员。夜里11点前，还会有两个兼职，一个负责检票，另一个负责巡场。
夜场电影，总有人喜欢在漆黑的影厅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人录枪版电影，有人串厅偷看电影。更多时候，是蜷缩在角落里的寂寞小男女，他们会被银幕上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继而亲吻拥抱缠绵，偶尔也会做出更过激的举动。
有一次放映员阿辉告诉我，他曾见过一对男女在影厅做。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银幕上放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半是情到深处无法抑制，两个人逐渐兴奋，前戏很长，可惜最终的高环节不到两分钟就草草了事。阿辉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画面，男人坐在椅子上，女人坐在他身上，抬头就能瞧见放映机射出的耀眼的白光。阿辉躲在放映机后目睹了全过程，他还笑着说，本想把小男女的行为录下来，可刚拿起手机，他俩就结束了。
相比他们，我的工作内容很杂，影城日常营运的方方面面都归我负责。每次值班，我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巡视上，解决顾客纠纷，帮忙修理影城器材。若赶上年节，人流剧增，我还得去卖品部或售票处帮忙。
临近下班是我最忙的时候。我需要计算影城当天的收入，卖了多少票、卖了多少爆米花，得做一份很长的Excel表，工整填好所有数据，最后把表格发到院线总部的运营群里。群里有几百个和我做着相同工作的人，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相同的工作。
做完统计，我会把当天的现金收入用一张纸包好，在摄像头的监控下，投进一个保险箱里。次日，影城的财务会打开保险箱，核算无误后，将前一天的收入存进银行。
听起来，我的工作就像个大堂经理，每天都在些繁杂琐碎的小事里面打转。可这的确是我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所有内容。从校园步入社会，从北方老家到南方小城，纵贯中国2600公里，我做着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
大林是影城的服务员，他在影城做了快半年，经验丰富，做事也利索。昨晚他负责卖品，最后一拨观众进场后，他开始收拾卖品、整理柜台。进办公室结算时，我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他坐在我对面一张椅子上，将一个暗绿色的文件袋放在桌子上，里面有一叠钱和各类优惠券。他静静看着我。
“等我打完这把。”
他点点头：“我不着急。”
“嗯，我也不着急，晚上人多吗？”
“还好吧，”他两只手放在腿上，身子挺得笔直，像是正接受军训的小学生。而我则是那个拎着皮条让人厌恶的冷脸教官。
“有多少钱？”
“500多，现金在袋子里，加上刷会员卡、在网上买套餐的，差不多够1000了。”
“好少啊。”
“嗯，最近没什么好电影，看电影的人也不多，买零食的就更少了。”他又补充说：“你说这帮人花钱拍烂片是不是有病？他们为什么不去死。”
我终于打完最后一局，抬头瞧见大林严肃的脸孔，没有一丝笑，脸上的肌肉紧绷着，宛如一尊用泥土捏出来的人像。他盯着我，眼睛里透着一层虚无又脆弱的光，像一层玻璃，轻轻一碰，就能碎作无数凌厉的碎片。和我目光对视的瞬间，他扭过头，拎着暗绿色的袋子去了结算的办公桌旁，我跟了过去，坐在椅子上开始算账。
“你说他们为什么不去死？”我算账的时候，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谁？”我转过头问他。
“那些拍了垃圾电影的傻子们，他们拍了这么多垃圾，他们为什么还不去死。”
“可能他们不觉得是垃圾吧。每个人的感官都不一样，你觉得他们拍的是垃圾，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拍的是个宝贝，闪着金光的那种大元宝。有句老话你知道吗，叫‘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所谓的烂片，可能就是他们眼里的西施吧。”
“喜欢垃圾的，可能他本身就是垃圾，甚至比垃圾还要龌龊。亚光，你觉得这世上的垃圾多吗？”
我抬起头看他，他正坐在我刚才躺过的沙发上，我俩隔了有四五米。那里的灯光很暗，我瞧不清他的表情。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我很好奇他的话，我甚至怀疑他晚班时算错了账，故意找话题干扰我，试图蒙混过关。我打算过一遍后，重新整理一遍。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他学着我刚才的样子，躺在沙发上，也拿出手机开始玩游戏，像时光扭曲，重复出现在平行空间中的另一个我。
我低头接着算账，算了两遍，没有任何纰漏，他和之前值班过的无数夜晚一样，值得信赖。
“他们不去死，会不会惧怕死的过程太煎熬。其实人都不怕死，而是恐惧死亡的过程。”
“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在聊着死。”我有些好奇。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他从沙发上翻起，走到我跟前：“算完了吗？”
“嗯，没错。”
“那就好，”他松口气：“再见，我先走了。”
“不去吃点东西吗？”我喊住他。
他回过头，脸上挂着疲惫的笑：“我太累了，回去睡觉吧。”
“行，那明天下午再见吧。”下一个晚上我俩的班次都不变。
“嗯，好的，”他转身向门外走，又猛地停住步子：“亚光，你是个好人，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他关上身后的门，结束了我俩之间最后一次对话。
“他说他谢谢我，”这句话像埋在我胸口的箭，无意识射出。
老警察皱起眉头：“谢谢你？他谢谢你什么？”
“不知道，”我摇摇头，把适才脑海里拼接的回忆和盘托出，又补充说：“昨天确实怪怪的，他平时话很少。”
“你们日常交往多吗？”
“还好吧，我们住在一起。”
“你们一起租的房子？”
“影城租的，不远，在北安小区，走着差不多十分钟。我们有时候下晚班都凌晨了，住太远不方便。公司租了个两居，我和两个同事住一起，他和其余两个同事在另一个屋。”
“他日常的生活你了解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脾气秉性、业余爱好之类的。”
大林是什么样的人？
我思略片刻，却无法得出一个定论。我俩虽住在一起，可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日常工作中。相比其余服务员，他做事更谨慎、也更勤快，抱怨会少一些，我曾经想过，有一日我做了影城经理，一定要提拔他做主管。可我对他的印象，也仅仅停留于此。下夜班后，我和他吃过几次宵夜，我俩都属于内向话不多的人，面对面拘谨坐着，感觉流动的风都是静止的。我会刻意找一些无聊的话题，他也会想些无聊的回答应付我。
我们聊得话题，大多局限于影城的管理、总部的制度、还有些小城里的旧事。他是广西人，来这里快一年了，可他之前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这里做服务员，他丝毫不愿透露。我有时会旁敲侧击打听，可每聊到此，就能瞧见路灯下他的脸色变得煞蓝，仿佛涂了一层胆矾。我不得不收起好奇心。
时至今日，那层煞蓝面具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面孔和不被人知的过往，恐怕我永远都不会清楚了。
“我不知道，”我如实相告。
老警察有些诧异，他甚至怀疑我在刻意隐瞒：“你们住在一起，难道平时没有交集？”
“我们在不同的两个房间，不上班的时候，基本都在屋里闷着。我俩班次有一半也是错开的，比方说他是早班，我是晚班，都很少见面。在一起吃饭的次数也不多，所以您想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我觉得问他的室友会更合适。”
03
大林自杀的消息，就像洒在空气中的花粉，随着风飘散，不到半天，就传遍了这座南方小城的每个角落。城里的人，有一半挤在事发现场，寻找还没被水冲干净的血迹；另一半蜂拥来到影城，想从影城的空气里嗅到死亡的气息。
下午我接班时，大堂里已挤满了侦探。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金田一耕助或者福尔摩斯，在影城转悠几圈，再找服务员聊聊天，就能发现某些埋在暗处不为人知的线索，顺带解开什么狗屁谜团。他们或许还认为自己能因此登上中央电视台，做个什么不知所以的专家，下面会围着一群傻呵呵的观众，仰视着侃侃而谈的它。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疲惫的一个下午。我一直站在大堂里维持秩序，应付着不断赶来的、看热闹的福尔摩斯们。没有人愿意看电影了，生活里出现了比电影还让人兴奋的剧情，那种设身处地的刺激，远比电影里虚假的镜头更让人血脉喷张。
从下午2点，持续到晚上11点，我被钉在大堂的售票机旁，一遍遍重复着干燥的话，告诉他们，对于员工的死，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他是自杀的，这是警局给出的结论。我们没办法把所有员工绑在一起，天黑后一群人串成一个人肉串回宿舍，后面人的手搭在前面的肩膀上，最前面的人像一条导盲犬。法律也不会允许这种形式的存在。
对于我的说辞，所有人都流露出不屑和质疑。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如此的统一，左眼会微微颤抖，面部肌肉瞬间收紧又放松，带动左嘴角上扬，形成一丝弯月般的冷笑。有的人则直言不讳，他们大声质问我，死了的大林有没有在影城遭遇非人的对待，可能被拖欠工资，也可能遭到上司同僚排挤，就像被放逐到高加索山脉的普罗米修斯。
“你们没有欺负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为什么要自杀，我怎么会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心里重复着这些话，我问候了所有挤进影城看热闹的人的母亲，也顾不得他们母亲是老是少？
我尝试耐着性子和他们交流，试图告诉他们，他们不是赫拉克勒斯，更找不到金羊毛，他们耗费精力在一个电影院里，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的离世去为难另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们搞不好只能得到一把带着血的刀子。如果在我伸手能触及到的范围内有一把刀子，无论菜刀或水果刀，哪怕是只铅笔刀，我都会毫不犹豫捅出去。血溅五步，世上就没有那么多聒噪的声音和无聊的人了。
可惜我没有刀子，我唯一能拿到的武器，是藏在裤兜里的一串钥匙，手插进兜里，我喜欢搅动钥匙相互撞击，金属碰撞时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十分悦耳。可我没办法挥动这串钥匙敲碎一个人的脑袋，他只会觉得痛。没了趁手的武器，我只能通过其余方式表达我的不满，我会加大我的声量，试图用怒吼让他们恐慌。我还会沉下脸，面对每一个袭来的问题，都铁青着脸回应，保持一个冷场的状态。有些人觉得没趣，悻悻离开；有些人发现我的烦躁，则愈发笃定这座电影院里发生过什么，事实大致和他们心中所想相似。
痛苦更甚于我的，是影城经理老王。大林的死被通报到了总部，尽管大林是在下班后自杀，他的死和影城无关。总部依旧高度重视这件事，据说总部近期急于上市，不允许有任何负面消息裸露在外。当天中午，警察离开后不久，总部的人就赶到影城，一个是总部的人事，称之为老谭；另一个是营运部门的负责人，我们都叫他姚总。
总部位于广州，距离影城差不多一百公里。我在广州入职。广州的总部在天河区一个城中村边上，是一栋破旧的小楼，有五层高。走进一楼大堂，就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理想的躁动和喧嚣。
入职第一天，公司为我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迎新会。大老板还上台讲了话，他是个50多岁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带着黑框眼镜，像极了教书先生。他端着自己的演讲稿，向我们表示了祝贺，我们是集团时隔多年重新开招的一批应届生，所有人都是他成功路上的拼图，我们的名字将被刻在集团的功勋簿上。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台下乌泱泱几十个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无不为之躁动。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懵懂的志向和集团的发展在空中激情碰撞，摩擦出耀眼的火花，哪怕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那火花都能照耀出白昼的光芒。我打量四周，所有人眼睛里喷射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构想，似乎都着了魔。我亦如此。一时间恍惚优柔，我那本该操蛋的未来竟也不再迷惘，我坚信自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
我的梦很快就碎了。入职不到一周，我们几十人就被总部派遣分散到全国各地影城，名义上是让我们学习营运或者市场工作的经验，等时机成熟再调回总部。至于什么算时机成熟，就没人给我们详解了。我选择了距离广州最近的一个影城，是坐客车过去的。
我在城市的客车站下车，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废弃的垃圾场。除了几辆相同的、挂着牌照的大客车，周边散满了混凝土和钢筋的管子，水泥地已经干裂，有些杂草顺着狭窄的缝隙钻出，一片焦虑的黧黑，穿插着零碎的灰绿。太阳高高悬在天上，天气热得骇人，我向远处眺望，眼前升起一片五彩斑斓的眩晕。出了车站，路两边的大树下，坐着待客的摩的司机，有的穿着背心，大部分都光着膀子。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只要5块钱，就能把我带到影城。我犹豫再三，婉拒了他们的盛情，坐公交的话，我只需花1块钱。
姚总和老谭自然不必坐客车，他俩是开车来影城的。来影城前，我曾在总部和他俩打过照面，我甚至还有老谭的微信。可惜他俩都忘了我，我挤出人群，和他俩打招呼，他俩对我的热情视而不见，铁青着脸，丝毫不敢放慢脚步，径直进了办公室，把人事和市场统统赶了出去。三个人在办公室里密谋了近两个小时。
很快，我就收到了他们的讨论结果。过了下午5点，第一拨热情的侦探已经潮水般退去。我稍作休息的工夫，收到了群里老王的微信：
针对林宇豪的死，总部领导已经给出结果。首先他是自杀的，和咱们影城无关，影城和林宇豪间没有任何经济纠纷，更不存在上下级矛盾的问题，这是大家都明确的。大家作为影城的一份子，一定要维护影城的名誉。这几天可能还会有警察来，或者像今天下午一样、有这么多好热闹的群众来影城，和他们对话时，我们一定要小心，处处为影城着想。不能不说，也不能多少，更不能落人话柄。尤其是几个营运主管，你们更应该坚守在岗位上，这几天尽量不要休假，也多和下面的服务员传达下领导的想法，为影城在这个城市的声誉而战斗。
发完这段长话，老王特意在群里@了我们几个营运负责人，所有人齐刷刷在老王的话下面回了“收到”、“好的”。那个睡在我对面大床上姓甄的家伙，他回的字最多：“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捍卫影城的声誉。”后面配着三个整齐的肌肉表情包。
所有人都在群里表了态，这件事似乎已尘埃落定。我倚在柜台前，看着老王三个人说着话、前后脚进了电梯。老谭终于记起了我，进电梯前，他冲我在的位置摆摆手，脸上挂着轻松的笑。我强挤出一丝笑作回应，挺直身子，目送着电梯关上门，徐徐下沉，稳稳停在一楼。
我回过身，一个兼职的服务员在卖品处忙碌，他刚炸完一锅爆米花，现在戴着手套在洗锅，动作略微有些僵硬。直到此刻，我的脑海里才浮现出大林完整的身影。如果昨晚他没有从桥上纵身一跃，此刻站在我对面的应该是他。
当我的心从忙碌中剥离，得以短暂的放松，我才对大林的死感到惋惜，才意识到那个躺在血泊里破碎的尸体是我曾经的同事。我们甚至住在同一片屋檐下。那是我有了记忆后，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上一次我能真切感受到死亡的恐惧，还是我爷爷去世，那年我七岁。之后漫长一段岁月中，由于成长环境的相对封闭，我对死亡的恐惧和认知逐渐淡薄。直到一个普通的夜，大林的意外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条所有人必然的归途。
距离大林去世很多天后，我曾在心底回忆那天我的情感，思来想去，仿佛只有错综复杂能形容。我最初感到冷漠，毕竟两个人交情不深，我没义务为他的死付出太多伤悲。随后是埋怨，来自老王的压力和闻讯而来凑热闹的人群，给我本该轻松的工作添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甚至一段时间内，我在心底诅咒过大林的死。直到人潮褪去，我得了空闲，才有机会重新审视他的离开：他是个还不错的同事，至少工作上比其余人要尽职，私事和不必要的争执也少得多。
我对大林的同情和缅怀没持续太久，影城的晚高峰就来了。工作日里，影城的晚场是每天最忙碌的时候，大多数顾客都是晚上观影。那天由于大林的死，影城的晚场也比以往多了至少一倍人，有的人在看电影的空隙闲聊打探消息，有的人则是打探消息无果后随便挑了部电影缓解内心的失落感。每个人都有额外的收获。
最大的赢家自然是影城。我做收入统计时，发现票房收入翻了一番，卖品收入也多了近一千块。等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时，已经过了凌晨1点。站了将近14个小时，我双腿几乎麻木，血管里的血似乎都凝固了，成了两大块厚重的血块，我尝试用手敲击，能感受到肉的存在，却是硬邦邦的，像刚从冷冻室里拿出不久的肉块。两条腿微微弯曲，就有一种骨折般的痛直戳大脑。我拖着两条腿往回走，路过小区外的便利店，还买了桶泡面和一根火腿肠。
回到住处时，客厅的灯竟还亮着，里面屋里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那是大林的房间。我把泡面放在茶几上，挪过去瞧，所有人都挤在大林那间卧室，两个人坐在床上，剩下的人蹲在地上，在翻一个行李箱。
“你们在干什么？”
大林的一个室友抬头看我：“我们在找大林自杀的证据。”
“什么？”我倚着门框，看着他俩在忙碌。
“我们在找大林自杀的证据。”那个人又提升音量，他可能以为我聋了。
“你们找到了什么？”
“屁都没有，”另一个蹲在地上的人很失望，他是睡在我下铺的小伙子，叫张帅。他喜欢别人叫他帅仔，他说这既符合广东称呼人的风俗，又能无缝匹配他的相貌。不过我们更习惯叫他大张。这让他感到沮丧。
我们称呼彼此的方式很草率，散发着江湖的草莽气，在所有人的姓前面加个大字，就成了对方的代号，比方说他们常叫我大武，我对床的那个是大甄，大林的两个室友分别是大许和小张。小张比大张晚到影城4天，尽管年龄大了3岁，也只能是小张。
大许此时正躺在床上，侧着身子瞧地上的动静。大甄坐在床沿玩手机，偶尔抬头打量。小张和大张两个人则蹲在地上，他们翻遍了大林的行李箱，又掏出大林放在床下的物件，有他洗漱用的盆子，里面堆着牙具和洗发液；还有几双鞋，都乱糟糟摆在床下，小张一股脑把所有东西扯出来，又扶着床沿，向床底窥视。
“里面有什么？”大张问他。
“给我个手电。”小张伸出另一只手，大张打开手机的电筒递过去。小张跪在地上，一只手拿着手机，手腕贴在地面，另一只手撑在地上，半个身子探进床下。我站在他身后，盯着他左右扭动的屁股，他穿了条蓝色沙滩裤，上面还有落日、椰树和半边海洋，构成一幅唯美的落日沙滩照。我并不喜欢他的屁股，我只想上前狠狠踢他一脚，在他屁股上留下我的脚印，或是在他的屁股上踢出一个凹陷的肉坑。
我没来得及踢他，他已从床下钻出来了。他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在灯光的阴影里映出黯淡的银色。
“这是谁的？”小张晃动手中的钥匙，发出悦耳的金属撞击的声音。
“我看看，”大许跳下床，接过钥匙扫了眼，说：“大林的吧。”
小张立马提出自己的疑惑：“你怎么确定这是大林的？”
大许略有不满：“这屋里就三个人，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还能是外面一阵风刮过来的？”
小张不说话了，眼睛却一直盯着大许手里的钥匙。他欲言又止，似乎已被那串钥匙迷惑，像古时的穷书生，在郊外林子里遇到个漂亮又风骚的女子，露出白花花一截大腿，在冲他招手。小张在挣扎，要不要伸手摸那细嫩的腿。从结果看，他应该忍住了。大许把钥匙放在大林床头，用枕头压好，还特意拽平床单，铺好被子，看起来和大林刚走时的场景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林自杀为什么要把钥匙扔到床底下？”大张问到。
“谁知道呢？有病啊，”小张仍旧不死心，趴在床下胡乱掏一气，只落了一身灰尘，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人失望地作鸟兽散，我端着水壶去厨房接水，回去时，瞧见大许正站在阳台上冲下面看。他听到脚步声，转过头，冲我笑笑：“下午挺忙的吧。”
“还好，”我撕开方便面，将调料倒进桶里。
大许还站在阳台上，似乎在自言自语：“你说大林到底为了什么，之前都好好的，忽然间人就没了。”
“咱们又不是他，怎么能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今天白天一群警察调查来调查去，不也是无功而返。”
大许点燃一根烟，细细抽着。窗外忽然起了一阵风，将连绵不断的烟雾徐徐送来，我闻到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薄荷香，苍茫间，竟有些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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