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和你的生活不同，我从小出生在中电景园的一栋公寓，那是云城的第一座现代化公寓楼。我从南而来，看见城市的北面像是没有尽头的街市，人们为一斤豇豆的价格争得面红耳赤，中学的羽毛球场上架起的主席台有一个雨棚，篮球场上时常出现散步的老年人，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深青色中山装。从记事起我家就有一辆汽车。经常有客人来家里拜访，客厅里总是充满烟味和酒精味。我试过学习跳拉丁舞和弹钢琴，但真正适合我的是背着一台小摄录机拍摄旅游时的见闻。我有两个高约两米的专属书架。一个用来放课外读物，一个用来放希区柯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库布里克的电影录像带。寡淡的生活趣味和陈旧的家庭观念让我厌倦和家人的相处，弟弟遵循男人不哭不笑不多话的教育准则，妹妹被送到国外读小学和中学，妈妈整日坐在沙发上打盹，爸爸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身酒气，一脸威严的爷爷奶奶从二楼走下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站起来表达敬意。我不爱寡淡，偏重于浓墨重彩的渲染，尤其是流动多变的色彩。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描绘色彩和填充色彩，在此基础上营造一个节奏平缓的故事。”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和别人有所不同的？也许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我拥有一台小摄录机，为美术老师的素描课录像，同学们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寻找最佳的拍摄位置，铅笔在白纸上写写画画的声音和摄录机工作时特殊的鸣响声烘托着那个春季校园里的寂静感。素描画从前排到后排逐次传递，当那幅画传到我这里，我就用蜡笔为它上色。就像用色彩把一个被束缚在平面上的球体拯救出来，并使之产生个性、信念和精神诉求。我对洁净的客观对象有着偏执的感情。接我上学放学的汽车光亮如新，早晨送来的牛奶上没有奶皮，上面浇上一点甜姜汁，擦完玻璃的裘皮要保姆反复冲洗，可以在阳光下形成涟漪般的光晕。我们在电影院里组织爱国教育活动，一辆辆校车把我们从布满阴云的学校送到三公里外的嘉禾影院，蓄须的谢尔盖大叔带领大家取票又分发热巧克力。月末的运动会在十公里外的尔湾体育场举行，女同学躲在遮阳棚里讨论喂养兔子和栽植多肉植物，男同学一边喊加油一边讨论动作片，保安在跑道外侧维持秩序，家长们在看台上叽叽喳喳。太阳把体育场中央的老师学生晒黑，接近黄昏的时候凉风从西北角灌进来，晚霞挂在体育场的顶棚上，校长在主席台上发表无人鼓掌的独白。我希望一些时候自己能带着批判的情愫去回忆，每一则故事都像是在翠绿色的灯罩上画一道斜线，我在经过护城河的汽车上摄录昔日，看见一个喝醉的老人在石拱桥下烧水，水壶下面的木炭冒着蓝色火苗，被晚风拉扯的火苗在摄录机里像极了披着黑衣跳舞的幽魂。强烈的光影对比是在火苗倒映在河里而老人转过身的时候发生的。他旁边的脏兮兮的孩子拿着凳子从阴影处现身，在他身后是一群左摇右晃的小鸭，他顽皮而迷茫的笑容在火焰前闪耀着，他的眼神……我在你的眼睛里见过几次。”
“我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一些和昔日灵感有关的讯息。像是谁故意埋在那里一样。那时候女人们还没有把头发染得像枣红色的矮马一样夺目，喧闹的木座钟比石英钟更受小资产者欢迎，汉堡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龙，提着皮包的人们在气功场和基督教堂之间来回奔波，去海边的旅行车上装满了甜蜜的情侣旅客。你能从一双双羞涩的眼睛里看到未来生活的图景。羞涩是一种阴暗的咒语，印在这些活泼的人们的脸上，他们扭扭捏捏地表达意愿，直到这些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争论里。他们无法保持诚实和坦率，顾虑和恐惧随他们走在路上、坐在车里，他们身上藏着一个个粗糙的故事，斑驳的衣领和眼角纹上落满时间碎片。他们极容易感动，听一首歌看一幅画读半个版面的报纸，光从第二扇车窗折射进来并撩起灰尘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仿佛某种角度的八度和余晖更接近真理。两束灯柱穿过夜幕抵达虚无之地，田野的动物在洞口徘徊，人们疲倦却迟迟不愿睡去，他们宁愿从夜晚的手里抢夺时间，并顽固地相信衰老发生在曦光初露的雪松木味的清晨。你会随着这阵早风消融在荒野里。你消融的时候脸上露出火焰映照的窘迫的笑。所幸你经历过蜂蜜酒一样的爱情还在阴凉的草坪上为白皙的女人绘像。所幸你在灯光闪耀的酒吧里和年轻女子长谈，咽下一杯杯加温水的威士忌，她热烈地恭维你并且爱上你，她的木椅子一寸寸靠近你直到你想起什么后径直离开。可是这改变不了你消融在旷野上的无声无息的命运。你神经质般抖动的手无法勾勒流动的波浪。穿桃红纱裙的女画家肯定观察过你的眼睛，并在那里发现了你过早凋零的灵感的去处。她生活得通透舒适就像曾经一样明艳照人，而不是在冷峻窄小的屋子里缅怀旧爱，她不依恋如梦如幻的缠绵因为她对明日的渴盼高于不留字据的允诺，当她在多年以后带着一脸阔绰的得意走在旷野上，她会觉察到你消融时留在风里的干涸的气息。你被埋在你的眼睛里，和你家乡的友人承担同一种命运，你的迷失是青色渔船的迷失，夜鹭和猫头鹰在旷野里等待你遗落在河岸上的身体。”
“慈悲是在你消融后的第三个夜晚降临的，以保证你不会再度醒来。我用摄像机拍过慈悲降临在割草妇女、种花老人、草原牛奶工身上的图景。那时黄河对岸的天空呈现粉红色，泥瓦匠拿着刮板从三轮车上走下来，脚手架上的石灰浆掉在桥墩上，口嚼鱼腥草的老人坐在船上钓鱼，慈悲的纪念出现在纪录片的第三幕上，一闪而过后人们就能心安理得地等待春季到来了。慈悲是遮掩你命运的一片树叶，你和树叶沉睡在河床上，如同你室内挂着的那幅油画（我纠正说室内已经一年没有挂画了），你半闭着眼睛困惑地等待答复，可是你们没有活到看见答案的那天，你们消融时的不甘被隔绝在浓雾天，隔绝在一阵喟叹和赞扬的歌声中。蛮荒在吸食故人的鲜血，吸食在旷野上耕作的生灵，他们的血液带着体温从脚趾上的毛孔里渗出来，穿过杂草和腐烂的灌木叶子、穿过砧板和篆刻图章的刻刀、穿过浮在黄河上的高楼虚影一股股浇注在贫瘠的岩层。你在后来的一些年里觉察到这一点，在树叶不自然晃动的夏季，在孤孤零零的路灯下觉察到这一点，你不得不接受体温随着血液的持续渗出不断下降的事实，你仍旧假装活着，尽管躯壳正在被猫头鹰享用，你寄寓在火苗里的灵魂仍旧说服自己安心理得地成为真理的受难者，说服自己带着悲剧色彩与世界道别，只是留不下任何光影，你的天赋在二十二岁那年夏季就忽然不见了。我在笔记本上看到的最后一首诗停留在夏季，描绘了一个倒在黎明前的英雄和蠹虫的交谈。你随后默许了脱俗的尖锐感的流失，殊不知那是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在电话里否定它并非出自本心，因为你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呼吸不规律且伴随着一连串轻微的叹息。我很想看见你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脸上是否有撒谎时的那种流动的色彩，然后你会在这一连串否定句之后做出总结：你说你热爱现在的生活，你准备永远戴着一张无色单调的面具。”
“你这样消融在这个水泥旷野里。它缺乏美感。从我记事起它就是一座蛮荒的水泥旷野。它倒映在河面上的形象是对色彩和美学构图的嘲讽。它阴冷的天空总是挂着浓重的雾，不经意间就邂逅去彩票店碰运气的迷路的魂魄，护城河岸上有蝉蜕和被太阳晒干的无花果，你一定注意到了诸多意象，我曾坚信你会在某个时刻从渗血的痛苦中醒来，可是你和我镜头下的光斑没有不同，于是杂志上的诗就成了对旧日神采的缅怀。来，坐到我身边。放下你手里的酒杯，你的手还在颤抖，就像是被渗进来的寒风刺伤了一样。你的嘴角在翕动，你想迫切地论证藏在笨拙书页背后的生活信念，而我在那本杂志上读到的短篇小说足以证明你还沉醉在虚幻的慰藉里，走在古老的黑夜岔路上，就像你所说的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离家出走后，你决定重新拥抱你憎恨的名目，说服自己接受它，以便有更多人和你共同承担悲剧命运。”她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听了。我礼节性地僵硬地坐在她身边，把几乎够到喉咙的酒杯重新放在桌子上，不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我连打了三个喷嚏，但她没有停下来，眼睛像是看着我又像是看着被壁灯染黄的玄关，像是吹奏一首刺耳的长笛曲那样娓娓道来，将我罪恶的逃避心理击碎。她的审判仿佛没有止境，因为我犯下的罪过到了无以抵偿的地步。我看见经书预言的审判日降落在面前，巨大的鸿沟将我与俗世分开，我的血从脚底缓缓汇入地堑，下面的海洋发出恫吓的怒吼，汹涌的波浪升入半空撕扯着我流血的脚踝，喘不过气的我越来越接近古铜色的月亮。那是一轮黄铜浇筑的月亮，在滔天巨浪的湿气下生了锈，反射的冷光带着病毒感染般的怪异色泽。它逼迫我做诚实的剖白。我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一条虚无的路径，我对这种虚无的存在毫无抗拒力，不久前那种叛逆的力量就淹没在本能里。我的本能仿佛只为存在本身，尽管这种存在无数次被证明为荒谬和虚构的，我每往前走一步就距离真理远一点，我每一次发言都是一次欺骗、一次自我羞辱。我的铠甲和长矛被掩藏在吸血岩石对岸的灌木丛下，在厄运降临前我却还匍匐在干枯的草滩上妄求饶恕。奴隶的祖辈和父辈劳碌的双手长满老茧，他们在开垦河岸的荒原并把祖坟设在长满野枣树的土地中间。它每过一年就上升一寸，他曾期望在埋入这座墓园之前，能站在坟头上抚摸苍天。收起那些廉价的怜悯，生来就是这样赤裸裸，赤裸裸地成为荒地上的鸟卵，旺盛的生命力只为开垦和收获，贫瘠的年份飞蝗和海潮叩开矮木门，土地变得光秃秃的，树林和堤坝也光秃秃的，人们化作一条条干鱼铺在河床上等风调雨顺的年份苏醒。稻草人在风里摇摇晃晃，挥舞镰刀的鸟儿从上俯瞰迷失在土路上的野草。父亲喝醉了训斥我，使我一整天没敢抬起过头，他把我驯服成最刻板的工具，刻板得像是装进了他和爷爷的灵魂。他说像野人那样在野外疯长吧，镰刀和锄头生锈了，弯钩般的月亮也生锈了，礁石上挂满污浊的藤壶，磨得快一点、磨得锋利一点，让镰刀在呼啸的北风里呜呜唱歌。野人在鸟卵里孕育，根蒂生在半空，跟上天祈祷躲过蝗灾和烈火吧。你不能和俯瞰的鸟儿谈论条件，不能跟行路的魔鬼恳求怜悯，你蓬勃的毛发从半空落下一直深入到大地里，即便你还年轻却也衰老了，你站在这里其实肌骨已然消融，此刻猫头鹰正立在你的额头上。
我们告别的时刻热吻在一起。负罪感使我夺路而逃。她追上我，把一叠钱塞进我手里，“这是你诗作的稿酬”。那些夜晚我难以入睡，不断打量以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的春晓。我们照常过着简单冷漠的生活。我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拮据的开销越来越远。我不再喝咖啡也不再买入任何啤酒，只是还在午夜的阳台上抽烟，并且偶尔光顾圃薇的画室。我和圃薇像是完全陌生的人，有时我甚至相信她根本没有认出我，也许是我换了一副近视镜的缘故，也许我们以陌生人的身份谈买画会更加自然。春节我和春晓各自返回九石和扬州。我越来越有一种感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即将走向终结。在春节假期结束后，春晓直白地质问我是否有了新欢，又问我是否和收情书的女人重新联络。可是这套旧房子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候出现差错。热水器的螺丝松动了、输水管的阀门脱落了、阳台顶上向下渗水、推拉门的地轨裂开了……你永远也猜不到下一个掉链子的环节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什么时候。而这一回冰箱在春晓质问我的时候忽然卡了壳。它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像是临终老人的喉鸣。它急促喘息着，使我们不得不跑进厨房里查看情况，很不幸的是它被起伏不定的电压毁掉了。
我们还有必要再买一个冰箱吗。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细加斟酌。因为一切迹象表明我无法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拿出足够的购房款，即便我们的生活比往昔更加节俭更加寡淡。况且我还准备在这个难以回首的季度结束后尽快换一个好去处，而租金也随着房价一起疯长着。三年过去，我和当初一样贫穷和哀伤。某些时候我无法拒绝喜悦的诱惑，喜悦藏在书屋未解封的书柜里，藏在一叠叠书信和影碟里，还有漫长的相伴岁月，和被她束之高阁的相机里。
她出人意料地痛哭起来。她拉着我的衣服像是要把我撕碎。她拆掉了我的睡衣上的两枚扣子。她的眼泪和鼻涕浸湿了我的前胸和手指。她追问我那女人究竟好在哪里，可以让一个人六年后还无法忘怀。她追问我是否每个陪她的夜晚都无比煎熬，而在深夜的睡梦里才能回味到那女人身上的甜味。我木然地任由她撕扯。她却将我的困惑视作默认，在松开我的衣服后就将头撞向墙壁。我被她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随即拉住她的身体让她冷静下来。她通红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去找蓝楹。我悲凉地向她解释，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觉，是我们在产生矛盾后再没有过一次深入交流所致。这并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我从没有意识到她这样热烈地投入爱情，而表现出来的冷淡却让我绝望。她哭泣的声音使空气越来越冷，使阳台上的腊梅花散落一地。谁能挽回腊梅花的凋谢？我向她慌张地解释着事情的来龙去脉。蓝楹和我在半年的同居时光里整日不动声色地作画，午夜枕头和被褥总是冰冷的，她在冷风飕飕的阳台和空荡荡的客厅里思索、踱步。她躺在床上和我热吻的时候，眼神总是空洞洞地望着天花板和条纹灯罩，听我讲述旧日故事的时候，就将头转向另一边，她说她以同情的人格倾听。她在漫长的冬季和转瞬即逝的春季里换过两张面具。她时而和我交谈时而整日不语。她常在画室通宵达旦地绘画，她把不同的水粉抹在衣襟上，又把调出来的颜色浅浅铺在画布或者地毯上。她坐在躺椅上看我和噩梦里的女巫交谈。她在那年入夏以后很少同我讲话，就像你在这一年里冷淡我的模样。她的毕业画作被放在美术馆展厅的正中央。她受到成名的艺术家的交口称赞，他们看到一颗油画明星冉冉升起。他们赞叹她的想象力和调色后画布上整齐的画笔轨迹。我在公车站等她的那个酷热的夜晚，逐渐接受了她将要离开云城的事实。她离开的时候说她会回来找我。可是，她说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她再也不会和我相见，并且希望我不必再与她联络。我们相互依赖地度过了九个月。我在回忆往日点滴的时候无法抑制强烈的思念。我恳求她花些时间回信，可是她甚至不再接听我的电话。写完最后一封信的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寄出去。我在接受这个结局后就把所有沾染她气息的东西都寄还给她。
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回忆起她的模样，除了你漫不经心的神态。那一年晚些时候我仍旧饱受关于她的噩梦的折磨。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了，她留下的痕迹也被擦拭干净，客厅里不再有她吸烟和洒香水的气味，虫鸣不再惊扰多雾的黑夜，我在噩梦里和她擦肩而过，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就跟陌生人一样转身离开。那年秋季没有下多少雨，可是潮湿的空气从早到晚困扰着我，我寻找一切排解痛苦的方式抵挡殉情的念头，并且没有找出人世轮回和死后重生的证据。在我邂逅你之前的一个下午，我笃定地相信从她和我相恋开始，她就明晓一点，我是她生命里的微不足道的过客。为此她虚弱的愧疚心甚至不容许她再从密友那里获悉我的消息。在你打开那封信并为其中肝肠寸断的柔情所伤的时候，我沉睡在深处的怨念也被什么东西唤醒。我又再梦见那些燥热的夏季夜晚，梦见女巫在卧室里和我攀谈海边的经历，而她坐在客厅里看我满头大汗地躲避女巫的追问，看落在地上的腊梅花瓣化作一只只黄蝴蝶，在玻璃窗上接连不断地敲打。我想她必定猜到了我的命运。必定猜到我未来人生如同尘埃般从半空坠落。秋季过后，我终于沐浴在一段崭新的甜美的感情里。我开始赞颂这段美妙的爱情，尽管它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以一种近乎破裂的状态维系的。我找不到描绘它的诗句，也找不到它在我最消沉的时间里散发的芬芳。因而我的赞美在行将结束的时候逐渐转变为恶毒的批评。
比多柳絮的春季还糟的毕业典礼上，我就察觉两人生活的真相。我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一种仪式化的自我肯定和卑微的谋生。我没有泄露房子的隐秘，我仍固执地把它当做一种承诺，在每个星期三的夜晚那熟悉的聒噪声总会从春晓的手机上传来，而无论多么远我都能听见，它像是一枚扎进皮肤的铁钉，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安稳地睡下，不要在夜色里游荡，不要在护城河边或者长满菊花的公园里歇脚，除非我在散步的时候承受焦虑的煎熬。当一文不值的短篇小说出现在杂志上的时候，我没有预想中的乐观，反而一次次温习无法摆脱的宿命带来的紧迫感。那个幻象在扬州潮湿的石路上咀嚼无花果，并在晚辈一次次体面的婚礼后憧憬穿着婚纱的女儿对着一张生动的脸。不必谈论过去，不必谈论生死和沉重的宿命，而是花一个下午品尝蘸着乌龙茶的点心以及肥皂剧里隐藏的富人。对他者的最低期待如今已经成为对我的最高期待。而我在这种期待面前从未有过不朽的表演，我只能跟没有嫁出去的老女人一样慢慢咽下委屈（她会追问你何来委屈），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身上沾染的失败者的气味洗涤干净，然后再在上面撒一点乌木香气，尽管那是一种诱发偏头痛的古怪气味。可是她的道理很容易讲通。她的道理从一万个人的嘴里讲出来，有一万个耳朵在听并且有一万张嘴跟着一起赞颂。于是再也没有怀疑的声音了，我虚弱地躲了起来，准备在一道无法越过的高坡前终止旅途。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春晓。我只告诉她，在这一年春节我独自回家的时候，县城的楼房像是雨后新生的蘑菇般出现在偏僻的乡间。那长满杂草的偏僻之所曾经设有鸭棚和牛栏，东郊的荒野上是遗弃多年的养马场，电线落在碎石子和裸露的钢筋之间。那里从前有家出售香烟和挂面的商店。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在店里走来走去，她已经耳背多年，能听见的唯有拉纸箱的卡车的轰鸣声和北风撕扯电线的呜咽声。她跟因车费不足而不得不在东郊下车的我攀谈的时候，荒野里的墓碑还没有倒下，沙地上的石子均匀地随寒风向西挪动，赶牛车的老人的皮鞭挂在晾衣绳上，它缓慢摇晃着像是拖住了疾驰的时间。高楼出现后，我再也找不到分辨方向的锚点。仍然没有直达客车，可是汽车站说有固定的客车线路，只因为一段围栏未能修缮而数月无法通车。向北延伸的公路两边已经换过路牌，水泥板、钢材和工程车排布在路牌后面，大口吞咽米饭的青年坐在刚浇筑好的水泥地基上，或许不久这里也将出现一栋栋高楼。我拦下的汽车向北缓慢行驶，与过去走过的公路不同，汽车选择了一条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道路。那天上午我喝过酒，下午坐在车上睡了一路。我梦见自己身在一家唱片店，一个叫毕荔的女学生将一盒蓝调唱片送到我手里。那场梦逼真得像是真实发生过，当汽车抵达目的地，我刚从睡梦里醒来时依然相信梦境是真实的，直到母亲将我迎进屋里又在灶台前忙忙碌碌的时候，我才逐渐从残余的酒意中回魂。父亲说也许用不了一年这里就要拆迁。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离开九石，被安置在十公里以外的一处聚居区，直到这个偏僻的村庄连同长满白蜡树的科研所废墟变成一栋栋洁白的居民楼。河滩将改造为湿地公园，光秃秃的土丘上将种满桦树和山桃树，河岸上将架起一条条石桥，运送水产和玉米的牛车已经改换为货车，车轮在还未修好的公路上轧出一道道辙印。未免太乐观了，我小心翼翼地说。进度也许比我们预期得更快，在里屋喝茶的马三叔笑着说，他是刚晋升为会计的马佳明的父亲。他热切地向我宣讲上级下达的拆迁和重建政策，他要每家每户配合上级的要求，“傻呵呵的途柳儿都签了名字，我们是时候享受点清福了……”另外两个客人也跟着讨论起来，他们说葛南的庄乡们在签订拆迁合同书以后会拿到一笔补偿金，他们会利用那些补偿金添置新家具和电器。“将来建好的高楼上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完全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花销，倒是在建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居住在聚居点的这段时间免不了购买一些必需品。”马三叔善意地提醒他们，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带着一种婉转的调子。“那么这笔补偿金我们可以买汽车、买货车和播种机。”两个客人和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情绪，仿佛他们正在展厅里打量着一辆辆庞大的消费品。
“你们的眼界总是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窗格里。”马三叔喝过茶，辛辣的烟草使他眯着眼睛，手指弹了弹还未燃尽的烟灰，“以后生活好起来，我们就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年纪大的可以拿养老金，年轻的也不必拴在黄土地上。土地可以承包给外地人，让他们去搞规模性的集约化的粮食生产，我们拿一份承包分成，行有余力可以到新搬来的工厂公司做工。”父亲问会有工厂公司来到这里吗。马三叔说村委会正在研究如何让豆制品加工厂在这里建加工基地。“当这里出现一批批楼房、一座座公园和一道道桥梁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去做思想工作，企业老板就会把工厂迁到这里，孩子们可以就近工作，我们也能安享晚年……”当母亲将煮好的饭菜放在我面前的时候，众人的憧憬正化作一曲节奏舒缓的四重唱。一年以内吗，我总觉得快了点。我们租住的房子从夏季就说拆迁，半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动静。
我总觉得快了点。时针和分针相互扭打着从表盘上划动，像是凫水的青蛙拨开水面一般。新闻里播放遭受寒潮的民众在休整地窖。母亲说遭灾的年份人们会躲在地窖里，寒气从通风孔渗进来的时候人们相互挤在一起并裹紧身上的大衣。暴风雪呼啸着在玻璃上刻画图案，远处传来狼或是什么野兽的嚎叫，它们无处可躲的时候会钻进牛栏和马棚，因此躲进地窖以前人们都会把栅栏门和篱笆扎紧。“我们受过这样的罪，因此并不觉得多可怕。”
“因为经历过，所以面对别人遭难就可以无动于衷？”
“为什么必须要共情别人？我们遭难的时候没有人共情过我们。”
我没有回答她的反问，只是隐隐觉得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她原本只是叹息旧年遭逢寒潮之苦，因我的挑衅而变得格外敏感。我和母亲的对话始终保持着这种基调。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观点都能引起我们之间的纠纷，可是在纠纷发生前和发生后，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可是我和母亲观点的碰撞越来越让彼此疏远，这让我们在评判他者时总觉得像是影射对方。我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就是对九石命运的预测。
“它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老下去，直到再也迈不开步子，像科研所一样被埋进沙土里。”
母亲仍像往年那样一边包饺子一边听我讲遥远的历史故事。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是对还是错。我常常出现逻辑上的谬误以及历史人物、地点上的混淆。这也难怪，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实在频繁，每一个朝代都有数不清的皇帝、文臣、将军和学者，数不清的草原民族、西域贸易、祸起萧墙，又有数不清的旱灾饥荒、荧惑守心、流民聚散。王朝处于一个轮回的漩涡里，过去的历史事件后来反复上演，过去人物的命运在新人身上再度出现，旧都城荒废以后新都城建立起来，太庙、帝陵和宫殿埋在湖底，支离破碎的长城从沙漠延伸到海岸。当将军按照皇帝的旨意向西北扩张版图的时候，士兵们就在河西走廊的一处据点做足远征的准备。他们先辈的足迹曾遍布西域和戈壁滩，向西抵达塔什干、布哈拉和咸海，如今皇室从长期的内斗里复苏，帝国风调雨顺、粮草充足，志得意满的皇帝正渴盼一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以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不朽的丰碑上。皇帝原以为战斗会在半个月后的某个夜间打响，依靠作为先锋的重骑兵和满身铠甲的重步兵的轮番攻击，中原的军队将轻而易举地翻越雪山峡谷，并在第二年冰雪消融的春季凯旋归来。然而敌军在两国犬牙交错的边境线上设置了无数个易守难攻的堡垒，上一任将军坦言消耗战只能白送士兵性命，因此将军决定绕过这些堡垒，向比预定的决战之地的更远处绕道。士兵们不知道这次远征是否将持续多长时间，他们牵着背驼粮草的骡子和骆驼，在干涸的河床上疾行。白天，这支远征军要避开敌军派出的商队和眼线，晚上，士兵们还要防备篝火惊醒岩壁栅栏后面的敌方哨兵。入秋以后敌方边境的主力逐渐懈怠下来，他们知道有一股中原远征军正绕道西北，但他们对形势感到乐观，认为没有人会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向那些看似笨拙实则精巧的堡垒发动进攻。将军的确不打算攻打堡垒背后的敌方主力，他的目的是绕过高原后再向南挺进到敌方腹地，再沿河谷向北穿行，拔掉供给边境敌方主力粮草的中转基地，继而在敌国腹地的一片开阔地上决战。经过高原的时候，士兵们的骡马和骆驼损失了大半，他们白皙的毛绒绒的小腿被冻硬的铠甲的边角所伤，后备运粮车在一处山口遭袭，将军和士兵不得不加快行军的速度，并且在所经之地筹集粮草。在进入到敌国腹地的时候，远征军折损过半，尽管他们甚至没有经历任何一次激烈的战斗。他们进入敌国西侧边境而不被察觉的原因在于，他们得到了西境小国的支持——后者对天可汗的名号仰慕已久，这些小国派出的向导带领远征军从一道狭窄的河谷悄悄行进，并在一处水源附近修整一番后迅速扑向敌方的粮草中转地。
母亲打断我的讲述，提问说难道一支如此庞大的远征军插入敌方腹地，敌国的百姓都没有觉察吗？
也许敌国的腹地上只有野狼、狐狸和野牦牛，多数百姓在温暖湿润的河谷地聚居劳作，还有一些百姓在王公贵族家里充当奴仆，也许敌国百姓已经觉察到远征军的深入，但比起中原远征军，他们更憎恨世代欺压自己的本国奴隶主，因而他们神情漠然地观望着那支大军向己方的军事据点发起猛攻。冲锋的号声据说是从一种被用作乐器的犀牛角中吹出来的。如果不是远征，士兵们更热衷于擂鼓助威的冲锋方式，千夫长的信号旗上沾满了冰霜，他们不得不通过尖锐的呼哨传递军令。将军委托西境盟友的商人扮作敌国平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让兵疲马乏的远征军在发起突袭前重新振作起精神。在那个隆冬的无眠之夜，渴望建功的远征军迅速摧毁了粮草基地，在得到足够的粮草后又把敌方即将运往边境线的粮食焚烧殆尽。士兵们在饱餐之后来到背倚明镜般剔透的湖泊的开阔地。敌方主力在得悉远征军绕道西境并进入本国腹地后大为惊恐，他们急匆匆地集结兵马向首府驰援，生怕远征军在他们回援以前攻下首府、俘虏国王。在回援途中，他们不断收到令人沮丧的消息。西境的三个盟国宣布倒向中原，腹地的郡县未经抵抗即开城投降，首府的贵族们正在谋划推翻国王的政变，但没有一个坏消息能比远征军摧毁粮草基地更令他们感到绝望。身着锁子甲的将士在绝望和疲惫中前进，苦苦寻找着远征军的踪迹，与其说他们期待与其决战，不如说他们希望无量光佛早早为之揭示最后的命运。十天后，他们终于在一处咸水湖畔找到了远征军。他们随即发起进攻，远征军前方与锁子甲交锋不久就开始后退，沿湖岸后撤到一处丘陵上。恰在此时，开阔地东面的草滩上忽然出现大批远征军，他们像是潮水般向锁子甲涌来，仅剩不多的战马发出刺耳的嘶鸣，一柄柄重锤和铜锏砸在对手的铠甲上，来不及迎战的士兵或者被锤击倒地或者被推进冰冷刺骨的湖水里，而丘陵上佯退的远征军前来包抄，将敌军切削成首尾不相顾的两段，战斗越来越像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远征军如群狼般疯狂撕扯着一股股送命的对手，他们看清了这支绝望的锁子甲里夹杂着回纥人、大食人和天竺人的面孔。在第一波合围完成后，手执陌刀和重锤的士兵依照犀牛号的命令后撤两百步，藏在身后的弓弩兵和投枪兵万箭齐发，要知道在往日的边境攻防战的时候，往往是躲在堡垒里的敌方士兵用这样的弓弩战术一次次击退中原士兵潮水般的进攻。当日夜里，这场屠杀才逐渐结束，仅存的敌军将士向幽深的山间狭道退去，湖水被鲜血染红，扎着弓箭的尸体铺满湖畔的开阔地。远征军一边收集箭簇和甲胄，一边生起篝火，辨认阵亡的同袍。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胜利后，将军带领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又在这片苦寒之地徘徊了一段时间，直到已经完成政变的敌国高层答应签订和约，使其势力范围彻底退出河西走廊和西域。
为什么不能在回援之前或者战役以后直接占领敌国的首府呢？母亲困惑地问道。
也许此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对方在边境地区的进攻主动权，远征军在敌国腹地的军事行动已然冒着巨大的风险，倘若一路向南进攻首府，进展顺利尚且将将自存，进展不顺则面临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的困局。湖畔战役获胜后，将军徘徊多时也许在等待一个灭国的良机，他期待自己的名字能与卫国公一同供奉于庙宇，然而他没有得到上天的垂怜，敌国依旧有一战之力，而且温暖的河谷地带有充足的粮草和高原种的良驹，西境小国的忠诚也值得怀疑，已成强弩之末的远征军还要为粮草来源忧虑，因此达成和约就成为双方苦思之下唯一的选择。我想班师回长安的那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也许是诗人王维刚送元二前往安西都护府的那个春季清早，将军向皇帝复命时正壮志满怀，他在返程的途中抓捕了一些不愿臣服于皇帝的附庸国王室，那时谁能想到这支百战百胜的远征军会在十年后跟卢龙地带的帝国精锐在香积寺同室操戈、同归于尽？母亲对远征获胜的荣耀失去了兴趣，她开始追问接下来十年里帝国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两支精锐部队兵戈相见。我没有找到原因，只记得河朔地带的军民对帝国的统治政策心存不忿，在分析粮食、税收、世族等因素的时候，母亲又念叨起人们对旧社会粮食、税收和世族政策的不忿。粮食总是不够吃，人们去河边采集菜种子和浮萍，一种税交过以后又有另一种税出现，然后是接连不断的逃荒、战火和征税。当说到世族的时候，母亲终于放弃了兵戈相见的话题，她似乎在思索世族的概念。她识字不多，眼睛花了以后就再也不能读书了，她对世族的理解仅限于村庄的家族式统治。
“可悲的是，九石村的‘世族’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村长的家族牢牢控制着开垦北面河滩的权力。他的二哥，在杨树沟一连砍伐了十亩榆树，树桩间的灰兔像是扑楞翅膀的蛾子一样迅速散开。十亩榆树地原本是吕家的，后邻居家的鱼塘被村长女人的弟弟拿来养鸭子，草垛在一个冬季早晨被一车砂砾代替，除了邻里之间悄悄嚼舌头，没有人为弱者说话。我们也是这里的弱者。可怜的楚家疯癫以后，我们在那条街上的朋友就只剩陈家和胡家了。我们倒不恐惧什么，在吃饱了肚子以后，没有什么能让老百姓感到惧怕。我们习惯了一贫如洗的日子，就像晚上天空冒出密密麻麻的星星，就像白天东头堆满乌云一样习以为常。唯一不习惯的是被颐指气使地上交粮食、下地开河，赵家族人占据了九石村的高位后，又把娘舅的马家人提升到会计岗位上，他们向九石的老少爷们分摊开销的时候，总是强调要保持农民的勤劳和本分。上面的政策取消了一些税目，又在这里换上了新名号，容不得你不交。他们的子弟挨家挨户收钱，连痴傻的途柳儿也不放过，在唐家的大儿子作恶的时候，他们倒不敢随意敲开唐家的大门，后来那青年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远嫁到尹陈的齐家的女儿那样再也不见踪影，村长的跟班对唐家人就有恃无恐了。”
“村长身边永远都有一群趋炎附势的人。他们明明得不到什么实惠，他发财或者分钱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他们，反而经常以蔑视的眼神和不屑的语气对待他们，像是对待不受欢迎的黄鼬一样将他们迎进来又打发走。然而他们却把他迎进他们并请他们喝茶的举动视作恩赐。他们热衷于为他辩论，他们赞美他制定的开垦文件和养殖规范，尽管他对开垦和养殖一窍不通。他的所有热情都燃烧在机动车的维修上。他热衷柴油的气味和柴油机的轰鸣声。为此他曾经热切地邀请你爸爸为他修理打不着火的拖拉机。那是个刚打完农药的夏季午后，你爸爸正在凉棚下午睡，村长的外甥跑来找他，说拖拉机在玉米地里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了。你爸爸跟着那个年轻人一路跑到五条田，听了听柴油机发出的声音就断定里面某个零件因为缺少润滑而卡住了。你爸爸用一下午的时间修好了村长的拖拉机，并因此被免除了后半个月的‘麦秆税’——一种处理麦秆的费用——尽管九石村从来没有为庄里庄乡处理过多余的麦秆。但你爸爸始终和那些人保持距离。当他们以赞叹的语气谈论村长的想法时，你爸爸总是发出令人难堪的笑声，他说人居然能进化成这个模样——洋洋自得地替掠夺自己财产的行为辩护。他喝过酒以后说的话更加刺耳，‘你们见过灰兔为猎人磨刀吗？九石的爷们儿们正在村长家的菜窖里干得热火朝天呢。’村长并不介意你爸爸这么说，他故作大度地原谅了这个口不择言的醉汉。但是每一年春季救济品派送下来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最后一个被叫去，分得一罐麦乳精和橘子粉，其他人却能领到木椅、长桌、电扇和旧皮靴。可是你爸爸并不沮丧，他醉醺醺地哼着豫剧小调走进家门，然后嘲弄村长家里多嘴的鹦鹉、头发花白的短工和游手好闲的儿子，嘲弄村长家族里的笨脑袋和花架子在抢夺果园经营权的时候吃瘪，驾驶没有车牌的汽车被交警扣留，甚至不理解村长发给他们的约束文件。他们长着一副别无二致的尖嘴猴腮的脸，却身穿西服衬衫，他们站在地垄上向北张望，在隆家的甜瓜棚里喝得酩酊大醉，歪倒在棚外的摩托车被太阳晒爆了胎。街上每个人都跟他们打招呼。趋炎附势的人会为他们点烟并邀请他们在当日傍晚喝酒，他们凑在一起喝一种樱桃和茉莉花酿制的甜酒。为改善口味，他们在那种酒里加了糖精和石榴汁。可是殷勤的张罗只会让笨脑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问询菜籽油从何处购买，调制酒的酒坊有没有生产证，盘中的黄瓜和面皮是否经过检疫，当主人家被吓得面色土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才拍着对方的脸说，问问而已、何必当真。”
“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过避开他们。他看他们一眼，他们也看他一眼，像是居住在不同世界的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你爸爸酒后编排他们的话很自然地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拿他怎么样，也许因为我们太穷了，我们家的几亩地分散在四个方向的五公里外的地方。这些土地没有一块不紧挨着盐碱的河滩，没有一块不埋着砂砾、贝壳和鹅卵石。最贫瘠的那块用来种植地瓜，继而是豌豆、玉米、棉花和小麦。有些年份我们还种过苹果和蒜薹。贫瘠土地上的收成是没有指望的，自然再也榨不出油水，笨脑袋和花架子也就不会打我们的主意，只不过在微末事由上让我们难受一些罢了。你爸爸喝醉以后永远停不下惹事的嘴。他的声音粗粝得像是一堆相互摩擦的石子。他说话时带着狐狸一样的笑容，舌头颠三倒四地发不准音，醉酒的兴奋劲儿让他忘记了劳碌和无望，可是他的嘴总是制造一个又一个麻烦。他喜怒无常，喝到深夜才踉踉跄跄地跑回来，然后倒在炕上说夜里的空气有点潮湿，或许明天会下雨。灯半亮不亮的，却也好过晚上停电的旧年月，停电的时候村长家还能灯火通明。沪阳的妈妈说村长家的菜窖里有一台烧煤的发电机，里面还有一台用于磨面粉和玉米的怪兽般巨大的机器，每到夜里他家地下就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那时候蜡烛生意格外红火。集市上的白蜡烛、红蜡烛、无烟蜡烛永远不缺买家，我们家的蜡烛插在酒瓶子上，你在晦暗的木桌上写作业，你的视力就是那时候弄坏的。你低头翻课本的时候还被烛火烧过头发，你爸爸借着颤抖的烛光在炕桌上喝酒。那喝酒的姿态和你爷爷、大伯一个模样。可是你爸爸说过他恨你爷爷和你大伯，他恨提到年轻时的往事，恨忍饥挨饿的岁月和你爷爷在挑河工的牛车上抽旱烟的气味。他说你大伯和你爷爷的长相举止如此相似，以至于他总觉得你爷爷没有真的离开人世，灵魂以另一种方式寄居在你大伯的身体里。他很少带你和你姐姐回老家，他以前不害怕你大伯，可是自从你爷爷去世后，你爸爸就恐惧回老家，恐惧和你大伯见面和说话。可是如今你瞧瞧你爸爸的表情动作，像不像你爷爷和你大伯，像不像老家的街道上缓缓行走的不苟言笑的魂魄。我只希望你没有活成你爸爸的模样。你要少喝酒、少在黑暗里长时间沉默、少表达真实的想法，和别人一样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在和你爸爸离开老家的时候，我问他过些年还会回来吗。你爸爸摇了摇头，他说从童年时感受一种黑暗太久，就再也没有对光明的期待了。他和我赶着马车，带上被褥、包袱和玉米种子向东北方向前进。我们起初没有目的地，想等到马车抵达渤海岸的时候再寻找落脚地。一路上我们遇见过穿中山装的干部，遇见过在山里劳作的大学生，遇见过觅食的灰狼和野猪。越过光秃秃的高坡后，天上开始下雨。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荒村住下，一连住了十日。荒村里只有破败的石碑和成片的荒草，没有人烟，居所也许被废弃了四五年时间。我们再度上路的时候是在十天以后，明媚的晴日也无法抵挡骤降下来的气温，我们不得不裹上兔毛毯子赶着马车往北走。到晚上我们露宿在一个光秃秃的沙丘下，我还记得那些弯弯绕绕的土路，沙子被北风缠绕着卷到半空，又在涨水的河面上一股脑撒干净。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碰见从胶西顺流而下的鬼魂。他们身上有一股蒲公英味，傲慢地抬着头从河面上行走，丝毫不在意倒映在河里的圆月。你爸爸抱着气枪睡得深沉，枣红马还在吃草，光滑的土坡上有一道莫名的阴影，那些鬼魂上岸后就徘徊在那道阴影里。他们在交谈，用一种从未听过的方言。他们语速快得像是呼啸的北风，或许他们没有说话，我听到的声音只是北风作怪。我想他们大概是一个宗族，阴影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用一种三柱足的罐子喝汤，又在猫头鹰靠近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喉鸣。我想他们大约是迷了路，在阴影里像是一团蓬松的抖动的棉花。马车向北又走了五天，除了田里的庄稼，大地仍旧光秃秃的没有生机。在我们准备越过一条干涸的水道时，远处的挑河工叫住了我们。他们说不必再往北走了，北面有一个密林和湖泊，然后是死气沉沉的海岸。没有适合开垦的土地，也没有一个值得落脚的村庄。你爸爸决定停下脚步，扎根在这个比老家更贫瘠更绝望的地方。我一直想越过密林和湖泊去看一看海岸，一直想在海岸线上拾几枚贝壳，然后沿着海岸线向东一直走下去，直到遇见一个崭新的村庄或者小岛，我能在那些湿润的地上种植菠菜和小麦。”
“我们就这样单门独户地定居在这里。我们像是被永久地困在九石，即便能走出去，身上也挂着一根缰绳、一把铜锁。你只有在地里忙忙碌碌，在债主家、亲戚家满脸堆笑，在停电的长夜里辗转反侧的时候，世界才是安宁的。你会觉察到自己活着的内容只有煎熬。你知道九石的家族支配着荒地和池塘，你看着他们就像是看着一条条跳出水塘的黑鱼，无论你多么憎恨这一刻，都不得不在深夜里计算好自己后退的余地，某些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明天、后天，可是又不由自主地被昨天的麻烦纠缠着直到睡去。我害怕梦见过去，梦见为你姐姐筹集学费四处奔走的日子。每次醒过来的时候，我都庆幸自己躺在炕上而不是路途中的树边、坟丘或者草垛上。你爸爸从挑河工回来的那年开始喝酒。那时我们拿到了一块靠近水库的好地，村长还不是那个家族的成员，西面的水井还没有淹死过人，酿酒的郑家小伙子卷着裤腿来收高粱。你姐姐带着一脸困惑地问我，来讨饭的青年为什么从来都不说话。收音机里播送天气预报，还催促家里藏着猎枪的庄乡早早交给公安局。你爸爸的气枪是你大爷爷在抗美援朝时缴获的战利品，你二爷爷死在回国的路上，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你爸爸说那杆枪从来没有发射过，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弹珠，只用来当做虚张声势的物件。只是不可避免地，那杆枪连同庄乡们家里的猎枪和钢珠都被收走了。来收枪的警车停在栅栏门外，他们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你爸爸和槽子旁的枣红马，你爸爸恳求留下气枪的木枪托作为纪念，上面写着‘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的字样。他的请求被大檐帽拒绝了。你爸爸用沾满机油的手挠了挠头发就走回了屋里。”
“我们试过两次离开这里，尤其是在分到的那块好地被洪水泡过而盐碱化以后。第一次你爸爸在葛南的门市边修理自行车。这是我的主意，可是上门的生意很少，每天还要上交摊位费，又常常帮上学的孩子免费补胎，几个月下来只赚到五十块钱。葛南村长的亲戚在主干道南开了一家修理铺后，你爸爸的摊位就彻底没了希望。他三天两头遭受无来由的骚扰，他们查他的修理工资质，查他的摊位是否缴过费，查他为什么在葛南而不是九石开修理店。他们又问他在葛南赚了多少钱，可是谁都知道你爸爸从不肯赚昧良心的钱，他们在他放硬币的铝饭盒里找到了四十六块三毛钱和三根客人送的小时代香烟。又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十二张别人写的欠条，全部结清也不过区区十几块钱。这下他们终于松了口气，就在被香椿树遮蔽的阴凉的摊位前奚落起了你爸爸，‘穷人就该乖乖守在地里，有了钱也要分给庄里庄乡，这样一来，你才能继续做一个高尚的穷人。’那天傍晚，你爸爸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葛南，而我们却不得不为此背负上一笔债务，那些螺丝辐条和补胎、接链子的工具把我们一年的收入全部吞进去了。第二次是意外帮助一个抛锚在盐碱地上的老板把车修好。那时你才三岁，你爸爸赶着马车在九条田的河沟上尝水，看见地头上停着一辆银色轿车，穿着白衬衫的老板和司机掀开引擎盖查看情况。附近菜园子里的小孩也围了上去，掘土灌溉的吕家女人说，去瞧瞧那辆车吧，九石只有你会修理那玩意儿。可是你爸爸从来没有修过轿车。他走过去听了听汽车的轰鸣声就断定是火花塞故障。他说八公里外的葛南有卖那种火花塞的商家。他用一个午后的时间把火花塞里积存的杂物清理出来，奇迹般地让那辆车重新启动。他婉拒了老板递过来的钱，说自己不是专业修车工，汽车还是要开到修理店里重新检查一遍。那老板就邀请他去枣林开设不久的棉纺厂工作，那里正缺一名看护大门的管理员。你爸爸回家后兴奋不已，他急切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最好的酒友赵明革，他说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去试试，而第二天早晨赵明革就搭车去了枣林，他把你爸爸对那个老板的帮助安在自己身上，而令人惊讶的是棉纺厂录用了他。‘老邱，我已经上岗了，你快来啊。’他在打到村长办公室的电话里跟你爸爸说。”
“‘既然你都去了，还找我做什么。’你爸爸在放下电话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县城。他也不再去葛南、美浓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交公粮的时候他驾着马车把粮食驮运到收粮站，登过记过完秤他就匆匆离开了。收棉花的时候他就把棉花委托给沪阳的爸爸，让他把棉花运到枣林县指定的收购站。背负债务的时候，他没有一天不喝酒，我们争吵成为常事以后，就像是再也跨不过一条鸿沟一样，生活仿佛没了希望。即便你姐姐和你都考上大学，都有了一份工作以及未来生活的归宿，我们也没能跨过鸿沟，我们依然在九石遭受煎熬之苦，你不确定明天会有什么新的麻烦出现，尽管我们衰老得越来越明显。不再交公粮了，也不再卖棉花了，好在离家最近的那块三角地上长满枝叶繁茂的枣树和山楂树，靠那些红彤彤的小浆果，我和你爸爸还能应付以后的日子。可是我知道我们躲避不了贫穷的折磨，知道你和你姐姐在那些燥热或严寒的夜晚为明天的生活发愁。我上次见到你姥姥的时候，她说她梦见船上有一张渔网，空空如也，就知道我的生活未曾幸福过。可是我笑起来了。刀痕般的皱纹布满我的眼角，我笑起来，那些皱纹比往常裂开得更深。我说自己不再有什么忧虑。生活让我感到充实且满足。女儿在一家制盐公司上班，又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儿子已经工作两年，也许不久就能拿到律师资格证了，九石再没有比我更感到幸福的人了。况且我不贪求什么富贵，只有顽固的鼻炎困扰着我，而他爸爸也没有力气和我争吵了，他甚至在半夜时分醒来，惊恐地问我会不会有鬼。他被肺气肿和肝炎反复折磨的消瘦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色厉内荏的灵魂了。那些年他照常去地里耕作，照常查看玉米和棉花的长势，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拖拉机上还挂着红色的收音机以及用斧头和锉刀刻出来的木枪托。在得知九石村要拆迁重建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兴奋的情绪。过去五十多年证明了穷人的生活不会有奇迹发生，你只可能摆脱毒辣的太阳和贫瘠的耕地，但摆脱不了老天架在你脖子上的命运。你认为奇迹会发生吗，我却只觉得离死去越来越近了而已，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对死怕得不得了，生怕自己死了没有人来操劳你和你姐姐的学费，现在我一点都不怕了……”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和别人有所不同的？也许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我拥有一台小摄录机，为美术老师的素描课录像，同学们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寻找最佳的拍摄位置，铅笔在白纸上写写画画的声音和摄录机工作时特殊的鸣响声烘托着那个春季校园里的寂静感。素描画从前排到后排逐次传递，当那幅画传到我这里，我就用蜡笔为它上色。就像用色彩把一个被束缚在平面上的球体拯救出来，并使之产生个性、信念和精神诉求。我对洁净的客观对象有着偏执的感情。接我上学放学的汽车光亮如新，早晨送来的牛奶上没有奶皮，上面浇上一点甜姜汁，擦完玻璃的裘皮要保姆反复冲洗，可以在阳光下形成涟漪般的光晕。我们在电影院里组织爱国教育活动，一辆辆校车把我们从布满阴云的学校送到三公里外的嘉禾影院，蓄须的谢尔盖大叔带领大家取票又分发热巧克力。月末的运动会在十公里外的尔湾体育场举行，女同学躲在遮阳棚里讨论喂养兔子和栽植多肉植物，男同学一边喊加油一边讨论动作片，保安在跑道外侧维持秩序，家长们在看台上叽叽喳喳。太阳把体育场中央的老师学生晒黑，接近黄昏的时候凉风从西北角灌进来，晚霞挂在体育场的顶棚上，校长在主席台上发表无人鼓掌的独白。我希望一些时候自己能带着批判的情愫去回忆，每一则故事都像是在翠绿色的灯罩上画一道斜线，我在经过护城河的汽车上摄录昔日，看见一个喝醉的老人在石拱桥下烧水，水壶下面的木炭冒着蓝色火苗，被晚风拉扯的火苗在摄录机里像极了披着黑衣跳舞的幽魂。强烈的光影对比是在火苗倒映在河里而老人转过身的时候发生的。他旁边的脏兮兮的孩子拿着凳子从阴影处现身，在他身后是一群左摇右晃的小鸭，他顽皮而迷茫的笑容在火焰前闪耀着，他的眼神……我在你的眼睛里见过几次。”
“我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一些和昔日灵感有关的讯息。像是谁故意埋在那里一样。那时候女人们还没有把头发染得像枣红色的矮马一样夺目，喧闹的木座钟比石英钟更受小资产者欢迎，汉堡店门口经常排起长龙，提着皮包的人们在气功场和基督教堂之间来回奔波，去海边的旅行车上装满了甜蜜的情侣旅客。你能从一双双羞涩的眼睛里看到未来生活的图景。羞涩是一种阴暗的咒语，印在这些活泼的人们的脸上，他们扭扭捏捏地表达意愿，直到这些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争论里。他们无法保持诚实和坦率，顾虑和恐惧随他们走在路上、坐在车里，他们身上藏着一个个粗糙的故事，斑驳的衣领和眼角纹上落满时间碎片。他们极容易感动，听一首歌看一幅画读半个版面的报纸，光从第二扇车窗折射进来并撩起灰尘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流泪的冲动，仿佛某种角度的八度和余晖更接近真理。两束灯柱穿过夜幕抵达虚无之地，田野的动物在洞口徘徊，人们疲倦却迟迟不愿睡去，他们宁愿从夜晚的手里抢夺时间，并顽固地相信衰老发生在曦光初露的雪松木味的清晨。你会随着这阵早风消融在荒野里。你消融的时候脸上露出火焰映照的窘迫的笑。所幸你经历过蜂蜜酒一样的爱情还在阴凉的草坪上为白皙的女人绘像。所幸你在灯光闪耀的酒吧里和年轻女子长谈，咽下一杯杯加温水的威士忌，她热烈地恭维你并且爱上你，她的木椅子一寸寸靠近你直到你想起什么后径直离开。可是这改变不了你消融在旷野上的无声无息的命运。你神经质般抖动的手无法勾勒流动的波浪。穿桃红纱裙的女画家肯定观察过你的眼睛，并在那里发现了你过早凋零的灵感的去处。她生活得通透舒适就像曾经一样明艳照人，而不是在冷峻窄小的屋子里缅怀旧爱，她不依恋如梦如幻的缠绵因为她对明日的渴盼高于不留字据的允诺，当她在多年以后带着一脸阔绰的得意走在旷野上，她会觉察到你消融时留在风里的干涸的气息。你被埋在你的眼睛里，和你家乡的友人承担同一种命运，你的迷失是青色渔船的迷失，夜鹭和猫头鹰在旷野里等待你遗落在河岸上的身体。”
“慈悲是在你消融后的第三个夜晚降临的，以保证你不会再度醒来。我用摄像机拍过慈悲降临在割草妇女、种花老人、草原牛奶工身上的图景。那时黄河对岸的天空呈现粉红色，泥瓦匠拿着刮板从三轮车上走下来，脚手架上的石灰浆掉在桥墩上，口嚼鱼腥草的老人坐在船上钓鱼，慈悲的纪念出现在纪录片的第三幕上，一闪而过后人们就能心安理得地等待春季到来了。慈悲是遮掩你命运的一片树叶，你和树叶沉睡在河床上，如同你室内挂着的那幅油画（我纠正说室内已经一年没有挂画了），你半闭着眼睛困惑地等待答复，可是你们没有活到看见答案的那天，你们消融时的不甘被隔绝在浓雾天，隔绝在一阵喟叹和赞扬的歌声中。蛮荒在吸食故人的鲜血，吸食在旷野上耕作的生灵，他们的血液带着体温从脚趾上的毛孔里渗出来，穿过杂草和腐烂的灌木叶子、穿过砧板和篆刻图章的刻刀、穿过浮在黄河上的高楼虚影一股股浇注在贫瘠的岩层。你在后来的一些年里觉察到这一点，在树叶不自然晃动的夏季，在孤孤零零的路灯下觉察到这一点，你不得不接受体温随着血液的持续渗出不断下降的事实，你仍旧假装活着，尽管躯壳正在被猫头鹰享用，你寄寓在火苗里的灵魂仍旧说服自己安心理得地成为真理的受难者，说服自己带着悲剧色彩与世界道别，只是留不下任何光影，你的天赋在二十二岁那年夏季就忽然不见了。我在笔记本上看到的最后一首诗停留在夏季，描绘了一个倒在黎明前的英雄和蠹虫的交谈。你随后默许了脱俗的尖锐感的流失，殊不知那是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在电话里否定它并非出自本心，因为你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呼吸不规律且伴随着一连串轻微的叹息。我很想看见你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脸上是否有撒谎时的那种流动的色彩，然后你会在这一连串否定句之后做出总结：你说你热爱现在的生活，你准备永远戴着一张无色单调的面具。”
“你这样消融在这个水泥旷野里。它缺乏美感。从我记事起它就是一座蛮荒的水泥旷野。它倒映在河面上的形象是对色彩和美学构图的嘲讽。它阴冷的天空总是挂着浓重的雾，不经意间就邂逅去彩票店碰运气的迷路的魂魄，护城河岸上有蝉蜕和被太阳晒干的无花果，你一定注意到了诸多意象，我曾坚信你会在某个时刻从渗血的痛苦中醒来，可是你和我镜头下的光斑没有不同，于是杂志上的诗就成了对旧日神采的缅怀。来，坐到我身边。放下你手里的酒杯，你的手还在颤抖，就像是被渗进来的寒风刺伤了一样。你的嘴角在翕动，你想迫切地论证藏在笨拙书页背后的生活信念，而我在那本杂志上读到的短篇小说足以证明你还沉醉在虚幻的慰藉里，走在古老的黑夜岔路上，就像你所说的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离家出走后，你决定重新拥抱你憎恨的名目，说服自己接受它，以便有更多人和你共同承担悲剧命运。”她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听了。我礼节性地僵硬地坐在她身边，把几乎够到喉咙的酒杯重新放在桌子上，不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我连打了三个喷嚏，但她没有停下来，眼睛像是看着我又像是看着被壁灯染黄的玄关，像是吹奏一首刺耳的长笛曲那样娓娓道来，将我罪恶的逃避心理击碎。她的审判仿佛没有止境，因为我犯下的罪过到了无以抵偿的地步。我看见经书预言的审判日降落在面前，巨大的鸿沟将我与俗世分开，我的血从脚底缓缓汇入地堑，下面的海洋发出恫吓的怒吼，汹涌的波浪升入半空撕扯着我流血的脚踝，喘不过气的我越来越接近古铜色的月亮。那是一轮黄铜浇筑的月亮，在滔天巨浪的湿气下生了锈，反射的冷光带着病毒感染般的怪异色泽。它逼迫我做诚实的剖白。我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一条虚无的路径，我对这种虚无的存在毫无抗拒力，不久前那种叛逆的力量就淹没在本能里。我的本能仿佛只为存在本身，尽管这种存在无数次被证明为荒谬和虚构的，我每往前走一步就距离真理远一点，我每一次发言都是一次欺骗、一次自我羞辱。我的铠甲和长矛被掩藏在吸血岩石对岸的灌木丛下，在厄运降临前我却还匍匐在干枯的草滩上妄求饶恕。奴隶的祖辈和父辈劳碌的双手长满老茧，他们在开垦河岸的荒原并把祖坟设在长满野枣树的土地中间。它每过一年就上升一寸，他曾期望在埋入这座墓园之前，能站在坟头上抚摸苍天。收起那些廉价的怜悯，生来就是这样赤裸裸，赤裸裸地成为荒地上的鸟卵，旺盛的生命力只为开垦和收获，贫瘠的年份飞蝗和海潮叩开矮木门，土地变得光秃秃的，树林和堤坝也光秃秃的，人们化作一条条干鱼铺在河床上等风调雨顺的年份苏醒。稻草人在风里摇摇晃晃，挥舞镰刀的鸟儿从上俯瞰迷失在土路上的野草。父亲喝醉了训斥我，使我一整天没敢抬起过头，他把我驯服成最刻板的工具，刻板得像是装进了他和爷爷的灵魂。他说像野人那样在野外疯长吧，镰刀和锄头生锈了，弯钩般的月亮也生锈了，礁石上挂满污浊的藤壶，磨得快一点、磨得锋利一点，让镰刀在呼啸的北风里呜呜唱歌。野人在鸟卵里孕育，根蒂生在半空，跟上天祈祷躲过蝗灾和烈火吧。你不能和俯瞰的鸟儿谈论条件，不能跟行路的魔鬼恳求怜悯，你蓬勃的毛发从半空落下一直深入到大地里，即便你还年轻却也衰老了，你站在这里其实肌骨已然消融，此刻猫头鹰正立在你的额头上。
我们告别的时刻热吻在一起。负罪感使我夺路而逃。她追上我，把一叠钱塞进我手里，“这是你诗作的稿酬”。那些夜晚我难以入睡，不断打量以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的春晓。我们照常过着简单冷漠的生活。我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拮据的开销越来越远。我不再喝咖啡也不再买入任何啤酒，只是还在午夜的阳台上抽烟，并且偶尔光顾圃薇的画室。我和圃薇像是完全陌生的人，有时我甚至相信她根本没有认出我，也许是我换了一副近视镜的缘故，也许我们以陌生人的身份谈买画会更加自然。春节我和春晓各自返回九石和扬州。我越来越有一种感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即将走向终结。在春节假期结束后，春晓直白地质问我是否有了新欢，又问我是否和收情书的女人重新联络。可是这套旧房子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候出现差错。热水器的螺丝松动了、输水管的阀门脱落了、阳台顶上向下渗水、推拉门的地轨裂开了……你永远也猜不到下一个掉链子的环节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什么时候。而这一回冰箱在春晓质问我的时候忽然卡了壳。它发出微弱的嗡嗡声像是临终老人的喉鸣。它急促喘息着，使我们不得不跑进厨房里查看情况，很不幸的是它被起伏不定的电压毁掉了。
我们还有必要再买一个冰箱吗。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细加斟酌。因为一切迹象表明我无法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拿出足够的购房款，即便我们的生活比往昔更加节俭更加寡淡。况且我还准备在这个难以回首的季度结束后尽快换一个好去处，而租金也随着房价一起疯长着。三年过去，我和当初一样贫穷和哀伤。某些时候我无法拒绝喜悦的诱惑，喜悦藏在书屋未解封的书柜里，藏在一叠叠书信和影碟里，还有漫长的相伴岁月，和被她束之高阁的相机里。
她出人意料地痛哭起来。她拉着我的衣服像是要把我撕碎。她拆掉了我的睡衣上的两枚扣子。她的眼泪和鼻涕浸湿了我的前胸和手指。她追问我那女人究竟好在哪里，可以让一个人六年后还无法忘怀。她追问我是否每个陪她的夜晚都无比煎熬，而在深夜的睡梦里才能回味到那女人身上的甜味。我木然地任由她撕扯。她却将我的困惑视作默认，在松开我的衣服后就将头撞向墙壁。我被她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随即拉住她的身体让她冷静下来。她通红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去找蓝楹。我悲凉地向她解释，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觉，是我们在产生矛盾后再没有过一次深入交流所致。这并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我从没有意识到她这样热烈地投入爱情，而表现出来的冷淡却让我绝望。她哭泣的声音使空气越来越冷，使阳台上的腊梅花散落一地。谁能挽回腊梅花的凋谢？我向她慌张地解释着事情的来龙去脉。蓝楹和我在半年的同居时光里整日不动声色地作画，午夜枕头和被褥总是冰冷的，她在冷风飕飕的阳台和空荡荡的客厅里思索、踱步。她躺在床上和我热吻的时候，眼神总是空洞洞地望着天花板和条纹灯罩，听我讲述旧日故事的时候，就将头转向另一边，她说她以同情的人格倾听。她在漫长的冬季和转瞬即逝的春季里换过两张面具。她时而和我交谈时而整日不语。她常在画室通宵达旦地绘画，她把不同的水粉抹在衣襟上，又把调出来的颜色浅浅铺在画布或者地毯上。她坐在躺椅上看我和噩梦里的女巫交谈。她在那年入夏以后很少同我讲话，就像你在这一年里冷淡我的模样。她的毕业画作被放在美术馆展厅的正中央。她受到成名的艺术家的交口称赞，他们看到一颗油画明星冉冉升起。他们赞叹她的想象力和调色后画布上整齐的画笔轨迹。我在公车站等她的那个酷热的夜晚，逐渐接受了她将要离开云城的事实。她离开的时候说她会回来找我。可是，她说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她再也不会和我相见，并且希望我不必再与她联络。我们相互依赖地度过了九个月。我在回忆往日点滴的时候无法抑制强烈的思念。我恳求她花些时间回信，可是她甚至不再接听我的电话。写完最后一封信的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寄出去。我在接受这个结局后就把所有沾染她气息的东西都寄还给她。
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回忆起她的模样，除了你漫不经心的神态。那一年晚些时候我仍旧饱受关于她的噩梦的折磨。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了，她留下的痕迹也被擦拭干净，客厅里不再有她吸烟和洒香水的气味，虫鸣不再惊扰多雾的黑夜，我在噩梦里和她擦肩而过，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就跟陌生人一样转身离开。那年秋季没有下多少雨，可是潮湿的空气从早到晚困扰着我，我寻找一切排解痛苦的方式抵挡殉情的念头，并且没有找出人世轮回和死后重生的证据。在我邂逅你之前的一个下午，我笃定地相信从她和我相恋开始，她就明晓一点，我是她生命里的微不足道的过客。为此她虚弱的愧疚心甚至不容许她再从密友那里获悉我的消息。在你打开那封信并为其中肝肠寸断的柔情所伤的时候，我沉睡在深处的怨念也被什么东西唤醒。我又再梦见那些燥热的夏季夜晚，梦见女巫在卧室里和我攀谈海边的经历，而她坐在客厅里看我满头大汗地躲避女巫的追问，看落在地上的腊梅花瓣化作一只只黄蝴蝶，在玻璃窗上接连不断地敲打。我想她必定猜到了我的命运。必定猜到我未来人生如同尘埃般从半空坠落。秋季过后，我终于沐浴在一段崭新的甜美的感情里。我开始赞颂这段美妙的爱情，尽管它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以一种近乎破裂的状态维系的。我找不到描绘它的诗句，也找不到它在我最消沉的时间里散发的芬芳。因而我的赞美在行将结束的时候逐渐转变为恶毒的批评。
比多柳絮的春季还糟的毕业典礼上，我就察觉两人生活的真相。我们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一种仪式化的自我肯定和卑微的谋生。我没有泄露房子的隐秘，我仍固执地把它当做一种承诺，在每个星期三的夜晚那熟悉的聒噪声总会从春晓的手机上传来，而无论多么远我都能听见，它像是一枚扎进皮肤的铁钉，时不时提醒我不要安稳地睡下，不要在夜色里游荡，不要在护城河边或者长满菊花的公园里歇脚，除非我在散步的时候承受焦虑的煎熬。当一文不值的短篇小说出现在杂志上的时候，我没有预想中的乐观，反而一次次温习无法摆脱的宿命带来的紧迫感。那个幻象在扬州潮湿的石路上咀嚼无花果，并在晚辈一次次体面的婚礼后憧憬穿着婚纱的女儿对着一张生动的脸。不必谈论过去，不必谈论生死和沉重的宿命，而是花一个下午品尝蘸着乌龙茶的点心以及肥皂剧里隐藏的富人。对他者的最低期待如今已经成为对我的最高期待。而我在这种期待面前从未有过不朽的表演，我只能跟没有嫁出去的老女人一样慢慢咽下委屈（她会追问你何来委屈），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身上沾染的失败者的气味洗涤干净，然后再在上面撒一点乌木香气，尽管那是一种诱发偏头痛的古怪气味。可是她的道理很容易讲通。她的道理从一万个人的嘴里讲出来，有一万个耳朵在听并且有一万张嘴跟着一起赞颂。于是再也没有怀疑的声音了，我虚弱地躲了起来，准备在一道无法越过的高坡前终止旅途。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春晓。我只告诉她，在这一年春节我独自回家的时候，县城的楼房像是雨后新生的蘑菇般出现在偏僻的乡间。那长满杂草的偏僻之所曾经设有鸭棚和牛栏，东郊的荒野上是遗弃多年的养马场，电线落在碎石子和裸露的钢筋之间。那里从前有家出售香烟和挂面的商店。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在店里走来走去，她已经耳背多年，能听见的唯有拉纸箱的卡车的轰鸣声和北风撕扯电线的呜咽声。她跟因车费不足而不得不在东郊下车的我攀谈的时候，荒野里的墓碑还没有倒下，沙地上的石子均匀地随寒风向西挪动，赶牛车的老人的皮鞭挂在晾衣绳上，它缓慢摇晃着像是拖住了疾驰的时间。高楼出现后，我再也找不到分辨方向的锚点。仍然没有直达客车，可是汽车站说有固定的客车线路，只因为一段围栏未能修缮而数月无法通车。向北延伸的公路两边已经换过路牌，水泥板、钢材和工程车排布在路牌后面，大口吞咽米饭的青年坐在刚浇筑好的水泥地基上，或许不久这里也将出现一栋栋高楼。我拦下的汽车向北缓慢行驶，与过去走过的公路不同，汽车选择了一条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道路。那天上午我喝过酒，下午坐在车上睡了一路。我梦见自己身在一家唱片店，一个叫毕荔的女学生将一盒蓝调唱片送到我手里。那场梦逼真得像是真实发生过，当汽车抵达目的地，我刚从睡梦里醒来时依然相信梦境是真实的，直到母亲将我迎进屋里又在灶台前忙忙碌碌的时候，我才逐渐从残余的酒意中回魂。父亲说也许用不了一年这里就要拆迁。用不了一年他们就会离开九石，被安置在十公里以外的一处聚居区，直到这个偏僻的村庄连同长满白蜡树的科研所废墟变成一栋栋洁白的居民楼。河滩将改造为湿地公园，光秃秃的土丘上将种满桦树和山桃树，河岸上将架起一条条石桥，运送水产和玉米的牛车已经改换为货车，车轮在还未修好的公路上轧出一道道辙印。未免太乐观了，我小心翼翼地说。进度也许比我们预期得更快，在里屋喝茶的马三叔笑着说，他是刚晋升为会计的马佳明的父亲。他热切地向我宣讲上级下达的拆迁和重建政策，他要每家每户配合上级的要求，“傻呵呵的途柳儿都签了名字，我们是时候享受点清福了……”另外两个客人也跟着讨论起来，他们说葛南的庄乡们在签订拆迁合同书以后会拿到一笔补偿金，他们会利用那些补偿金添置新家具和电器。“将来建好的高楼上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完全不需要考虑这方面的花销，倒是在建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居住在聚居点的这段时间免不了购买一些必需品。”马三叔善意地提醒他们，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带着一种婉转的调子。“那么这笔补偿金我们可以买汽车、买货车和播种机。”两个客人和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情绪，仿佛他们正在展厅里打量着一辆辆庞大的消费品。
“你们的眼界总是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窗格里。”马三叔喝过茶，辛辣的烟草使他眯着眼睛，手指弹了弹还未燃尽的烟灰，“以后生活好起来，我们就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年纪大的可以拿养老金，年轻的也不必拴在黄土地上。土地可以承包给外地人，让他们去搞规模性的集约化的粮食生产，我们拿一份承包分成，行有余力可以到新搬来的工厂公司做工。”父亲问会有工厂公司来到这里吗。马三叔说村委会正在研究如何让豆制品加工厂在这里建加工基地。“当这里出现一批批楼房、一座座公园和一道道桥梁的时候，不需要我们去做思想工作，企业老板就会把工厂迁到这里，孩子们可以就近工作，我们也能安享晚年……”当母亲将煮好的饭菜放在我面前的时候，众人的憧憬正化作一曲节奏舒缓的四重唱。一年以内吗，我总觉得快了点。我们租住的房子从夏季就说拆迁，半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动静。
我总觉得快了点。时针和分针相互扭打着从表盘上划动，像是凫水的青蛙拨开水面一般。新闻里播放遭受寒潮的民众在休整地窖。母亲说遭灾的年份人们会躲在地窖里，寒气从通风孔渗进来的时候人们相互挤在一起并裹紧身上的大衣。暴风雪呼啸着在玻璃上刻画图案，远处传来狼或是什么野兽的嚎叫，它们无处可躲的时候会钻进牛栏和马棚，因此躲进地窖以前人们都会把栅栏门和篱笆扎紧。“我们受过这样的罪，因此并不觉得多可怕。”
“因为经历过，所以面对别人遭难就可以无动于衷？”
“为什么必须要共情别人？我们遭难的时候没有人共情过我们。”
我没有回答她的反问，只是隐隐觉得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她原本只是叹息旧年遭逢寒潮之苦，因我的挑衅而变得格外敏感。我和母亲的对话始终保持着这种基调。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观点都能引起我们之间的纠纷，可是在纠纷发生前和发生后，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可是我和母亲观点的碰撞越来越让彼此疏远，这让我们在评判他者时总觉得像是影射对方。我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就是对九石命运的预测。
“它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老下去，直到再也迈不开步子，像科研所一样被埋进沙土里。”
母亲仍像往年那样一边包饺子一边听我讲遥远的历史故事。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是对还是错。我常常出现逻辑上的谬误以及历史人物、地点上的混淆。这也难怪，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实在频繁，每一个朝代都有数不清的皇帝、文臣、将军和学者，数不清的草原民族、西域贸易、祸起萧墙，又有数不清的旱灾饥荒、荧惑守心、流民聚散。王朝处于一个轮回的漩涡里，过去的历史事件后来反复上演，过去人物的命运在新人身上再度出现，旧都城荒废以后新都城建立起来，太庙、帝陵和宫殿埋在湖底，支离破碎的长城从沙漠延伸到海岸。当将军按照皇帝的旨意向西北扩张版图的时候，士兵们就在河西走廊的一处据点做足远征的准备。他们先辈的足迹曾遍布西域和戈壁滩，向西抵达塔什干、布哈拉和咸海，如今皇室从长期的内斗里复苏，帝国风调雨顺、粮草充足，志得意满的皇帝正渴盼一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以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不朽的丰碑上。皇帝原以为战斗会在半个月后的某个夜间打响，依靠作为先锋的重骑兵和满身铠甲的重步兵的轮番攻击，中原的军队将轻而易举地翻越雪山峡谷，并在第二年冰雪消融的春季凯旋归来。然而敌军在两国犬牙交错的边境线上设置了无数个易守难攻的堡垒，上一任将军坦言消耗战只能白送士兵性命，因此将军决定绕过这些堡垒，向比预定的决战之地的更远处绕道。士兵们不知道这次远征是否将持续多长时间，他们牵着背驼粮草的骡子和骆驼，在干涸的河床上疾行。白天，这支远征军要避开敌军派出的商队和眼线，晚上，士兵们还要防备篝火惊醒岩壁栅栏后面的敌方哨兵。入秋以后敌方边境的主力逐渐懈怠下来，他们知道有一股中原远征军正绕道西北，但他们对形势感到乐观，认为没有人会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向那些看似笨拙实则精巧的堡垒发动进攻。将军的确不打算攻打堡垒背后的敌方主力，他的目的是绕过高原后再向南挺进到敌方腹地，再沿河谷向北穿行，拔掉供给边境敌方主力粮草的中转基地，继而在敌国腹地的一片开阔地上决战。经过高原的时候，士兵们的骡马和骆驼损失了大半，他们白皙的毛绒绒的小腿被冻硬的铠甲的边角所伤，后备运粮车在一处山口遭袭，将军和士兵不得不加快行军的速度，并且在所经之地筹集粮草。在进入到敌国腹地的时候，远征军折损过半，尽管他们甚至没有经历任何一次激烈的战斗。他们进入敌国西侧边境而不被察觉的原因在于，他们得到了西境小国的支持——后者对天可汗的名号仰慕已久，这些小国派出的向导带领远征军从一道狭窄的河谷悄悄行进，并在一处水源附近修整一番后迅速扑向敌方的粮草中转地。
母亲打断我的讲述，提问说难道一支如此庞大的远征军插入敌方腹地，敌国的百姓都没有觉察吗？
也许敌国的腹地上只有野狼、狐狸和野牦牛，多数百姓在温暖湿润的河谷地聚居劳作，还有一些百姓在王公贵族家里充当奴仆，也许敌国百姓已经觉察到远征军的深入，但比起中原远征军，他们更憎恨世代欺压自己的本国奴隶主，因而他们神情漠然地观望着那支大军向己方的军事据点发起猛攻。冲锋的号声据说是从一种被用作乐器的犀牛角中吹出来的。如果不是远征，士兵们更热衷于擂鼓助威的冲锋方式，千夫长的信号旗上沾满了冰霜，他们不得不通过尖锐的呼哨传递军令。将军委托西境盟友的商人扮作敌国平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让兵疲马乏的远征军在发起突袭前重新振作起精神。在那个隆冬的无眠之夜，渴望建功的远征军迅速摧毁了粮草基地，在得到足够的粮草后又把敌方即将运往边境线的粮食焚烧殆尽。士兵们在饱餐之后来到背倚明镜般剔透的湖泊的开阔地。敌方主力在得悉远征军绕道西境并进入本国腹地后大为惊恐，他们急匆匆地集结兵马向首府驰援，生怕远征军在他们回援以前攻下首府、俘虏国王。在回援途中，他们不断收到令人沮丧的消息。西境的三个盟国宣布倒向中原，腹地的郡县未经抵抗即开城投降，首府的贵族们正在谋划推翻国王的政变，但没有一个坏消息能比远征军摧毁粮草基地更令他们感到绝望。身着锁子甲的将士在绝望和疲惫中前进，苦苦寻找着远征军的踪迹，与其说他们期待与其决战，不如说他们希望无量光佛早早为之揭示最后的命运。十天后，他们终于在一处咸水湖畔找到了远征军。他们随即发起进攻，远征军前方与锁子甲交锋不久就开始后退，沿湖岸后撤到一处丘陵上。恰在此时，开阔地东面的草滩上忽然出现大批远征军，他们像是潮水般向锁子甲涌来，仅剩不多的战马发出刺耳的嘶鸣，一柄柄重锤和铜锏砸在对手的铠甲上，来不及迎战的士兵或者被锤击倒地或者被推进冰冷刺骨的湖水里，而丘陵上佯退的远征军前来包抄，将敌军切削成首尾不相顾的两段，战斗越来越像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远征军如群狼般疯狂撕扯着一股股送命的对手，他们看清了这支绝望的锁子甲里夹杂着回纥人、大食人和天竺人的面孔。在第一波合围完成后，手执陌刀和重锤的士兵依照犀牛号的命令后撤两百步，藏在身后的弓弩兵和投枪兵万箭齐发，要知道在往日的边境攻防战的时候，往往是躲在堡垒里的敌方士兵用这样的弓弩战术一次次击退中原士兵潮水般的进攻。当日夜里，这场屠杀才逐渐结束，仅存的敌军将士向幽深的山间狭道退去，湖水被鲜血染红，扎着弓箭的尸体铺满湖畔的开阔地。远征军一边收集箭簇和甲胄，一边生起篝火，辨认阵亡的同袍。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胜利后，将军带领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又在这片苦寒之地徘徊了一段时间，直到已经完成政变的敌国高层答应签订和约，使其势力范围彻底退出河西走廊和西域。
为什么不能在回援之前或者战役以后直接占领敌国的首府呢？母亲困惑地问道。
也许此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对方在边境地区的进攻主动权，远征军在敌国腹地的军事行动已然冒着巨大的风险，倘若一路向南进攻首府，进展顺利尚且将将自存，进展不顺则面临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的困局。湖畔战役获胜后，将军徘徊多时也许在等待一个灭国的良机，他期待自己的名字能与卫国公一同供奉于庙宇，然而他没有得到上天的垂怜，敌国依旧有一战之力，而且温暖的河谷地带有充足的粮草和高原种的良驹，西境小国的忠诚也值得怀疑，已成强弩之末的远征军还要为粮草来源忧虑，因此达成和约就成为双方苦思之下唯一的选择。我想班师回长安的那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也许是诗人王维刚送元二前往安西都护府的那个春季清早，将军向皇帝复命时正壮志满怀，他在返程的途中抓捕了一些不愿臣服于皇帝的附庸国王室，那时谁能想到这支百战百胜的远征军会在十年后跟卢龙地带的帝国精锐在香积寺同室操戈、同归于尽？母亲对远征获胜的荣耀失去了兴趣，她开始追问接下来十年里帝国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两支精锐部队兵戈相见。我没有找到原因，只记得河朔地带的军民对帝国的统治政策心存不忿，在分析粮食、税收、世族等因素的时候，母亲又念叨起人们对旧社会粮食、税收和世族政策的不忿。粮食总是不够吃，人们去河边采集菜种子和浮萍，一种税交过以后又有另一种税出现，然后是接连不断的逃荒、战火和征税。当说到世族的时候，母亲终于放弃了兵戈相见的话题，她似乎在思索世族的概念。她识字不多，眼睛花了以后就再也不能读书了，她对世族的理解仅限于村庄的家族式统治。
“可悲的是，九石村的‘世族’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村长的家族牢牢控制着开垦北面河滩的权力。他的二哥，在杨树沟一连砍伐了十亩榆树，树桩间的灰兔像是扑楞翅膀的蛾子一样迅速散开。十亩榆树地原本是吕家的，后邻居家的鱼塘被村长女人的弟弟拿来养鸭子，草垛在一个冬季早晨被一车砂砾代替，除了邻里之间悄悄嚼舌头，没有人为弱者说话。我们也是这里的弱者。可怜的楚家疯癫以后，我们在那条街上的朋友就只剩陈家和胡家了。我们倒不恐惧什么，在吃饱了肚子以后，没有什么能让老百姓感到惧怕。我们习惯了一贫如洗的日子，就像晚上天空冒出密密麻麻的星星，就像白天东头堆满乌云一样习以为常。唯一不习惯的是被颐指气使地上交粮食、下地开河，赵家族人占据了九石村的高位后，又把娘舅的马家人提升到会计岗位上，他们向九石的老少爷们分摊开销的时候，总是强调要保持农民的勤劳和本分。上面的政策取消了一些税目，又在这里换上了新名号，容不得你不交。他们的子弟挨家挨户收钱，连痴傻的途柳儿也不放过，在唐家的大儿子作恶的时候，他们倒不敢随意敲开唐家的大门，后来那青年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远嫁到尹陈的齐家的女儿那样再也不见踪影，村长的跟班对唐家人就有恃无恐了。”
“村长身边永远都有一群趋炎附势的人。他们明明得不到什么实惠，他发财或者分钱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他们，反而经常以蔑视的眼神和不屑的语气对待他们，像是对待不受欢迎的黄鼬一样将他们迎进来又打发走。然而他们却把他迎进他们并请他们喝茶的举动视作恩赐。他们热衷于为他辩论，他们赞美他制定的开垦文件和养殖规范，尽管他对开垦和养殖一窍不通。他的所有热情都燃烧在机动车的维修上。他热衷柴油的气味和柴油机的轰鸣声。为此他曾经热切地邀请你爸爸为他修理打不着火的拖拉机。那是个刚打完农药的夏季午后，你爸爸正在凉棚下午睡，村长的外甥跑来找他，说拖拉机在玉米地里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了。你爸爸跟着那个年轻人一路跑到五条田，听了听柴油机发出的声音就断定里面某个零件因为缺少润滑而卡住了。你爸爸用一下午的时间修好了村长的拖拉机，并因此被免除了后半个月的‘麦秆税’——一种处理麦秆的费用——尽管九石村从来没有为庄里庄乡处理过多余的麦秆。但你爸爸始终和那些人保持距离。当他们以赞叹的语气谈论村长的想法时，你爸爸总是发出令人难堪的笑声，他说人居然能进化成这个模样——洋洋自得地替掠夺自己财产的行为辩护。他喝过酒以后说的话更加刺耳，‘你们见过灰兔为猎人磨刀吗？九石的爷们儿们正在村长家的菜窖里干得热火朝天呢。’村长并不介意你爸爸这么说，他故作大度地原谅了这个口不择言的醉汉。但是每一年春季救济品派送下来的时候，你爸爸总是最后一个被叫去，分得一罐麦乳精和橘子粉，其他人却能领到木椅、长桌、电扇和旧皮靴。可是你爸爸并不沮丧，他醉醺醺地哼着豫剧小调走进家门，然后嘲弄村长家里多嘴的鹦鹉、头发花白的短工和游手好闲的儿子，嘲弄村长家族里的笨脑袋和花架子在抢夺果园经营权的时候吃瘪，驾驶没有车牌的汽车被交警扣留，甚至不理解村长发给他们的约束文件。他们长着一副别无二致的尖嘴猴腮的脸，却身穿西服衬衫，他们站在地垄上向北张望，在隆家的甜瓜棚里喝得酩酊大醉，歪倒在棚外的摩托车被太阳晒爆了胎。街上每个人都跟他们打招呼。趋炎附势的人会为他们点烟并邀请他们在当日傍晚喝酒，他们凑在一起喝一种樱桃和茉莉花酿制的甜酒。为改善口味，他们在那种酒里加了糖精和石榴汁。可是殷勤的张罗只会让笨脑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问询菜籽油从何处购买，调制酒的酒坊有没有生产证，盘中的黄瓜和面皮是否经过检疫，当主人家被吓得面色土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才拍着对方的脸说，问问而已、何必当真。”
“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过避开他们。他看他们一眼，他们也看他一眼，像是居住在不同世界的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你爸爸酒后编排他们的话很自然地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拿他怎么样，也许因为我们太穷了，我们家的几亩地分散在四个方向的五公里外的地方。这些土地没有一块不紧挨着盐碱的河滩，没有一块不埋着砂砾、贝壳和鹅卵石。最贫瘠的那块用来种植地瓜，继而是豌豆、玉米、棉花和小麦。有些年份我们还种过苹果和蒜薹。贫瘠土地上的收成是没有指望的，自然再也榨不出油水，笨脑袋和花架子也就不会打我们的主意，只不过在微末事由上让我们难受一些罢了。你爸爸喝醉以后永远停不下惹事的嘴。他的声音粗粝得像是一堆相互摩擦的石子。他说话时带着狐狸一样的笑容，舌头颠三倒四地发不准音，醉酒的兴奋劲儿让他忘记了劳碌和无望，可是他的嘴总是制造一个又一个麻烦。他喜怒无常，喝到深夜才踉踉跄跄地跑回来，然后倒在炕上说夜里的空气有点潮湿，或许明天会下雨。灯半亮不亮的，却也好过晚上停电的旧年月，停电的时候村长家还能灯火通明。沪阳的妈妈说村长家的菜窖里有一台烧煤的发电机，里面还有一台用于磨面粉和玉米的怪兽般巨大的机器，每到夜里他家地下就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那时候蜡烛生意格外红火。集市上的白蜡烛、红蜡烛、无烟蜡烛永远不缺买家，我们家的蜡烛插在酒瓶子上，你在晦暗的木桌上写作业，你的视力就是那时候弄坏的。你低头翻课本的时候还被烛火烧过头发，你爸爸借着颤抖的烛光在炕桌上喝酒。那喝酒的姿态和你爷爷、大伯一个模样。可是你爸爸说过他恨你爷爷和你大伯，他恨提到年轻时的往事，恨忍饥挨饿的岁月和你爷爷在挑河工的牛车上抽旱烟的气味。他说你大伯和你爷爷的长相举止如此相似，以至于他总觉得你爷爷没有真的离开人世，灵魂以另一种方式寄居在你大伯的身体里。他很少带你和你姐姐回老家，他以前不害怕你大伯，可是自从你爷爷去世后，你爸爸就恐惧回老家，恐惧和你大伯见面和说话。可是如今你瞧瞧你爸爸的表情动作，像不像你爷爷和你大伯，像不像老家的街道上缓缓行走的不苟言笑的魂魄。我只希望你没有活成你爸爸的模样。你要少喝酒、少在黑暗里长时间沉默、少表达真实的想法，和别人一样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在和你爸爸离开老家的时候，我问他过些年还会回来吗。你爸爸摇了摇头，他说从童年时感受一种黑暗太久，就再也没有对光明的期待了。他和我赶着马车，带上被褥、包袱和玉米种子向东北方向前进。我们起初没有目的地，想等到马车抵达渤海岸的时候再寻找落脚地。一路上我们遇见过穿中山装的干部，遇见过在山里劳作的大学生，遇见过觅食的灰狼和野猪。越过光秃秃的高坡后，天上开始下雨。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荒村住下，一连住了十日。荒村里只有破败的石碑和成片的荒草，没有人烟，居所也许被废弃了四五年时间。我们再度上路的时候是在十天以后，明媚的晴日也无法抵挡骤降下来的气温，我们不得不裹上兔毛毯子赶着马车往北走。到晚上我们露宿在一个光秃秃的沙丘下，我还记得那些弯弯绕绕的土路，沙子被北风缠绕着卷到半空，又在涨水的河面上一股脑撒干净。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碰见从胶西顺流而下的鬼魂。他们身上有一股蒲公英味，傲慢地抬着头从河面上行走，丝毫不在意倒映在河里的圆月。你爸爸抱着气枪睡得深沉，枣红马还在吃草，光滑的土坡上有一道莫名的阴影，那些鬼魂上岸后就徘徊在那道阴影里。他们在交谈，用一种从未听过的方言。他们语速快得像是呼啸的北风，或许他们没有说话，我听到的声音只是北风作怪。我想他们大概是一个宗族，阴影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用一种三柱足的罐子喝汤，又在猫头鹰靠近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喉鸣。我想他们大约是迷了路，在阴影里像是一团蓬松的抖动的棉花。马车向北又走了五天，除了田里的庄稼，大地仍旧光秃秃的没有生机。在我们准备越过一条干涸的水道时，远处的挑河工叫住了我们。他们说不必再往北走了，北面有一个密林和湖泊，然后是死气沉沉的海岸。没有适合开垦的土地，也没有一个值得落脚的村庄。你爸爸决定停下脚步，扎根在这个比老家更贫瘠更绝望的地方。我一直想越过密林和湖泊去看一看海岸，一直想在海岸线上拾几枚贝壳，然后沿着海岸线向东一直走下去，直到遇见一个崭新的村庄或者小岛，我能在那些湿润的地上种植菠菜和小麦。”
“我们就这样单门独户地定居在这里。我们像是被永久地困在九石，即便能走出去，身上也挂着一根缰绳、一把铜锁。你只有在地里忙忙碌碌，在债主家、亲戚家满脸堆笑，在停电的长夜里辗转反侧的时候，世界才是安宁的。你会觉察到自己活着的内容只有煎熬。你知道九石的家族支配着荒地和池塘，你看着他们就像是看着一条条跳出水塘的黑鱼，无论你多么憎恨这一刻，都不得不在深夜里计算好自己后退的余地，某些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明天、后天，可是又不由自主地被昨天的麻烦纠缠着直到睡去。我害怕梦见过去，梦见为你姐姐筹集学费四处奔走的日子。每次醒过来的时候，我都庆幸自己躺在炕上而不是路途中的树边、坟丘或者草垛上。你爸爸从挑河工回来的那年开始喝酒。那时我们拿到了一块靠近水库的好地，村长还不是那个家族的成员，西面的水井还没有淹死过人，酿酒的郑家小伙子卷着裤腿来收高粱。你姐姐带着一脸困惑地问我，来讨饭的青年为什么从来都不说话。收音机里播送天气预报，还催促家里藏着猎枪的庄乡早早交给公安局。你爸爸的气枪是你大爷爷在抗美援朝时缴获的战利品，你二爷爷死在回国的路上，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你爸爸说那杆枪从来没有发射过，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弹珠，只用来当做虚张声势的物件。只是不可避免地，那杆枪连同庄乡们家里的猎枪和钢珠都被收走了。来收枪的警车停在栅栏门外，他们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你爸爸和槽子旁的枣红马，你爸爸恳求留下气枪的木枪托作为纪念，上面写着‘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的字样。他的请求被大檐帽拒绝了。你爸爸用沾满机油的手挠了挠头发就走回了屋里。”
“我们试过两次离开这里，尤其是在分到的那块好地被洪水泡过而盐碱化以后。第一次你爸爸在葛南的门市边修理自行车。这是我的主意，可是上门的生意很少，每天还要上交摊位费，又常常帮上学的孩子免费补胎，几个月下来只赚到五十块钱。葛南村长的亲戚在主干道南开了一家修理铺后，你爸爸的摊位就彻底没了希望。他三天两头遭受无来由的骚扰，他们查他的修理工资质，查他的摊位是否缴过费，查他为什么在葛南而不是九石开修理店。他们又问他在葛南赚了多少钱，可是谁都知道你爸爸从不肯赚昧良心的钱，他们在他放硬币的铝饭盒里找到了四十六块三毛钱和三根客人送的小时代香烟。又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十二张别人写的欠条，全部结清也不过区区十几块钱。这下他们终于松了口气，就在被香椿树遮蔽的阴凉的摊位前奚落起了你爸爸，‘穷人就该乖乖守在地里，有了钱也要分给庄里庄乡，这样一来，你才能继续做一个高尚的穷人。’那天傍晚，你爸爸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葛南，而我们却不得不为此背负上一笔债务，那些螺丝辐条和补胎、接链子的工具把我们一年的收入全部吞进去了。第二次是意外帮助一个抛锚在盐碱地上的老板把车修好。那时你才三岁，你爸爸赶着马车在九条田的河沟上尝水，看见地头上停着一辆银色轿车，穿着白衬衫的老板和司机掀开引擎盖查看情况。附近菜园子里的小孩也围了上去，掘土灌溉的吕家女人说，去瞧瞧那辆车吧，九石只有你会修理那玩意儿。可是你爸爸从来没有修过轿车。他走过去听了听汽车的轰鸣声就断定是火花塞故障。他说八公里外的葛南有卖那种火花塞的商家。他用一个午后的时间把火花塞里积存的杂物清理出来，奇迹般地让那辆车重新启动。他婉拒了老板递过来的钱，说自己不是专业修车工，汽车还是要开到修理店里重新检查一遍。那老板就邀请他去枣林开设不久的棉纺厂工作，那里正缺一名看护大门的管理员。你爸爸回家后兴奋不已，他急切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最好的酒友赵明革，他说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去试试，而第二天早晨赵明革就搭车去了枣林，他把你爸爸对那个老板的帮助安在自己身上，而令人惊讶的是棉纺厂录用了他。‘老邱，我已经上岗了，你快来啊。’他在打到村长办公室的电话里跟你爸爸说。”
“‘既然你都去了，还找我做什么。’你爸爸在放下电话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县城。他也不再去葛南、美浓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交公粮的时候他驾着马车把粮食驮运到收粮站，登过记过完秤他就匆匆离开了。收棉花的时候他就把棉花委托给沪阳的爸爸，让他把棉花运到枣林县指定的收购站。背负债务的时候，他没有一天不喝酒，我们争吵成为常事以后，就像是再也跨不过一条鸿沟一样，生活仿佛没了希望。即便你姐姐和你都考上大学，都有了一份工作以及未来生活的归宿，我们也没能跨过鸿沟，我们依然在九石遭受煎熬之苦，你不确定明天会有什么新的麻烦出现，尽管我们衰老得越来越明显。不再交公粮了，也不再卖棉花了，好在离家最近的那块三角地上长满枝叶繁茂的枣树和山楂树，靠那些红彤彤的小浆果，我和你爸爸还能应付以后的日子。可是我知道我们躲避不了贫穷的折磨，知道你和你姐姐在那些燥热或严寒的夜晚为明天的生活发愁。我上次见到你姥姥的时候，她说她梦见船上有一张渔网，空空如也，就知道我的生活未曾幸福过。可是我笑起来了。刀痕般的皱纹布满我的眼角，我笑起来，那些皱纹比往常裂开得更深。我说自己不再有什么忧虑。生活让我感到充实且满足。女儿在一家制盐公司上班，又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儿子已经工作两年，也许不久就能拿到律师资格证了，九石再没有比我更感到幸福的人了。况且我不贪求什么富贵，只有顽固的鼻炎困扰着我，而他爸爸也没有力气和我争吵了，他甚至在半夜时分醒来，惊恐地问我会不会有鬼。他被肺气肿和肝炎反复折磨的消瘦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色厉内荏的灵魂了。那些年他照常去地里耕作，照常查看玉米和棉花的长势，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拖拉机上还挂着红色的收音机以及用斧头和锉刀刻出来的木枪托。在得知九石村要拆迁重建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兴奋的情绪。过去五十多年证明了穷人的生活不会有奇迹发生，你只可能摆脱毒辣的太阳和贫瘠的耕地，但摆脱不了老天架在你脖子上的命运。你认为奇迹会发生吗，我却只觉得离死去越来越近了而已，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对死怕得不得了，生怕自己死了没有人来操劳你和你姐姐的学费，现在我一点都不怕了……”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