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野外掘金
“哥，哥，你起来了吗。”
周末的早上，长河扯着嗓子喊我，声音穿透了半个村子。长河是我堂弟，我们两家的院子一前一后，中间隔了一户人家，每天冲着各自家的方向喊来喊去是我们的基础通讯方式。一般情况下，经过一番原始的沟通，我们哥俩的日常行踪，半村子的人都能掌握。
“我早起来了，干啥啊，吃饭了吗。”我正趴在院子里的脸盆里练“闭气功”，闭着眼睛抬起头喊道。
“咱带点饭去拿蝎子吧？”
农村的孩子没什么零花费用，每年春节的压岁钱也多数被父母以“保存”的名义收缴，想要有点外快，得自己想办法。靠山吃山，临水吃水，与我们而言主要有两个大的“进项”，拿蝎子和刨草药。两个项目相比较，拿蝎子收效最高，集市明码标价，最受大家欢迎，缺点是季节性太强，只有暑期才能弥其踪影。另外，破坏性最强，蝎子的栖身地多在梯田的石堰中，但凡想抓住他们，就得拆石堰，有时遇到行动比较迅速的蝎子，还得拆一整段石堰，因之乡邻对“拿蝎子”一事深恶痛绝。小孩子们但凡去拿蝎子，都得悄悄行动，遇到大人还得装模作样地到野地里去翻乱石，但在乱石岗抓到蝎子的几率远远低于拆石堰。
我还没来得急答复，隔壁喜子他爸就扯着嗓子回话了：“你俩要是敢拆我家堰，看我不揍你俩。”
“还敢揍我俩，能的你。”长河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耕种的土地多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环村四周的山坡野间，分散着各家各户的耕种地，虽然零散，但即便是十来岁的孩子，对哪块地属于谁家基本都掌握，故而喜子他爸发出严正警告。
小孩多狡黠，村里的大人谁不好惹，心里门清，惹不起的基本绕着走，小山村保守不住任何秘密。记得大学期间，老师讲授《乡土中国》，提到城乡文化的差异，在说道人情淡薄时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城市居民有时对门住几年，都不知道彼此的姓氏，很是普遍；但在农村截然相反，有时乡邻偶遇，远远地面孔都看不清，单从走路的姿势上就知道谁是谁了。有时俩人远远隔了道山谷，只见身形，如果一方不打招呼，另一方势必会生气，回过头来逢人会说：那天在“二道梁子”碰见某某，见了我都没说话，这人真是“大”的不得了了。“大”是指某人自视甚高，瞧不起别人的意思。
基于这种文化因素，谁家孩子干了坏事，即便隔了二里地，单从窜跃的身姿，立马就能判定是谁，更何况几个方向的山路，哪天谁家孩子朝哪个方向走了，总有侦探般的告密者。所以，“做坏事”的孩子基本逃不掉制裁。但乡民又在某种程度上纵容类似的破坏行为，因为今天别人家孩子惹了事，保不齐明天自己家孩子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乡间野地、几辈乡亲，能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发生，都不过是生活的趣闻乐事。
和长河呼应了达成一致的暗号后，抄起塑料袋装上几个火烧便出门了。山野里的孩子都是散养，放出去没几个家长操心他们，山里的野狼早就绝迹了，野孩子反倒成了最大的危险源。
拿蝎子是个“隐秘”行动，靠不住的人不能同行，若有破坏活动，极易告密。所以，一般都是我和长河活动，极少喊着别人。一路上，我俩窜上摸下，基本不走“正路”，等到了目标区域，就开始分别行动。同样的，遇到人的时候翻乱石岗，没人的时候掀石堰上的石块，不过基本都能给人放好复原，除了尽量减少麻烦外，还方便下一次翻找，也算是长远规划。
有的石堰特别高，如果不方便爬到上面，就得攀到半空，一手固定身体，一手够着上面的石块掀起来，脑袋还得仰着，看看下面有没有蝎子。有一会我就是这种操作，仰着脑袋还张着大嘴去看下面有没有蝎子，结果石块下面盘着一条草蛇，吓得我直接从石堰上跌了下来，摔倒是没摔坏，给吓个够呛。我们那的草蛇俗称“草上飞”，游行的速度极快，很少有人撵得上。摔下来后，呆了半晌，一想起当时张个大嘴，那家伙要是受惊一下窜到我嘴里可就坏菜了。这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从那后再也不攀在堰上往上掀石块了，即使俯下身子掀石块，也总感觉下面有条蛇在等着我。这件事也对我拿蝎子事业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前我每次都能拿最多，后来基本草草收场，收入也大幅下滑。
捉到的蝎子一般会放到家里的宽口玻璃瓶里，下面垫层土，养个几天，期间再去捉几次，等攒够一批就去集市上卖掉。那时候，最大个的一只5毛，个头小的依次递减，记得价格最高的时候最大的一只能买到一块二，而我们最喜欢吃的奢侈品“肉火烧”一个才5毛钱。可见拿蝎子的收益有多吸引人。我那时每集能卖十几二十块钱，这绝对是个大数字，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每月好像也就200块钱，买蝎子的钱还是会被家长收回一部分，美名其曰，拿这么多钱怕学坏了。
拿蝎子是门技巧活，有的人一天也拿不到一只两只，空手而归的时候很多。每年的拿蝎子季节总会流传一个类似的传说，据说有个长了“蝎子眼”的人，此人一般有名有姓，同事件描述者还有某种亲戚上的关系，比如他二姨夫家的妹夫、他三叔家的二姑夫，诸如此类，以证实其真实性。话说某天，此人到了某个地方，预感到在石缝里有个蝎子窝，于是他找来工具，将裂缝撬开，果不其然，里面有十斤蝎子，一两不差，装了满满一桶，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速路。这类故事的讲述者大都是成年人，乡村的故事都掺杂着很多不可名状的微妙情节，神秘而玄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据我十几年的拿蝎子经验来看，野地里的蝎子极少群居，最多见过一块石头下面有两三只蝎子，成斤聚居的只在口舌相传的故事里。或许，因为我没长一双“蝎子眼”吧。
如果说拿蝎子是一个娱乐和创收兼具的项目，那么刨草药就要枯燥和辛苦很多。
相对于拿蝎子，刨草药的时间跨度要长很多，从每年农历的五六月份，草木新生之始到农历八九月份草木凋零之末，都是刨草药的季节。周末几个伙伴会相邀去刨草药，偶尔放了学也去田野里刨一会。在时间的安排上，山里的孩子要自如很多。
能够辨识的草药有十几种，大都是从我母亲那学来的。草药的称呼地域性很强，除了“柴胡”、“桔梗”的统称性比较强外，其他的都叫不上学名，比如，软枝子、红根、白须子等等之类，但对每种草药的初加工及市场价格了如指掌。所以在刨草药时选择性比较强，有时遇到经济价值比较高的草药，就基本放弃相对便宜的那一类，小孩子的算盘也打得精细的很。
周末的时候，为节省时间，一般带一顿午饭，也就是煎饼、火烧一类，喝水就在山野间的溪流里解决，扛一只䦆头、带一只尼龙袋便出发了。刨草药的时候，一般一人一个区域，互不影响，运气好的时候很快就会装满一袋，这时就会掐头去尾，把能卖的留下；运气差的时候，就把整个植株都装袋里，必须保证每次回家都得鼓鼓囊囊。每次返回村里的必经之路，两边总会有两排闲人在哪里指指点点，评价每个孩子的劳动成果，同时带几句类似“真能干”、“随他爹”、“有出息”一类的评语。话说，谁不要点脸啊，所以有的孩子装不满时，就随便刨一堆草，先装上满满一袋再说。
乡村的孩子，除了对农作物有天然的认知外，对大多数植物昆虫也多有了解，人人都是入门级的“博物学家”，源于这种天然的情愫，我至今对博物学充满了浓郁的兴趣。当然，对于接触过的草药，其功效也都能基本掌握，以至于当初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父母居然赞同我填报中医类的学校，不过一看到学制便直接放弃了。
晾干待售的草药价值都不太高，草药贩子们压价很低，时常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比如不够干、太碎、颜色不好等等，以期压价。记得当时晒干的柴胡好像五六毛钱一斤，红根两三毛一斤，最贵的白须子不过三四块钱一斤。每次卖草药，逢药贩子企图压价时，母亲总会说，都是小孩子刨的，就别压价了。往往奏效。
大约初二时的一个暑假，我刨了一个假期，最后卖了80多块钱。扣除父母担心我拿钱多容易学坏的那一部分外，自己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套短裤T恤的短行头，质量好的很，上大学时还穿过，现在仍在老家的衣柜里存放着。每当看到那套衣服，总会闪现那个或在山坡挥舞䦆头，或在田间地垄奔跑跳跃的少年。
那时的少年，是何等自得、富足。
周末的早上，长河扯着嗓子喊我，声音穿透了半个村子。长河是我堂弟，我们两家的院子一前一后，中间隔了一户人家，每天冲着各自家的方向喊来喊去是我们的基础通讯方式。一般情况下，经过一番原始的沟通，我们哥俩的日常行踪，半村子的人都能掌握。
“我早起来了，干啥啊，吃饭了吗。”我正趴在院子里的脸盆里练“闭气功”，闭着眼睛抬起头喊道。
“咱带点饭去拿蝎子吧？”
农村的孩子没什么零花费用，每年春节的压岁钱也多数被父母以“保存”的名义收缴，想要有点外快，得自己想办法。靠山吃山，临水吃水，与我们而言主要有两个大的“进项”，拿蝎子和刨草药。两个项目相比较，拿蝎子收效最高，集市明码标价，最受大家欢迎，缺点是季节性太强，只有暑期才能弥其踪影。另外，破坏性最强，蝎子的栖身地多在梯田的石堰中，但凡想抓住他们，就得拆石堰，有时遇到行动比较迅速的蝎子，还得拆一整段石堰，因之乡邻对“拿蝎子”一事深恶痛绝。小孩子们但凡去拿蝎子，都得悄悄行动，遇到大人还得装模作样地到野地里去翻乱石，但在乱石岗抓到蝎子的几率远远低于拆石堰。
我还没来得急答复，隔壁喜子他爸就扯着嗓子回话了：“你俩要是敢拆我家堰，看我不揍你俩。”
“还敢揍我俩，能的你。”长河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耕种的土地多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环村四周的山坡野间，分散着各家各户的耕种地，虽然零散，但即便是十来岁的孩子，对哪块地属于谁家基本都掌握，故而喜子他爸发出严正警告。
小孩多狡黠，村里的大人谁不好惹，心里门清，惹不起的基本绕着走，小山村保守不住任何秘密。记得大学期间，老师讲授《乡土中国》，提到城乡文化的差异，在说道人情淡薄时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城市居民有时对门住几年，都不知道彼此的姓氏，很是普遍；但在农村截然相反，有时乡邻偶遇，远远地面孔都看不清，单从走路的姿势上就知道谁是谁了。有时俩人远远隔了道山谷，只见身形，如果一方不打招呼，另一方势必会生气，回过头来逢人会说：那天在“二道梁子”碰见某某，见了我都没说话，这人真是“大”的不得了了。“大”是指某人自视甚高，瞧不起别人的意思。
基于这种文化因素，谁家孩子干了坏事，即便隔了二里地，单从窜跃的身姿，立马就能判定是谁，更何况几个方向的山路，哪天谁家孩子朝哪个方向走了，总有侦探般的告密者。所以，“做坏事”的孩子基本逃不掉制裁。但乡民又在某种程度上纵容类似的破坏行为，因为今天别人家孩子惹了事，保不齐明天自己家孩子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乡间野地、几辈乡亲，能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发生，都不过是生活的趣闻乐事。
和长河呼应了达成一致的暗号后，抄起塑料袋装上几个火烧便出门了。山野里的孩子都是散养，放出去没几个家长操心他们，山里的野狼早就绝迹了，野孩子反倒成了最大的危险源。
拿蝎子是个“隐秘”行动，靠不住的人不能同行，若有破坏活动，极易告密。所以，一般都是我和长河活动，极少喊着别人。一路上，我俩窜上摸下，基本不走“正路”，等到了目标区域，就开始分别行动。同样的，遇到人的时候翻乱石岗，没人的时候掀石堰上的石块，不过基本都能给人放好复原，除了尽量减少麻烦外，还方便下一次翻找，也算是长远规划。
有的石堰特别高，如果不方便爬到上面，就得攀到半空，一手固定身体，一手够着上面的石块掀起来，脑袋还得仰着，看看下面有没有蝎子。有一会我就是这种操作，仰着脑袋还张着大嘴去看下面有没有蝎子，结果石块下面盘着一条草蛇，吓得我直接从石堰上跌了下来，摔倒是没摔坏，给吓个够呛。我们那的草蛇俗称“草上飞”，游行的速度极快，很少有人撵得上。摔下来后，呆了半晌，一想起当时张个大嘴，那家伙要是受惊一下窜到我嘴里可就坏菜了。这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从那后再也不攀在堰上往上掀石块了，即使俯下身子掀石块，也总感觉下面有条蛇在等着我。这件事也对我拿蝎子事业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前我每次都能拿最多，后来基本草草收场，收入也大幅下滑。
捉到的蝎子一般会放到家里的宽口玻璃瓶里，下面垫层土，养个几天，期间再去捉几次，等攒够一批就去集市上卖掉。那时候，最大个的一只5毛，个头小的依次递减，记得价格最高的时候最大的一只能买到一块二，而我们最喜欢吃的奢侈品“肉火烧”一个才5毛钱。可见拿蝎子的收益有多吸引人。我那时每集能卖十几二十块钱，这绝对是个大数字，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每月好像也就200块钱，买蝎子的钱还是会被家长收回一部分，美名其曰，拿这么多钱怕学坏了。
拿蝎子是门技巧活，有的人一天也拿不到一只两只，空手而归的时候很多。每年的拿蝎子季节总会流传一个类似的传说，据说有个长了“蝎子眼”的人，此人一般有名有姓，同事件描述者还有某种亲戚上的关系，比如他二姨夫家的妹夫、他三叔家的二姑夫，诸如此类，以证实其真实性。话说某天，此人到了某个地方，预感到在石缝里有个蝎子窝，于是他找来工具，将裂缝撬开，果不其然，里面有十斤蝎子，一两不差，装了满满一桶，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速路。这类故事的讲述者大都是成年人，乡村的故事都掺杂着很多不可名状的微妙情节，神秘而玄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据我十几年的拿蝎子经验来看，野地里的蝎子极少群居，最多见过一块石头下面有两三只蝎子，成斤聚居的只在口舌相传的故事里。或许，因为我没长一双“蝎子眼”吧。
如果说拿蝎子是一个娱乐和创收兼具的项目，那么刨草药就要枯燥和辛苦很多。
相对于拿蝎子，刨草药的时间跨度要长很多，从每年农历的五六月份，草木新生之始到农历八九月份草木凋零之末，都是刨草药的季节。周末几个伙伴会相邀去刨草药，偶尔放了学也去田野里刨一会。在时间的安排上，山里的孩子要自如很多。
能够辨识的草药有十几种，大都是从我母亲那学来的。草药的称呼地域性很强，除了“柴胡”、“桔梗”的统称性比较强外，其他的都叫不上学名，比如，软枝子、红根、白须子等等之类，但对每种草药的初加工及市场价格了如指掌。所以在刨草药时选择性比较强，有时遇到经济价值比较高的草药，就基本放弃相对便宜的那一类，小孩子的算盘也打得精细的很。
周末的时候，为节省时间，一般带一顿午饭，也就是煎饼、火烧一类，喝水就在山野间的溪流里解决，扛一只䦆头、带一只尼龙袋便出发了。刨草药的时候，一般一人一个区域，互不影响，运气好的时候很快就会装满一袋，这时就会掐头去尾，把能卖的留下；运气差的时候，就把整个植株都装袋里，必须保证每次回家都得鼓鼓囊囊。每次返回村里的必经之路，两边总会有两排闲人在哪里指指点点，评价每个孩子的劳动成果，同时带几句类似“真能干”、“随他爹”、“有出息”一类的评语。话说，谁不要点脸啊，所以有的孩子装不满时，就随便刨一堆草，先装上满满一袋再说。
乡村的孩子，除了对农作物有天然的认知外，对大多数植物昆虫也多有了解，人人都是入门级的“博物学家”，源于这种天然的情愫，我至今对博物学充满了浓郁的兴趣。当然，对于接触过的草药，其功效也都能基本掌握，以至于当初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父母居然赞同我填报中医类的学校，不过一看到学制便直接放弃了。
晾干待售的草药价值都不太高，草药贩子们压价很低，时常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比如不够干、太碎、颜色不好等等，以期压价。记得当时晒干的柴胡好像五六毛钱一斤，红根两三毛一斤，最贵的白须子不过三四块钱一斤。每次卖草药，逢药贩子企图压价时，母亲总会说，都是小孩子刨的，就别压价了。往往奏效。
大约初二时的一个暑假，我刨了一个假期，最后卖了80多块钱。扣除父母担心我拿钱多容易学坏的那一部分外，自己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套短裤T恤的短行头，质量好的很，上大学时还穿过，现在仍在老家的衣柜里存放着。每当看到那套衣服，总会闪现那个或在山坡挥舞䦆头，或在田间地垄奔跑跳跃的少年。
那时的少年，是何等自得、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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