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换饭票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十几里地外的石家河上的，一周上五天半，星期天从家到学校，星期六的中午放学后就可以回家，这期间都呆在学校里。

    吃住都在学校，吃饭就成了一大开支。为了节省费用，我每周都从家里带饭，有时候是干粮，有时候是煎饼，外加用罐头瓶子装的奢侈的炒咸菜。咸菜一般都是腊疙瘩切成丝，加上腥油和辣椒炒的，偶尔会加上肉沫，那就是最奢侈的了。

    春天和冬天还好，带的饭不容易坏，夏天和秋天就不好办了。怕坏了的饭吃坏肚子，爷娘一般只让我带三到四天的饭，剩下的时间就要从食堂打饭。

    食堂面朝学校的操场，还是石头房子，就像部队里的营房那样的。每到吃饭点，食堂的师傅就会围着白围裙给我们打饭。干粮散发着一股苏打的味道，闻起来格外好闻，格外诱人。最好吃的要数食堂烤的火烧，外酥里嫩，表皮还附着着一层面簿，比馒头闻起来还香，现在想来还直流口水，好想找回原来的味道。

    食堂和我的教室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上初一的时候我在最西头的教室上课，要到最东头的食堂打饭，中间还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一直通到学校最后面。每次打饭都要排到最后面，前面是拿着铝饭盒或者缸子等着打饭的同学们。

    铝饭盒方方正正，用它的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家的孩子，至于缸子就五花八门了，有大有小，有的带花有的光腚，有的还印着“为人民服务”或者“劳动光荣”。

    我上初一的时候是一九九三年，我十二岁，那时候钱还是很难赚的，食堂里的菜也只需要两毛钱，一个干粮也就一毛钱，即便是这样家里也拿不出多少钱来让我在食堂吃饭。

    庄户人没钱，但有地有力气，能种出庄稼。为了省钱，每星期爷会给我五块钱，让我打菜。至于饭，一部分从家里带，一部分就靠食堂。

    爷用自行车驮着麦子卖到食堂，换来几十张饭票，有一两的、二两的、半斤的和一斤的。一两就是一个干粮，二两就是两个干粮，半斤的就是五个，火烧和干粮是一样的比例。

    学校在石家河的山上，到学校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大上坡，自行车根本没法骑，爷只能驮着麦子推着走，我就在后面帮着推，身后是我和爷长长的影子，慢慢的重叠到一起。

    或许，如果不是社会变化我可能也会和爷一样，为了孩子吃饭推着粮食一趟趟的卖掉。

    我到现在还记得爷驮着粮食进食堂的样子，每个学期爷大约要驮两到三袋子麦子到学校食堂，一来二去爷和食堂的师傅也熟络了，我也熟络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食堂是一个姓张的师傅。

    那时候的饭票可以当钱花，可以拿饭票到小卖部买东西，爷怕我乱花饭票就把饭票给到食堂的师傅，我每次只能去找食堂领，领一次记一次帐签一次名，直到领完，领完后就需要和爷说再驮麦子到食堂。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食堂人员换了几波，地方也换了两次，不变的是每隔一段时间爷就要带一袋子麦子卖到食堂，换一摞食堂饭票。

    我和弟弟睡的屋也是我家的盛粮食的屋子，里面平时堆满了麦子、棒槌子还有瓜干子。随着爷一趟趟把麦子卖到食堂，屋子里面成袋子的麦子在不断减少，最后就剩下几个瓮里的麦子。我和弟弟撑着袋子爷再把麦子装进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弟弟上初中。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记录了一个年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