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局势恶化（议论章）
“十三州之乱”是大夏王朝最大的一场动乱，就像唐朝的“安史之乱”一样是决定王朝盛衰的转折点。不过，在讲述这一场动乱之前，有必要谈一下当前大夏王朝的政治局势。
一个王朝兴旺之时，往往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忠臣良将辅佐，帝王励精图治，规范王朝的秩序得以建立起来，而秩序的规范又可以为更多的人才提供上进的平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所以国力强盛的国家，在没有大的变故影响下往往会越变越强。而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王朝衰败之时，往往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奸臣权佞当道，帝王昏庸无能，国家秩序和法律被践踏，人才得不到上进的机会，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良将心灰意冷，人才不得施展抱负，国家只会一步一步进入深渊。
然而遗憾的是，一个王朝想要由盛转衰十分容易，然而由衰转盛却十分困难，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出自于环境。盛衰其实都是一种势，是一种大环境下的势，而这种环境很难以一人之力加以改变，当然作为一朝之君主，在王朝的盛衰成败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王朝发展的方向，但在王朝的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即使是君主也显得如此渺小和卑微。后世很多学者将宁州之乱作为王朝的兴衰转折点，认为宁州之乱使得大夏王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但是一个王朝的衰落，不是流星式的坠落，它更像是一种癌变，由一个点慢慢扩散至全身，慢慢腐蚀整个王朝。所以，单单一个宁州之乱并不足以反映大夏王朝衰落的原因，还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更精确的考量。
昌明二十五年大夏明帝之死，杨太后和夏少帝登基，但是，杨太后和夏少帝的威望并不足以统领群臣，所以，在杨太后和夏少帝面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新皇的权威。不过，作为一代明君，大夏明帝可谓是留下了一大笔“财富”给继任者，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制度和人才。
一个王朝，制度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出现过明君，但很多明君都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明君的很多做法都没有被继任者继承下来，导致一个王朝的辉煌难以延续。所以，制度的建设远远比人才的发掘更为重要，人力终究是有限的，唯有依靠制度才能将盛世的辉煌保存下来，而大夏明帝留给继任者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大夏王朝的制度。
大夏王朝在大夏明帝之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辉煌的功业，有赖于其特殊的“考评制度”。大夏明帝对官员的素质看得很重，考评制度实际上就是对官员素质的核定，将适合的人派到适合的岗位。考评制度的一大特点是所有的官员都需要从底层一步步晋升上来，如无特殊功绩不得越级提拔官员，所以职位越高，工作经历就越丰富，尤其是大夏王朝的宰相团，几乎每位宰相都有多个部门的工作经历，对王朝各个事务都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在解决实际疑难问题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考评制度另一个特点就是考评的内容综合化，历史上很多王朝选拔官员时都容易失于片面，比如过于重视能力的考察而忽略了对个人品行的要求，或者过于重视政绩而忽视了民心，而这些片面的评价标准就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综合化的考评内容，不仅要求官员能够做出一些成绩，还要能够为民众信服，在品行上也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所以，选取的人才都是综合素质较强的人才，涌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成事首在人，一个王朝的成败也是以人作为评价标准，而确立了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无疑为后继者提供了相当程度上的便利，无数的人才也就能源源不断地涌入朝廷。
有了良好的制度，人才自然也就能够合理分配到各个岗位中，而人才资源也就是大夏明帝给后继者的第二个遗产。大夏明帝驾崩之时，并没有为杨太后和夏少帝留下辅政大臣，但是却留下了最丰厚的人才资源，大夏明帝也相信，他留下的这些人才，至少能够保大夏王朝十年太平，十年之后，有了良性的人才选拔制度，新旧更替完成，王朝也能蒸蒸日上，而有了新鲜血液的王朝，也必将得到再一次的发展。
以制度作为框架，以人才作为资源，大夏明帝确实做到了最好，但作为后继者，却并不曾领大夏明帝这个情。大夏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宁州的叛乱和羽林军全军覆没，进而发展演变为“十三州之乱”，但从根源来讲，仍然是制度的破坏和人才的流失导致了其后一系列的结局。
首先是人才选拔制度的破坏，大夏明帝建立的是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看重官员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而杨太后为了迅速稳定统治局面，任用了一大批亲贵，堵塞了人才跃进之门，说明此时的人才选拔已经从任人唯贤变成了任人唯亲。从宁州之乱中可以看出，杨怀作为杨太后的弟弟，没品行也没能力，却能够身居高位，越级提拔，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人才制度是一个王朝盛衰的红线，一旦碰了这条红线，就只能够在混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杨太后的初衷是想要提拔亲贵，迅速掌握统治国家的各种命脉部门，尤其是地方军队，可是却显得操之过急，不仅没有起到想要达到的效果，反而动摇了自身统治的根基，破坏了人才考评选拔的制度，饮鸩止渴最后必然自取灭亡。
其次是地方军政制度被破坏，大夏王朝严格实行军政分离的制度，军队首脑不得干预政治，而政治长官不得手掌军权，军权和行政权相互配合的同时又相互制约，而为防止军权和行政权结合危害朝廷，在各个地方，帝都都派驻了监察使，监察的对象就是地方的军事长官（总督）和地方的行政长官（刺史）。中央政府给予地方势力很大的自主权，又能保证地方势力始终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按照有关的制度，地方军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监察使直接对中央负责，除此之外中央不得干预地方的具体事务安排。这个安排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又能够使得地方保留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因时因地处理有关的事宜，这样就不会发生临阵换将、粮草军械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宁远之乱打破了旧有的规则，中央插手到地方具体事务之中，在此之后，宁远和中央的矛盾日益激烈，最后甚至到不死不休的地步，而林瑾打破了军政分离的原则，成为宁州节度使，一人手掌军政大权，更完全将地方军政制度破坏了，让宁州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十三州之乱”表面上是一系列历史偶然因素引发的，但地方军政制度的破坏才是引发“十三州之乱”的必然因素，也是表象下的本质。
然后是君臣关系的恶化，大夏王朝在大夏明帝时期的君臣相和的局面已然不在，君臣关系陷入空前的紧张状态。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君臣相合，形成合力之后的结果，君臣关系越好，政治局面就越稳定，王朝社会就能够越繁荣。不过，杨太后和夏少帝显然破坏了君臣相合的环境，改变了大夏明帝以来的政治环境，从而导致大夏王朝由兴盛转为衰亡。君臣关系可以说是整个王朝赖以生存的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氛围的必要保证，君主能够得到臣属最真实的反馈，改正自己的错误，而臣属也可以直言进谏，不必有所忌讳，由此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保证王朝高质高效地运转。而且，良好的君臣关系，也会调动臣属的积极性，营造一个舒适轻松的氛围，毕竟每个公司的员工都希望自己和老板能够相处融洽，这样做起事来才不会有负担，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由于杨太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宁州局势变得无可挽回，此时杨太后却将对宁州的怒火转嫁到大臣头上，使大臣们噤若寒蝉，最终三缄其口，默不敢言。所以，当时的名将梁道衡就说道，政治和军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军事的斗争比的是谋略和基础实力，而政治则更为复杂。不过，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贯穿其中的准则就是始终保持理性，不要被恩怨情仇和各种情绪感染，绝对的冷血和漠然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存活下来的必要心态，也只有在绝对的冷静中才能抓住对方的破绽，利用对方的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给予对方致命一击。杨太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迁怒于人，只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林瑾在得知杨太后的行为后才会表现出嘲讽和戏谑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希望促成这样的局面，甚至有条件的话，他还会加上一把火。
最后是中央朝廷权威的衰弱。前面的三个原因最终导致的就是中央权威的衰弱，而中央权威的衰弱就是地方势力崛起，导致“十三州之乱”的直接原因。中央朝廷的权威，一靠信誉，二靠实力，二者兼具，统治就十分稳固，二者缺一，统治虽然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但仍然可以支撑下去，但如果二者都没有，所谓的统治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根本有名而无实。所谓信誉，其实就看中央政府是否都能遵守一定的“契约”，是否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军政事务。这种“契约”是大家的共识，共同认可信奉的准则，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契约”就是王朝制定的制度和法律，朝廷如果率先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会引来地方势力的不满，朝廷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势力，那么地方势力就不会认同朝廷。这种信任看起来虚无缥缈，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中央朝廷没有足够的实力，但凭借着信誉，就能拉起勤王讨逆的大旗，而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响应朝廷的号召，也不是因为王朝统治有什么合法性，只是因为地方势力认同朝廷，不然也没有人会为了不信任的政府卖命。同样的，如果地方对朝廷没有信任感，那就要用最强硬的手段，用暴力镇压让他们不敢反，所以没有信誉，有实力同样能够维系国家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也不能长久，也不够稳固，地方势力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一旦朝廷没有镇压地方的实力，地方势力就会马上发动叛乱。秦王扫六合，建立秦王朝，统治的根基就是实力，所以秦始皇一死，大泽乡起义之后，秦王朝没有镇压天下的实力，统治一下就崩溃了。而汉王入关中，以信誉为本，约法三章，在关中建立起很高的声望，以至于之后韩信暗度陈仓重新夺回关中，关中地区全部都臣服在汉王的旗下，顺利地接管了统治权，这就是信誉的力量，或者说是民心所向。
所以，纵观“十三州之乱”，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的破坏和人才的凋零，使得整个社会大环境从治世走向乱世，而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也就是朝廷的权威遭到了破坏，没有信誉支撑，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作为依凭。由此，整个王朝进入了盛衰兴亡的转折点，而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王朝兴旺之时，往往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忠臣良将辅佐，帝王励精图治，规范王朝的秩序得以建立起来，而秩序的规范又可以为更多的人才提供上进的平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才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所以国力强盛的国家，在没有大的变故影响下往往会越变越强。而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王朝衰败之时，往往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奸臣权佞当道，帝王昏庸无能，国家秩序和法律被践踏，人才得不到上进的机会，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良将心灰意冷，人才不得施展抱负，国家只会一步一步进入深渊。
然而遗憾的是，一个王朝想要由盛转衰十分容易，然而由衰转盛却十分困难，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出自于环境。盛衰其实都是一种势，是一种大环境下的势，而这种环境很难以一人之力加以改变，当然作为一朝之君主，在王朝的盛衰成败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王朝发展的方向，但在王朝的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即使是君主也显得如此渺小和卑微。后世很多学者将宁州之乱作为王朝的兴衰转折点，认为宁州之乱使得大夏王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但是一个王朝的衰落，不是流星式的坠落，它更像是一种癌变，由一个点慢慢扩散至全身，慢慢腐蚀整个王朝。所以，单单一个宁州之乱并不足以反映大夏王朝衰落的原因，还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更精确的考量。
昌明二十五年大夏明帝之死，杨太后和夏少帝登基，但是，杨太后和夏少帝的威望并不足以统领群臣，所以，在杨太后和夏少帝面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新皇的权威。不过，作为一代明君，大夏明帝可谓是留下了一大笔“财富”给继任者，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制度和人才。
一个王朝，制度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出现过明君，但很多明君都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明君的很多做法都没有被继任者继承下来，导致一个王朝的辉煌难以延续。所以，制度的建设远远比人才的发掘更为重要，人力终究是有限的，唯有依靠制度才能将盛世的辉煌保存下来，而大夏明帝留给继任者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大夏王朝的制度。
大夏王朝在大夏明帝之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辉煌的功业，有赖于其特殊的“考评制度”。大夏明帝对官员的素质看得很重，考评制度实际上就是对官员素质的核定，将适合的人派到适合的岗位。考评制度的一大特点是所有的官员都需要从底层一步步晋升上来，如无特殊功绩不得越级提拔官员，所以职位越高，工作经历就越丰富，尤其是大夏王朝的宰相团，几乎每位宰相都有多个部门的工作经历，对王朝各个事务都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在解决实际疑难问题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考评制度另一个特点就是考评的内容综合化，历史上很多王朝选拔官员时都容易失于片面，比如过于重视能力的考察而忽略了对个人品行的要求，或者过于重视政绩而忽视了民心，而这些片面的评价标准就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综合化的考评内容，不仅要求官员能够做出一些成绩，还要能够为民众信服，在品行上也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所以，选取的人才都是综合素质较强的人才，涌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成事首在人，一个王朝的成败也是以人作为评价标准，而确立了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无疑为后继者提供了相当程度上的便利，无数的人才也就能源源不断地涌入朝廷。
有了良好的制度，人才自然也就能够合理分配到各个岗位中，而人才资源也就是大夏明帝给后继者的第二个遗产。大夏明帝驾崩之时，并没有为杨太后和夏少帝留下辅政大臣，但是却留下了最丰厚的人才资源，大夏明帝也相信，他留下的这些人才，至少能够保大夏王朝十年太平，十年之后，有了良性的人才选拔制度，新旧更替完成，王朝也能蒸蒸日上，而有了新鲜血液的王朝，也必将得到再一次的发展。
以制度作为框架，以人才作为资源，大夏明帝确实做到了最好，但作为后继者，却并不曾领大夏明帝这个情。大夏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宁州的叛乱和羽林军全军覆没，进而发展演变为“十三州之乱”，但从根源来讲，仍然是制度的破坏和人才的流失导致了其后一系列的结局。
首先是人才选拔制度的破坏，大夏明帝建立的是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看重官员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而杨太后为了迅速稳定统治局面，任用了一大批亲贵，堵塞了人才跃进之门，说明此时的人才选拔已经从任人唯贤变成了任人唯亲。从宁州之乱中可以看出，杨怀作为杨太后的弟弟，没品行也没能力，却能够身居高位，越级提拔，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人才制度是一个王朝盛衰的红线，一旦碰了这条红线，就只能够在混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杨太后的初衷是想要提拔亲贵，迅速掌握统治国家的各种命脉部门，尤其是地方军队，可是却显得操之过急，不仅没有起到想要达到的效果，反而动摇了自身统治的根基，破坏了人才考评选拔的制度，饮鸩止渴最后必然自取灭亡。
其次是地方军政制度被破坏，大夏王朝严格实行军政分离的制度，军队首脑不得干预政治，而政治长官不得手掌军权，军权和行政权相互配合的同时又相互制约，而为防止军权和行政权结合危害朝廷，在各个地方，帝都都派驻了监察使，监察的对象就是地方的军事长官（总督）和地方的行政长官（刺史）。中央政府给予地方势力很大的自主权，又能保证地方势力始终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按照有关的制度，地方军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监察使直接对中央负责，除此之外中央不得干预地方的具体事务安排。这个安排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又能够使得地方保留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因时因地处理有关的事宜，这样就不会发生临阵换将、粮草军械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宁远之乱打破了旧有的规则，中央插手到地方具体事务之中，在此之后，宁远和中央的矛盾日益激烈，最后甚至到不死不休的地步，而林瑾打破了军政分离的原则，成为宁州节度使，一人手掌军政大权，更完全将地方军政制度破坏了，让宁州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十三州之乱”表面上是一系列历史偶然因素引发的，但地方军政制度的破坏才是引发“十三州之乱”的必然因素，也是表象下的本质。
然后是君臣关系的恶化，大夏王朝在大夏明帝时期的君臣相和的局面已然不在，君臣关系陷入空前的紧张状态。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君臣相合，形成合力之后的结果，君臣关系越好，政治局面就越稳定，王朝社会就能够越繁荣。不过，杨太后和夏少帝显然破坏了君臣相合的环境，改变了大夏明帝以来的政治环境，从而导致大夏王朝由兴盛转为衰亡。君臣关系可以说是整个王朝赖以生存的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良好的君臣关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氛围的必要保证，君主能够得到臣属最真实的反馈，改正自己的错误，而臣属也可以直言进谏，不必有所忌讳，由此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保证王朝高质高效地运转。而且，良好的君臣关系，也会调动臣属的积极性，营造一个舒适轻松的氛围，毕竟每个公司的员工都希望自己和老板能够相处融洽，这样做起事来才不会有负担，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由于杨太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宁州局势变得无可挽回，此时杨太后却将对宁州的怒火转嫁到大臣头上，使大臣们噤若寒蝉，最终三缄其口，默不敢言。所以，当时的名将梁道衡就说道，政治和军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军事的斗争比的是谋略和基础实力，而政治则更为复杂。不过，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贯穿其中的准则就是始终保持理性，不要被恩怨情仇和各种情绪感染，绝对的冷血和漠然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存活下来的必要心态，也只有在绝对的冷静中才能抓住对方的破绽，利用对方的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给予对方致命一击。杨太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迁怒于人，只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林瑾在得知杨太后的行为后才会表现出嘲讽和戏谑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希望促成这样的局面，甚至有条件的话，他还会加上一把火。
最后是中央朝廷权威的衰弱。前面的三个原因最终导致的就是中央权威的衰弱，而中央权威的衰弱就是地方势力崛起，导致“十三州之乱”的直接原因。中央朝廷的权威，一靠信誉，二靠实力，二者兼具，统治就十分稳固，二者缺一，统治虽然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但仍然可以支撑下去，但如果二者都没有，所谓的统治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根本有名而无实。所谓信誉，其实就看中央政府是否都能遵守一定的“契约”，是否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军政事务。这种“契约”是大家的共识，共同认可信奉的准则，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契约”就是王朝制定的制度和法律，朝廷如果率先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会引来地方势力的不满，朝廷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势力，那么地方势力就不会认同朝廷。这种信任看起来虚无缥缈，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中央朝廷没有足够的实力，但凭借着信誉，就能拉起勤王讨逆的大旗，而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响应朝廷的号召，也不是因为王朝统治有什么合法性，只是因为地方势力认同朝廷，不然也没有人会为了不信任的政府卖命。同样的，如果地方对朝廷没有信任感，那就要用最强硬的手段，用暴力镇压让他们不敢反，所以没有信誉，有实力同样能够维系国家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也不能长久，也不够稳固，地方势力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一旦朝廷没有镇压地方的实力，地方势力就会马上发动叛乱。秦王扫六合，建立秦王朝，统治的根基就是实力，所以秦始皇一死，大泽乡起义之后，秦王朝没有镇压天下的实力，统治一下就崩溃了。而汉王入关中，以信誉为本，约法三章，在关中建立起很高的声望，以至于之后韩信暗度陈仓重新夺回关中，关中地区全部都臣服在汉王的旗下，顺利地接管了统治权，这就是信誉的力量，或者说是民心所向。
所以，纵观“十三州之乱”，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的破坏和人才的凋零，使得整个社会大环境从治世走向乱世，而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也就是朝廷的权威遭到了破坏，没有信誉支撑，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作为依凭。由此，整个王朝进入了盛衰兴亡的转折点，而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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