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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扇窗外的女孩

    爱而不得,

    勿要娱乐至死;

    失而不得,

    勿要耿耿于怀;

    天地间如许大千世界,

    唯有智者与之灵魂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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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很多年前,确切不少于十年。父母将我安排在江陵县的一所国立中学就读。

    早先准备将我送往荆州重点中学,都说教育资源丰富,孩子更加礼貌懂事,凡是进去的人不用担心会变坏。虽然母亲十分意动,万般权衡之下,还是将我送至江陵中学。

    父母完全不担心我的自理能力,对我学业完全放心,毕竟总是倒数的成绩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关心的。更多的考虑是,离家近,熟识的朋友更多,如此一来也方便相互照顾,不至于孤身一人。

    父母的决定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毕竟重点与普通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并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况且,父母安排完我的学业以及生活事宜赶忙回到温州,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我的身上,或者关心我的心灵成长的方面。

    诸如此类的家长,总是有一种共性,以扶养为名,推卸在儿女身心培养上的缺席,并且令人感到无奈的是,你总是无从反驳。

    父母,总是在每一次通话里提醒我有这一对角色,或者说,在无数的夜里,我似乎从未想到过他们,这让我有些愧疚。

    一种爱的缺失,总是需要另一种爱来弥补。我曾经试图去寻找生命空虚的源头,后来发现它早已干涸,原来生活的满足都停留在五官,却总是缺失丰富的情感和生命宽度的满足感。

    这所普通的国立中学,与同县的另一所技术学校相比,外松内紧,厚实的围墙与栅栏给人以沉重的压迫和威严。

    它紧靠长江之畔,处于防洪堤不远处的一块水泽高地上。水泽被黄土覆盖,造就学校宽广的田径场和宿食区。

    一进门是两排樟树,高可见三丈,枝干笼罩着一条笔直的沥青马路。树龄不大,却很耐长,不需要多少的营养,自我来到的三年,就长出超过三十厘米,仰起头都是一大片的樟树叶。

    沥青马路已经被磨得失去棱角,几处明显的坑道来自顽劣学生的杰作。由这条路,像一条主干,不断分支,到达每一处场所。宿舍楼都是坐北朝南组成一排排积木似的摆放,邻近田径场,故而视野十分开阔,楼层最高达五层,楼道都建在外面,像一个圆柱形的万花筒。

    虽说如此,那些花草的修饰,也拦不住高高的围墙,防盗网和带着钉子的铁门。校园被人为分割成一块块地界,中间隔着几道铁门,时常可以从很远处听见生锈铁门开合的拉锯声,像一个残喘的野狗在放肆求救。从每一扇窗户望见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防盗网组成的洞眼,似乎由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眼才组合成如此缤纷多彩的世界。

    食宿区,教学区,运动区,绿化区,由座座高墙环绕,然而只留一个可供四人并排通过的出口。既不是修剪精致的灌丛围成的迷宫,也不是精心分划的城市功能布局区,除开一些墙上学生的涂鸦手稿以及张贴的公告,无法显示出惯常的严谨与庄重。

    如此的学校如《千与千寻》里的长脚怪,大肚便便,肚子宽大,四脚细长,让人担心生怕哪一天会被压垮咧。如此的原因,无非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之类,众说纷纭,也是无法改变现状,习惯之后,大家就不再讨论了。

    只是时常有些人在墙上涂上不雅的文字和图画,一些脾气暴躁的学员甚至大发脾气,责怪因为那该死的围墙,导致他多走了一百米的冤枉路,错过一场精彩的足球赛。

    前面已经提到过,学校是国立的咧。

    既然是国立学校,就没有私立学校那些丰裕的资源,一切设施都是在多方博弈和谈判下来的结果,就能够想到效率的低下了。在我就读的三年里,塑胶跑道田径场是从第一次进入学校就开始新建的大工程,原来的旧式操场处于教学楼的前方,左右被一座座居民区围成空旷的荒草之地,也即将施工修建园林景观。这两个工程相差不过半年,几乎在我高一时期相继施工,可是最后完工检修的日期延长到高三下半年的春节。那年学校开学典礼上,校长意气风发地宣布两项重大工程竣工,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即将能够上升新的阶梯。

    在我们贫困县,能够有标准的塑胶跑道,和园林景观是想都不可想的好条件咧。那天全体师生都很开心,亲眼见证了领导参与的竣工仪式,大家的脸上都与有荣焉,一方面是伴随多年的工地噪声偃息匿鼓,另一方面就是能够享受到紧追重点学校的条件。

    在校长一直鼓吹的“一切都在变好”“一切都在发展”“过去的苦难就是今日的财富”这样的口号下,我们的学习条件的确是越来越改善了,我们的年级也一步一步升上去了,即将到达一个瓶颈。

    也就是高三下学期那段时间,学校突然收到消息,即将于一年之后搬迁到新的地址,原有公共设施将由西湖小学校方接收。不过,我们还是享受到新环境带来的便利,那段时间许多高墙也被新来的领导要求推倒,却没人关心我们曾经遭受工地施工的困扰。正如老校长说的“一切都在变好”。

    于是我们选择性地遗忘掉过去,好好地过接下来的日子。

    从二零零八年九月秋到二零一零年夏的三年,我都在这个“工地上的学校”生活和学习。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生存这么久。我也答不上来,如果只是单单地过日子,那么可以凑合着过,毕竟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足够安身了。

    那时的学校,决定也罢,指示也罢,通知也罢,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

    最有趣的事。每周一的凌晨,天还微微亮的时候,庄严的国歌便会揭开又一周的序幕。时间掐的刚刚好,凌晨五点半,无论刮风下雨,除开极端天气和节假日,都会按例执行。

    那国歌是激昂的和声长调,一到“起来......”那句歌词,我就差不多会从床上起身,无论是睡得多晚都是如此。我也奇怪为什么有分秒不差的起身规律,后来我总结为一种养成习惯,就如撸猫多了就会上瘾,无论何时,只要不撸一把的话就会全身痒痒。身体自然对一种活动产生一种反射刺激,绕过你的神经主导你的行动,我称之为习性的力量。

    主持升旗仪式的人轮换着来,每班主持人与护旗手随即选择,谁都有被选中的可能。凌晨五点半,县城还沉浸在夜晚的宁静里,而只有公鸡记得提醒人们切莫忘记时间。可是学校没有动物的鸣叫,那些被选中的护旗手和主持人却主动地掐准时间,去塑胶田径场去打开广播,开始正式升旗仪式前的演练。于是我总是被国歌声闹醒全是拜那些早起的同窗所赐。

    但是我丝毫生不气来。

    那时临近高考。我的寝室被分配到紧邻操场的左边八人间。楼层有五楼高,透过走廊的铁窗就可以望见侧面的操场,一切景象尽览无余,视野十分开阔。

    晚间课余时间,田径场里人群来来往往。炫耀球技的足球队成员,弹奏吉他的业余爱好者,享受奔跑的男男女女,自然也少不了那些偷偷背着师生勾搭的伴侣。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夹杂在春天的风里,夏天的燥热,和冬天的阴冷里,通过生锈的铁窗灌进来,将正在沉浸在书籍里的我弄的浑身颤抖,烦躁不堪。

    离得最近,享受到的痛苦也成倍的增长。不过后来,我也渐渐适应了窗外的喧闹声,我将之视为一种自然的乐曲,因此也享受到群体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再说每周一例行的升旗仪式,我十分敬佩早起训练的他们,故而即使被惊醒,我也不会像同寝室同学那样发牢骚,说脏话。实在睡不着,我选择拿起书,托着椅子来到走廊,在窗前,靠在椅子上,在清晰的思绪下用一本书开启新的一天。

    我曾清晰记得这么做过多次,印象最深的是同年级二班主持升旗仪式的那一次。具体的特殊体现在哪,为什么又对那次印象十分深刻,却不是十分清楚。

    不过我牢牢记得广播里一个女孩子清朗而温柔的声音。那声音是伴着激烈的国歌达到高潮的时候出现的。我被它惊醒,并始终萦绕着一个念想,试图去找出这段声音的主人。

    天气好得很,这意味我可以不用十分费力就能够看见远处操场上忙碌的众人。朝霞十分干净,即使将一切染成一种红色,也能够从中找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主席台上,那个手拿话筒,背对朝阳的中短身材女孩子,鲜见地没有看草稿,而是扬着头,激情洋溢地说着一段“有请......讲话”之类的话语。尤其明显的是,她没有读稿,更没有羞涩地低着头,脖颈上戴着天蓝色的蝴蝶结,是日本校服常见的一种配饰,以及扎在头发上的水晶发卡,远远都能被那道反射的光线闪到眼睛咧。

    我也不清楚怎么鬼使神差地去关心这些,拿出来的书也只翻了几页,没有细看,精力都集中在主席台上那个大大方方的女孩身上去了。

    如果这时再刮起一阵凉风,就美极了,因为那个女孩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我如痴呆一样远远地看着,直到提前训练结束,我们也得起床准备参与升旗仪式了。

    为什么不经意间就被一个女孩子勾走了心思,是再尴尬不过的事情,我选择将这件事隐瞒下来。自然,升旗时,我朝着主席台观望很久,直到国歌唱完,校长意气风发地开始简短而实则冗长的演讲。

    校长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学风学规,学习习惯,生活作风之类也没有听进去,直到那个清丽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才失望地收回眼睛,低头一遍遍踩着草地。

    不过,可以的话,应该是我主动吧。那时我这样想着,竟然唯一一次十分勇敢去践行内心的想法,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言出法随的自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