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四十七
少师，春秋时楚国设置，为君主的辅弼之官。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楚平王即位，使伍奢为太子建之“师“，费无忌为“少师“。
见《左传·昭公十九年》。西晋同时设太子的三师、三少，少师为三少之一。北朝魏齐及隋以后历代沿置。明、清以朝臣兼任，为虚衔。
太子太傅，是一个官名。商、周两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为太子的师傅。《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以“太子，君嗣也，不要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子太傅是秦于战国时已有太子师、傅之官，但名称与后世同否，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是否悉置，则无从断定。汉沿置，秩二千石，位次太常。东汉秩中二千石。太子对其执弟子之礼。三国因置。
少傅，官名，为古代帝王的辅佐官，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
辅导太子的宫官。春秋时齐国设置。齐灵公以高厚为太子牙的“傅“，夙沙卫为“少傅“。见《左传·襄公十九年》。西汉时宫官设太子太傅、太子少傅。
太保
西周始置，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以长老身份监护。周公东征胜利，建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成王到成周开始亲理政务，召公为此作长篇教导，即《尚书·召诰》。后以陕(今河南三门陕)为分界，“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史记·燕世家》。后召公子孙以太保为氏。春秋后废，汉复置，位次太傅。历代沿置，多为大官之加衔，并无实职。史载殷王太甲以伊尹为太保，西周成王以召公?为太保。明史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少保
官名。(1)指太子少保。辅导太子的宫官。西晋后，历代多沿置。(2)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孤。明史清史稿官职志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无定员，无专授。““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初沿明制，大臣有授公、孤者。嗣定为兼官、加官及赠官“。
总督，中国明清地方军政大员。又称总制。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明廷用兵麓川(今云南陇川西南)，兵部尚书王骥主其事，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
分专务和地方两种。专务总督有总督粮储、总督河道、总督漕运等名，各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明初常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至地方安抚军民，或主管兵事，事毕复命，名义或称巡抚，或称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往来不便，乃定为都御史巡抚兼提督军务等名称(详见“巡抚“)。所辖多重者加总督。专务总督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地方总督多因防边或镇压人民而设，以所辖地区军务为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正统末至景泰初，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年)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
总督之“督“可见，在名义上不是地方官，是中央差遣的“派出“性质，由此可见中央是将地方权力牢牢握在手上的。地方没有名义上的大员，提督、知县等也皆属于中央官。
明代正统末至景泰初，除于谦、王骥先后以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京师、南京军务外，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但终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其中比较重要的总督有:
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
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
正德五年(1510)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宣大总督“
嘉靖二十九年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蓟辽总督“
嘉靖三十三年(1550)置: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制江西军务一员，简称“浙直总督“，等等。
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巡抚位于总督之下。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以尚书、侍郎任者，亦加都察院正官(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衔。专务总督除部院正官外有寺卿至其位者，加官如尚书、侍郎制。
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遂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又以“制“字非臣子所用，复名总督，但习惯上仍尊总督为制台。在明朝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官俱听节制，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
《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荫总督宣大王国桢子之仲、登莱巡抚袁可立子枢、通政使吴用先子、河南巡抚冯嘉会子映鸾、太常寺卿桂有根子高攀各入监读书。“
总督的作用是，以文臣钳制武臣: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互相推诿。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权的加强。
明景泰三年，两广始设总督。
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始设梧州。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迁肇庆。
总兵，官名。明初，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有总兵和副总兵，无定员。总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战，结束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明朝的兵制承袭发展了唐、宋、元兵制的特点，建立了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
明朝的兵制承袭发展了唐、宋、元兵制的特点，建立了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即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听令于兵部。按照此军事体制，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各都司所设都指挥使即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遇有战争，朝廷还要往下派遣总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任。
明代总兵在洪武二年开始设立(1369年)十月，以后在四年(1371年)、七年(1374年)、二十年(1387年)都有总兵被任命。建文二年(1400年)，命李景隆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明成祖即位，命何福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始颁将军印在诸边将，其中有总兵4人，参将4人。但镇守蓟镇的总兵不得称将军挂印。
总兵官成为镇守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后，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有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形成事权专一的局面，但也存在着总兵称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可能。为维护中央集权，再有战争时，朝廷又要往下派员，称为巡抚，参与军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开始巡抚只为临时性的工作，后来才成定职，常驻地方。这样一来，不仅原来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要受其节制，就连总兵官也要听其指挥。明袁可立《奏登师出海之期疏》:“乃拔其尤者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带家丁旧系辽左健士，臣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总兵官之下，还设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游击之下还有坐营官、守备、把总、提调官等。
明代阁臣有时亦被称作“内阁学士“，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
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
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
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关于宦官政治，民间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极其黑暗。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顶的话，自然不会有此国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内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可以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是通过太监沟通的，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情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面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
见《左传·昭公十九年》。西晋同时设太子的三师、三少，少师为三少之一。北朝魏齐及隋以后历代沿置。明、清以朝臣兼任，为虚衔。
太子太傅，是一个官名。商、周两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为太子的师傅。《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以“太子，君嗣也，不要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子太傅是秦于战国时已有太子师、傅之官，但名称与后世同否，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是否悉置，则无从断定。汉沿置，秩二千石，位次太常。东汉秩中二千石。太子对其执弟子之礼。三国因置。
少傅，官名，为古代帝王的辅佐官，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
辅导太子的宫官。春秋时齐国设置。齐灵公以高厚为太子牙的“傅“，夙沙卫为“少傅“。见《左传·襄公十九年》。西汉时宫官设太子太傅、太子少傅。
太保
西周始置，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以长老身份监护。周公东征胜利，建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成王到成周开始亲理政务，召公为此作长篇教导，即《尚书·召诰》。后以陕(今河南三门陕)为分界，“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史记·燕世家》。后召公子孙以太保为氏。春秋后废，汉复置，位次太傅。历代沿置，多为大官之加衔，并无实职。史载殷王太甲以伊尹为太保，西周成王以召公?为太保。明史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少保
官名。(1)指太子少保。辅导太子的宫官。西晋后，历代多沿置。(2)北周以后，历代多沿置，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孤。明史清史稿官职志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无定员，无专授。““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初沿明制，大臣有授公、孤者。嗣定为兼官、加官及赠官“。
总督，中国明清地方军政大员。又称总制。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明廷用兵麓川(今云南陇川西南)，兵部尚书王骥主其事，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
分专务和地方两种。专务总督有总督粮储、总督河道、总督漕运等名，各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明初常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至地方安抚军民，或主管兵事，事毕复命，名义或称巡抚，或称镇守。后以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往来不便，乃定为都御史巡抚兼提督军务等名称(详见“巡抚“)。所辖多重者加总督。专务总督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地方总督多因防边或镇压人民而设，以所辖地区军务为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正统末至景泰初，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年)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
总督之“督“可见，在名义上不是地方官，是中央差遣的“派出“性质，由此可见中央是将地方权力牢牢握在手上的。地方没有名义上的大员，提督、知县等也皆属于中央官。
明代正统末至景泰初，除于谦、王骥先后以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京师、南京军务外，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但终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其中比较重要的总督有:
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
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
正德五年(1510)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宣大总督“
嘉靖二十九年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简称“蓟辽总督“
嘉靖三十三年(1550)置: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制江西军务一员，简称“浙直总督“，等等。
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巡抚位于总督之下。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以尚书、侍郎任者，亦加都察院正官(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衔。专务总督除部院正官外有寺卿至其位者，加官如尚书、侍郎制。
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遂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又以“制“字非臣子所用，复名总督，但习惯上仍尊总督为制台。在明朝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官俱听节制，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
《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荫总督宣大王国桢子之仲、登莱巡抚袁可立子枢、通政使吴用先子、河南巡抚冯嘉会子映鸾、太常寺卿桂有根子高攀各入监读书。“
总督的作用是，以文臣钳制武臣: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互相推诿。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权的加强。
明景泰三年，两广始设总督。
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始设梧州。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迁肇庆。
总兵，官名。明初，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有总兵和副总兵，无定员。总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战，结束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明朝的兵制承袭发展了唐、宋、元兵制的特点，建立了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
明朝的兵制承袭发展了唐、宋、元兵制的特点，建立了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即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听令于兵部。按照此军事体制，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各都司所设都指挥使即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遇有战争，朝廷还要往下派遣总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任。
明代总兵在洪武二年开始设立(1369年)十月，以后在四年(1371年)、七年(1374年)、二十年(1387年)都有总兵被任命。建文二年(1400年)，命李景隆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明成祖即位，命何福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始颁将军印在诸边将，其中有总兵4人，参将4人。但镇守蓟镇的总兵不得称将军挂印。
总兵官成为镇守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后，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有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形成事权专一的局面，但也存在着总兵称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可能。为维护中央集权，再有战争时，朝廷又要往下派员，称为巡抚，参与军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开始巡抚只为临时性的工作，后来才成定职，常驻地方。这样一来，不仅原来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要受其节制，就连总兵官也要听其指挥。明袁可立《奏登师出海之期疏》:“乃拔其尤者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而副将李性忠所带家丁旧系辽左健士，臣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
总兵官之下，还设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游击之下还有坐营官、守备、把总、提调官等。
明代阁臣有时亦被称作“内阁学士“，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
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
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
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关于宦官政治，民间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误区，认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极其黑暗。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顶的话，自然不会有此国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罢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过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只能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时日一久，内阁逐渐成为一个变相的宰辅机构，这便是外廷，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权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在内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稳定，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但国家仍然可以做到繁荣稳定，甚至出现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在某些时候是通过太监沟通的，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在某些情况下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明英宗以后，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问政事，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有些人据此认为明中叶之后的政治极度黑暗，其实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叶之后，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使得内阁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阶任首辅时，就在面对分歧时在所有阁臣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得出最终决定。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内廷的作用与内阁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负的实现都是由内阁来完成的，而内廷则只能扮演一个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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