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四年之争斗升级
明代的科举制度每3年为一个周期，逢鼠年、兔年、马年、鸡年秋天各省举行乡试，从秀才中选拔举人，叫作秋闱;第二年牛年、龙年、羊年、狗年春天，举人们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和殿试，叫作春闱，通过考试的就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全部进人官僚阶层。
会试是国家大政，也是士子们的终身大事，这一年就被称为大比之年。崇祯四年(1631)辛未，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二个大比之年。
三月末，周延儒接到圣旨，担任今年的主考官，主持会试的一切事宜。
既然周延儒需要把时间花在处理会使上，那内阁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无暇顾及。
这时候，原本位列次辅的温体仁在内阁就顺势坐大，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于是，温体仁立马抓住机会，在周延儒不在内阁的时候拟了一道严厉申斥王永光的圣旨。
按道理来说，你温体仁拟的旨意只要不被皇帝批发，就跟一团废纸一样，没有一点意义。
但不好意思，一向自以为精明能干的崇祯哪里会想到这其中的门道？
于是乎，在崇祯帝忙的最老眼昏花，精神萎靡的时候，这道圣旨摆在了他的案桌前……
傍晚，在圣旨交到王永光的手上时，他以为自己无意之间把崇祯给得罪了，战战兢兢的接过了圣旨，然后连夜在家中撰写乞休书。
（按照传统，明朝官员如果收到了严厉的训斥，是不能安于其位的，必须暂停职位，老老实实的写乞休书，至于三封过后怎么决定，那就得看皇帝的意思了）
最终，经过王永光的再三“请求”，他终于得到了批准，灰溜溜的离开了朝堂，成为了温体仁阴谋下的牺牲品。
而这一天，正好是四月二十六号，距离尚书之争爆发刚好两个月。
纵观王永光的政治生涯，他没有倒在东林党的大举进攻下却这样稀里糊涂的卷铺盖回家，成为一介平民，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
王永光的倒台并没有给这次尚书之争划上句号。相反，他的派系在得到消息之后又惊又怒，对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梁廷栋简直是恨之入骨，非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不仅如此，首辅周延儒的胸中更是憋着一口闷气，自己主持一场会试的功夫，怎么家被人偷了！？
这要是不把胸中的闷气发泄出来，不给梁廷栋一点颜色瞧瞧，他身为首辅的威严何在？
不久之后，在周延儒的谋划下，梁廷栋迎来了一系列的反扑。
这个政治资本本就薄弱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擂台之后，本就伤筋动骨的他就更加孱弱，哪里能和朝中的两大势力抗衡？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他连同几个在驱王事件中冲锋陷阵的官员，被一并罢免，赶出了朝堂，最后只能回原籍闲住。
而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想必他这一次端午过的，绝对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
在周延儒忙着联合势力打压梁廷栋的时候，温体仁则是在“闷声发大财”，他向崇祯举荐了左都御史闵洪学为新任吏部尚书，并且拉拢了几个与周王组合关系不好的言官。
他在这段时间准备了一系列的组合拳，就等着周延儒入坑。
等到周延儒带队将梁廷栋等人驱逐之后，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人拿捏了，他明明付出了这么多，虽然把梁廷栋赶出了朝堂，可他本身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
甚至，失去了主心骨的王永光一派，在除掉梁廷栋这个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之后，纷纷进入蛰伏模式，不再和周延儒合作。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确实挺难的。
可是这时候反应过来为时已晚，闵洪学已经担任了吏部尚书一职，成为了新的百僚之长。
可他毕竟是新人尚书，身为首辅的周延儒如果真的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的大量羽翼搭进去，未必不能将闵洪学拉下马来。
他周延儒能想到，狡诈的温体仁怎么可能会没替你谋划好？这不，为了防止周延儒狗急跳墙，温体仁刚刚拉拢的几个言官不就来了么。
——
六月，春闱结束之后，新进士的考选授职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开始了各种安排。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几个言官突然提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
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
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府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日瑚是淮安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全部是主考官周延儒的同乡;
三是榜眼吴伟业(同时又是会试第一的会元)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得中的进士们为此也全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从来都十分敏感，于是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什么舞弊的证据，所谓姻娅、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从来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不能录取同乡。
所以，崇祯帝判断周延儒在选取三甲进士上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他却并不放心，保险起见，他又特地调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
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弊端的说法就算不攻自破，这一次科举风波总算平安度过。
可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是八月份了，这时候，闵洪学的吏部尚书之位也已经难以撼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周延儒到底是当朝首辅，怎么甘心被如此拿捏？
于是，他凭借自身的能量，对温体仁做出了反击。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既然不能动你吏部尚书的位置，那么你的内阁内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由于当时后金正在围攻辽东前线重镇大凌河，战事吃紧，两人的党派之争稍稍停息了几天（这时候要是再这么大打出手，被崇祯发现了，两人都得玩完）。
等到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完，周延儒终于彻底腾出手来对付温体仁。
他利用这次的科举揭发案，联合多位朝臣，对钱象坤发动了攻击。
而钱象坤在出面解决御史高裕之后，已经被朝臣们吹了太多的“枕边风”，所以，周延儒在稍微费了一番心思之后，将钱象坤踢出了内阁。
不过，因为他在之前那次事件中表现的很对崇祯胃口，所以钱象坤并没有如原历史一般被直接赶出朝堂，只是被降了职。
这个结局相比于原历史，其实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了，可是当事人不知道啊！
九月初六，也就是钱象坤被降职的这一天，首辅与次辅之争，在温体仁失去了钱象坤这个重要的内阁内援之后，终于来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会试是国家大政，也是士子们的终身大事，这一年就被称为大比之年。崇祯四年(1631)辛未，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二个大比之年。
三月末，周延儒接到圣旨，担任今年的主考官，主持会试的一切事宜。
既然周延儒需要把时间花在处理会使上，那内阁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无暇顾及。
这时候，原本位列次辅的温体仁在内阁就顺势坐大，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于是，温体仁立马抓住机会，在周延儒不在内阁的时候拟了一道严厉申斥王永光的圣旨。
按道理来说，你温体仁拟的旨意只要不被皇帝批发，就跟一团废纸一样，没有一点意义。
但不好意思，一向自以为精明能干的崇祯哪里会想到这其中的门道？
于是乎，在崇祯帝忙的最老眼昏花，精神萎靡的时候，这道圣旨摆在了他的案桌前……
傍晚，在圣旨交到王永光的手上时，他以为自己无意之间把崇祯给得罪了，战战兢兢的接过了圣旨，然后连夜在家中撰写乞休书。
（按照传统，明朝官员如果收到了严厉的训斥，是不能安于其位的，必须暂停职位，老老实实的写乞休书，至于三封过后怎么决定，那就得看皇帝的意思了）
最终，经过王永光的再三“请求”，他终于得到了批准，灰溜溜的离开了朝堂，成为了温体仁阴谋下的牺牲品。
而这一天，正好是四月二十六号，距离尚书之争爆发刚好两个月。
纵观王永光的政治生涯，他没有倒在东林党的大举进攻下却这样稀里糊涂的卷铺盖回家，成为一介平民，不免让人感到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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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光的倒台并没有给这次尚书之争划上句号。相反，他的派系在得到消息之后又惊又怒，对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梁廷栋简直是恨之入骨，非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不仅如此，首辅周延儒的胸中更是憋着一口闷气，自己主持一场会试的功夫，怎么家被人偷了！？
这要是不把胸中的闷气发泄出来，不给梁廷栋一点颜色瞧瞧，他身为首辅的威严何在？
不久之后，在周延儒的谋划下，梁廷栋迎来了一系列的反扑。
这个政治资本本就薄弱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擂台之后，本就伤筋动骨的他就更加孱弱，哪里能和朝中的两大势力抗衡？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他连同几个在驱王事件中冲锋陷阵的官员，被一并罢免，赶出了朝堂，最后只能回原籍闲住。
而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想必他这一次端午过的，绝对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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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延儒忙着联合势力打压梁廷栋的时候，温体仁则是在“闷声发大财”，他向崇祯举荐了左都御史闵洪学为新任吏部尚书，并且拉拢了几个与周王组合关系不好的言官。
他在这段时间准备了一系列的组合拳，就等着周延儒入坑。
等到周延儒带队将梁廷栋等人驱逐之后，他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人拿捏了，他明明付出了这么多，虽然把梁廷栋赶出了朝堂，可他本身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
甚至，失去了主心骨的王永光一派，在除掉梁廷栋这个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之后，纷纷进入蛰伏模式，不再和周延儒合作。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确实挺难的。
可是这时候反应过来为时已晚，闵洪学已经担任了吏部尚书一职，成为了新的百僚之长。
可他毕竟是新人尚书，身为首辅的周延儒如果真的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的大量羽翼搭进去，未必不能将闵洪学拉下马来。
他周延儒能想到，狡诈的温体仁怎么可能会没替你谋划好？这不，为了防止周延儒狗急跳墙，温体仁刚刚拉拢的几个言官不就来了么。
——
六月，春闱结束之后，新进士的考选授职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开始了各种安排。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几个言官突然提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
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
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府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日瑚是淮安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全部是主考官周延儒的同乡;
三是榜眼吴伟业(同时又是会试第一的会元)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得中的进士们为此也全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从来都十分敏感，于是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
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什么舞弊的证据，所谓姻娅、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从来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不能录取同乡。
所以，崇祯帝判断周延儒在选取三甲进士上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是他却并不放心，保险起见，他又特地调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
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弊端的说法就算不攻自破，这一次科举风波总算平安度过。
可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是八月份了，这时候，闵洪学的吏部尚书之位也已经难以撼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周延儒到底是当朝首辅，怎么甘心被如此拿捏？
于是，他凭借自身的能量，对温体仁做出了反击。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既然不能动你吏部尚书的位置，那么你的内阁内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由于当时后金正在围攻辽东前线重镇大凌河，战事吃紧，两人的党派之争稍稍停息了几天（这时候要是再这么大打出手，被崇祯发现了，两人都得玩完）。
等到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处理完，周延儒终于彻底腾出手来对付温体仁。
他利用这次的科举揭发案，联合多位朝臣，对钱象坤发动了攻击。
而钱象坤在出面解决御史高裕之后，已经被朝臣们吹了太多的“枕边风”，所以，周延儒在稍微费了一番心思之后，将钱象坤踢出了内阁。
不过，因为他在之前那次事件中表现的很对崇祯胃口，所以钱象坤并没有如原历史一般被直接赶出朝堂，只是被降了职。
这个结局相比于原历史，其实已经好了太多太多了，可是当事人不知道啊！
九月初六，也就是钱象坤被降职的这一天，首辅与次辅之争，在温体仁失去了钱象坤这个重要的内阁内援之后，终于来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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