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惺惺相惜
卢令知道楚七与仇金满关系十分密切，之前楚七就是由他送去德国留学的。
回国以后楚七又与四川军阀的一个姨太太很要好，她们是同乡，所以这个姨太太特别喜欢她，总是请她去家里吃饭，连老爷在家都不避讳。
卢令听薛有成说的时候一开始还不信，后来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抓楚七，竟没有抓到，才觉得不对。
当时那位四川军阀正在上海闲住，她躲在他的家中，风声过去以后逃往了苏州老家。
为了掩护另外一位被薛有成交代出来的红党重要人物逃脱，她自己没来得及离开就被卢令逮捕了。
卢令想着相识一场便让仇金满去见见她，谁知仇金满矢口否认之前的关系：“我那时候可不知道她是红党的，只是见她漂亮请她吃了两顿饭罢了，老弟你可别出去乱说啊！”
卢令明白他是怕引火烧身，便保证道：“是我糊涂了，听她说什么认识高官就信了，想来她是怕死，急着攀关系想放出去呢！”
仇金满生怕她攀咬自己，就催着把他枪毙了。
艾克托尔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他的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为他被捕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外国人应该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当薛有成说出艾克托尔是一个负责人后，戴老板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
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
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再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SH市。
出乎意料的是，毫无结果。
戴老板气急了，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大骂道：“饭桶！都是饭桶！警察局、警备部、还有上海区全都是饭桶！”
因为戴老板抓到人之后和委员长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所以委员长也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可是查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查着，蒋校长生气地骂戴老板不中用，戴老板压力更大了。
就这样吵了快一个月，连艾克托尔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楚，大家都渐渐放弃了，戴老板除了生气也无计可施。
等到上了法庭，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也得不到一个字，大家都大为称奇，记者们纷纷报道，《大晚报》写：“洋鬼子上法庭一言不发，是真红党还是假特务？”
有的青年学生们都聚集到法庭门口抗议：法律代表正义！不能滥杀无辜！
这么一搞，就没法杀他了，戴老板急得嘴上都是泡，怎么证明他是红党呢？
卢令想让薛有成和艾克托尔当面对质，但是薛有成总是推脱，问他原因又说不出来。
卢令看事已至此，也没耐心和他慢慢解释了，就在一次审讯艾克托尔的时候，把薛有成带到法庭去作证。
艾克托尔一见到薛有成远远地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他骂了一声“叛徒！”
薛有成本来就有点害怕，这时再被一骂，更是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一下就软了下来，跪在地上。
卢令对薛有成这个怂样看不上，就死命把他拉了起来，他扭头要走，卢令就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
薛有成看到艾克托尔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就一直哆嗦，不停地双手合十哀求卢令：“求求您了，要不您直接枪毙了我吧！我宁可现在立刻去死也不要上去作证了！”
卢令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
后来时过境迁，薛有成之后留在了军统当特务，卢令有一次在饭桌上遇见他还问：“我看你现在杀人也不眨眼啊，那当时为什么见了艾克托尔这么胆小，这么害怕，死活也不肯上去指认他？”
薛有成一听到卢令提起旧事，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沉默了一晌，慢慢地把杯中酒饮尽了，才说：“我这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卢令还想再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薛有成却摇摇头，死活不肯再说了。
后来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艾克托尔引渡到WH市去归案。
因为他骂了薛有成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红党党员了。
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盯着艾克托尔，看他究竟讲不讲话。
可是再一次出乎意料的是，这回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好像完全不在意自己是在被押送一样。
卢令就好奇地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
艾克托尔的回答使卢令在多年以后还不能忘怀。
他说：“红党党员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
“如果把自己的问题和背景向敌人去作交代，无论是什么问题，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
虽然艾克托尔是一个红党，但此时此刻他的回答让他在卢令心中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比起那个投靠了军统，现在已经和自己成为同志的薛有成，卢令更钦佩，更欣赏这位敌人。
卢令叹了口气说：“要是你当初是跟着戴老板搞革命就好了！”
艾克托尔奇怪地看了一眼他说：“你们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搞革命？”
他这句话一下子把卢令激怒了，刚刚的惺惺相惜也瞬间灰飞烟灭：“当然了！我们当然是在搞革命了！
“你懂什么，我们复兴社是现在国内最先进、最革命的团体，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可保卫革命的安全。”
艾克托尔冷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反正也要死了，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帮你把你的东西寄过去，还有你要说什么也一并寄过去。”卢令不求他理解自己，就转移了话题。
“不用了。”
“我不是要抓他们，他们在国外，戴老板的手也伸不过去啊。”
“我知道，谢谢你，但是不用了。”
卢令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虽然艾克托尔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聊了很多，但是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
每次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的时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一点也不像一个犯人。
直到最后送他进了监狱，看他执行了死刑，卢令也不知道艾克托尔·霍兰德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回国以后楚七又与四川军阀的一个姨太太很要好，她们是同乡，所以这个姨太太特别喜欢她，总是请她去家里吃饭，连老爷在家都不避讳。
卢令听薛有成说的时候一开始还不信，后来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抓楚七，竟没有抓到，才觉得不对。
当时那位四川军阀正在上海闲住，她躲在他的家中，风声过去以后逃往了苏州老家。
为了掩护另外一位被薛有成交代出来的红党重要人物逃脱，她自己没来得及离开就被卢令逮捕了。
卢令想着相识一场便让仇金满去见见她，谁知仇金满矢口否认之前的关系：“我那时候可不知道她是红党的，只是见她漂亮请她吃了两顿饭罢了，老弟你可别出去乱说啊！”
卢令明白他是怕引火烧身，便保证道：“是我糊涂了，听她说什么认识高官就信了，想来她是怕死，急着攀关系想放出去呢！”
仇金满生怕她攀咬自己，就催着把他枪毙了。
艾克托尔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他的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为他被捕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外国人应该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当薛有成说出艾克托尔是一个负责人后，戴老板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
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
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再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SH市。
出乎意料的是，毫无结果。
戴老板气急了，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大骂道：“饭桶！都是饭桶！警察局、警备部、还有上海区全都是饭桶！”
因为戴老板抓到人之后和委员长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所以委员长也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可是查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查着，蒋校长生气地骂戴老板不中用，戴老板压力更大了。
就这样吵了快一个月，连艾克托尔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楚，大家都渐渐放弃了，戴老板除了生气也无计可施。
等到上了法庭，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也得不到一个字，大家都大为称奇，记者们纷纷报道，《大晚报》写：“洋鬼子上法庭一言不发，是真红党还是假特务？”
有的青年学生们都聚集到法庭门口抗议：法律代表正义！不能滥杀无辜！
这么一搞，就没法杀他了，戴老板急得嘴上都是泡，怎么证明他是红党呢？
卢令想让薛有成和艾克托尔当面对质，但是薛有成总是推脱，问他原因又说不出来。
卢令看事已至此，也没耐心和他慢慢解释了，就在一次审讯艾克托尔的时候，把薛有成带到法庭去作证。
艾克托尔一见到薛有成远远地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他骂了一声“叛徒！”
薛有成本来就有点害怕，这时再被一骂，更是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一下就软了下来，跪在地上。
卢令对薛有成这个怂样看不上，就死命把他拉了起来，他扭头要走，卢令就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
薛有成看到艾克托尔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就一直哆嗦，不停地双手合十哀求卢令：“求求您了，要不您直接枪毙了我吧！我宁可现在立刻去死也不要上去作证了！”
卢令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
后来时过境迁，薛有成之后留在了军统当特务，卢令有一次在饭桌上遇见他还问：“我看你现在杀人也不眨眼啊，那当时为什么见了艾克托尔这么胆小，这么害怕，死活也不肯上去指认他？”
薛有成一听到卢令提起旧事，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沉默了一晌，慢慢地把杯中酒饮尽了，才说：“我这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卢令还想再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薛有成却摇摇头，死活不肯再说了。
后来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艾克托尔引渡到WH市去归案。
因为他骂了薛有成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红党党员了。
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盯着艾克托尔，看他究竟讲不讲话。
可是再一次出乎意料的是，这回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好像完全不在意自己是在被押送一样。
卢令就好奇地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
艾克托尔的回答使卢令在多年以后还不能忘怀。
他说：“红党党员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
“如果把自己的问题和背景向敌人去作交代，无论是什么问题，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
虽然艾克托尔是一个红党，但此时此刻他的回答让他在卢令心中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比起那个投靠了军统，现在已经和自己成为同志的薛有成，卢令更钦佩，更欣赏这位敌人。
卢令叹了口气说：“要是你当初是跟着戴老板搞革命就好了！”
艾克托尔奇怪地看了一眼他说：“你们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搞革命？”
他这句话一下子把卢令激怒了，刚刚的惺惺相惜也瞬间灰飞烟灭：“当然了！我们当然是在搞革命了！
“你懂什么，我们复兴社是现在国内最先进、最革命的团体，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可保卫革命的安全。”
艾克托尔冷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反正也要死了，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帮你把你的东西寄过去，还有你要说什么也一并寄过去。”卢令不求他理解自己，就转移了话题。
“不用了。”
“我不是要抓他们，他们在国外，戴老板的手也伸不过去啊。”
“我知道，谢谢你，但是不用了。”
卢令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虽然艾克托尔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聊了很多，但是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
每次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的时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一点也不像一个犯人。
直到最后送他进了监狱，看他执行了死刑，卢令也不知道艾克托尔·霍兰德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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