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士心
金人的选择是张邦昌。
张邦昌（1081--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为人猥琐，善逢迎，宣和元年(1119年)，任尚书右丞，升为中书侍郎，宋钦宗即位后，升为少宰（宰相）。
秦桧评论张邦昌，说他“蠹国乱政，以致社稷倾危”。（《宋史》）
这样的人恰恰是金人需要的。
不过，金人明明可以直接把张邦昌家架上宝座，却偏偏要来一场“民主推举”，非要让百官推举一个有资格坐上宝座的异姓人选。
不过这种乱臣贼子的事谁敢干？
当时没一个人敢出声。
这么冷场，金人也想不到，于是便以最擅长的暴力威胁手段，让百官投下“神圣的一票”。
众人虽唯唯，却不代表没有硬气的人。
御史马伸联合吴给，还有御史中丞秦桧，给金人上书，要求立赵桓的儿子为帝，结果秦桧被恼怒的金人也给抓走了。
（秦桧也有这么硬气的事情，我都觉得有些意外。）
三月初一，金人将张邦昌送回了开封，居尚书省，让百官按照套路，开始演绎三劝进的戏码。
合门宣赞舍人吴革与吕好问、马伸、张所等人密谋在张邦昌登基前，杀范琼等卖国贼，劫回二帝，结果因事起仓促，功败被杀。
三月初七，金人送来了册封金册和天子印玺，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升文德殿受百官朝贺。
那天的登基仪式没有任何的喜庆气氛可言。
天色十分惨淡，就像一张死人脸。乌云蔽日，阴风四起，文武百官各个沮丧的像是奔丧一样。
这哪像是登基庆典，分明在办丧事。
仪式上，张邦昌更是别扭的比死还难受。
他不敢坐文德殿上的御座，而是让人在文德殿西侧放了把椅子，还让百官不要大礼参拜。
王时雍领着百官参拜的时候，他一下子从位子上窜了起来，诚惶诚恐地拱手而立，别提多老实了。
这并不是张邦昌故意如此惺惺作态，他是真的害怕。
张邦昌心里清楚的很，金人把他架在火上烤，他要不答应，金人能直接把他打死。
可如果接受金人的伪命，那他肯定要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唾沫星子淹死。
万一哪天老赵家重新崛起，他也得被干死。
本来直接死了倒也干脆，可张邦昌特别怕死。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高低能挣条活路，就不能自己往死路上走。
所以他要竭力表现出一切都不是他本意的样子，他要努力向天下人，特别是那个在济州的漏网之鱼，表达一个强烈的信号：
所有的事情是金人逼他干的，他是被逼的、无辜的。
所以他不敢改元，不敢称朕，不敢穿御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活路）。
按理说，在宋末的乱世中，野心家也该不少，但为什么没有人敢称王称帝，甚至送上门的皇帝都不敢要？
好像所有人都出奇一致地认为皇帝的宝座理所当然地只属于某一个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
人心。
我们说过人心有点像玄学，时灵时不灵，什么时候灵，谁也说不准。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皇位应该属于那个人呢，吕好问曾经对张邦昌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人心不厌宋。
换成白话，意思是说老百姓不讨厌宋室。
也许有人会奇怪，赵佶皇帝当的这么差劲，花石纲生辰纲搞得民不聊生，还有方腊起义，老百姓应该痛恨才对呀，怎么会不讨厌呢？
这得从赵氏的立国之基说起。
赵氏兄弟是靠兵变上位，所以他们对武将尤其忌讳，立国之初就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
据载，赵匡胤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刻在了石碑上置于太庙，成了宋帝必读的祖训。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陆游《避暑漫抄》）
赵光义更是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承诺。
宋初有名的直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王禹偁就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在家天下私天下的时代，这种思想能得以发展传播，正是根基于统治者的宽宥。
宋室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士大夫的优待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
士大夫不仅有尊崇的社会政治地位，还有极为优渥的生活。他们既是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更是社会的意见领袖，主导着社会舆论和话语权。
在尊崇知识的年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老百姓对于文化精英嘴里说的东西几乎是深信不疑的，他们说谁好就是谁好，谁坏就是谁坏。
反过来对士大夫而言，历朝历代也没有哪家的皇帝，能像赵宋官家那样仁厚，能这么好相与。
（就拿苏轼的“乌台诗案”来说，虽然是个冤枉官司，但此案被炒作的沸沸扬扬，苏轼被安上了“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无复臣节”的罪名，而苏轼还能能带着官职异地安置照样领工资的，恐怕也只有大宋朝才有。）
宋室政权与士大夫之间其实是结成了一个紧密而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你好我也好，大家一起好。
所以，即使到了宋末的乱世，皇帝干了这么多不该干的蠢事、坏事，士大夫阶层还是支持赵官家的。
他们的普遍心理是，与其换一个不知根底的异姓皇帝博运气，还不如继续由赵家坐庄来得稳当。
所以人心既是士心，人心不厌宋，其实是士大夫不厌宋。
有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赵家的江山才这么稳当，也才会有这么多忠烈之士甘心为宋室牺牲性命。
基于有这样坚固的认识，宋末才没有出现以前乱世时为帝位挣破头的局面。
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要金人一走，这个皇帝肯定会稳稳当当地落在老九的头上。
张邦昌自然也清楚，所以他要拼命地向赵构示好。
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是金人赖着不走呢？
自己扶持的提线木偶总得让他稳稳当当的坐着，替自己干事吧。
这时候有个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吕好问。
张邦昌（1081--1127年），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为人猥琐，善逢迎，宣和元年(1119年)，任尚书右丞，升为中书侍郎，宋钦宗即位后，升为少宰（宰相）。
秦桧评论张邦昌，说他“蠹国乱政，以致社稷倾危”。（《宋史》）
这样的人恰恰是金人需要的。
不过，金人明明可以直接把张邦昌家架上宝座，却偏偏要来一场“民主推举”，非要让百官推举一个有资格坐上宝座的异姓人选。
不过这种乱臣贼子的事谁敢干？
当时没一个人敢出声。
这么冷场，金人也想不到，于是便以最擅长的暴力威胁手段，让百官投下“神圣的一票”。
众人虽唯唯，却不代表没有硬气的人。
御史马伸联合吴给，还有御史中丞秦桧，给金人上书，要求立赵桓的儿子为帝，结果秦桧被恼怒的金人也给抓走了。
（秦桧也有这么硬气的事情，我都觉得有些意外。）
三月初一，金人将张邦昌送回了开封，居尚书省，让百官按照套路，开始演绎三劝进的戏码。
合门宣赞舍人吴革与吕好问、马伸、张所等人密谋在张邦昌登基前，杀范琼等卖国贼，劫回二帝，结果因事起仓促，功败被杀。
三月初七，金人送来了册封金册和天子印玺，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升文德殿受百官朝贺。
那天的登基仪式没有任何的喜庆气氛可言。
天色十分惨淡，就像一张死人脸。乌云蔽日，阴风四起，文武百官各个沮丧的像是奔丧一样。
这哪像是登基庆典，分明在办丧事。
仪式上，张邦昌更是别扭的比死还难受。
他不敢坐文德殿上的御座，而是让人在文德殿西侧放了把椅子，还让百官不要大礼参拜。
王时雍领着百官参拜的时候，他一下子从位子上窜了起来，诚惶诚恐地拱手而立，别提多老实了。
这并不是张邦昌故意如此惺惺作态，他是真的害怕。
张邦昌心里清楚的很，金人把他架在火上烤，他要不答应，金人能直接把他打死。
可如果接受金人的伪命，那他肯定要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唾沫星子淹死。
万一哪天老赵家重新崛起，他也得被干死。
本来直接死了倒也干脆，可张邦昌特别怕死。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高低能挣条活路，就不能自己往死路上走。
所以他要竭力表现出一切都不是他本意的样子，他要努力向天下人，特别是那个在济州的漏网之鱼，表达一个强烈的信号：
所有的事情是金人逼他干的，他是被逼的、无辜的。
所以他不敢改元，不敢称朕，不敢穿御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活路）。
按理说，在宋末的乱世中，野心家也该不少，但为什么没有人敢称王称帝，甚至送上门的皇帝都不敢要？
好像所有人都出奇一致地认为皇帝的宝座理所当然地只属于某一个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
人心。
我们说过人心有点像玄学，时灵时不灵，什么时候灵，谁也说不准。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皇位应该属于那个人呢，吕好问曾经对张邦昌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人心不厌宋。
换成白话，意思是说老百姓不讨厌宋室。
也许有人会奇怪，赵佶皇帝当的这么差劲，花石纲生辰纲搞得民不聊生，还有方腊起义，老百姓应该痛恨才对呀，怎么会不讨厌呢？
这得从赵氏的立国之基说起。
赵氏兄弟是靠兵变上位，所以他们对武将尤其忌讳，立国之初就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
据载，赵匡胤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刻在了石碑上置于太庙，成了宋帝必读的祖训。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陆游《避暑漫抄》）
赵光义更是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承诺。
宋初有名的直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王禹偁就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在家天下私天下的时代，这种思想能得以发展传播，正是根基于统治者的宽宥。
宋室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士大夫的优待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
士大夫不仅有尊崇的社会政治地位，还有极为优渥的生活。他们既是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更是社会的意见领袖，主导着社会舆论和话语权。
在尊崇知识的年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老百姓对于文化精英嘴里说的东西几乎是深信不疑的，他们说谁好就是谁好，谁坏就是谁坏。
反过来对士大夫而言，历朝历代也没有哪家的皇帝，能像赵宋官家那样仁厚，能这么好相与。
（就拿苏轼的“乌台诗案”来说，虽然是个冤枉官司，但此案被炒作的沸沸扬扬，苏轼被安上了“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无复臣节”的罪名，而苏轼还能能带着官职异地安置照样领工资的，恐怕也只有大宋朝才有。）
宋室政权与士大夫之间其实是结成了一个紧密而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你好我也好，大家一起好。
所以，即使到了宋末的乱世，皇帝干了这么多不该干的蠢事、坏事，士大夫阶层还是支持赵官家的。
他们的普遍心理是，与其换一个不知根底的异姓皇帝博运气，还不如继续由赵家坐庄来得稳当。
所以人心既是士心，人心不厌宋，其实是士大夫不厌宋。
有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赵家的江山才这么稳当，也才会有这么多忠烈之士甘心为宋室牺牲性命。
基于有这样坚固的认识，宋末才没有出现以前乱世时为帝位挣破头的局面。
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要金人一走，这个皇帝肯定会稳稳当当地落在老九的头上。
张邦昌自然也清楚，所以他要拼命地向赵构示好。
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是金人赖着不走呢？
自己扶持的提线木偶总得让他稳稳当当的坐着，替自己干事吧。
这时候有个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吕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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