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这税，带清收得，我大崋收不得？
在刘升看来，哪怕经历过明末战乱，人口减少了小几千万。
南方诸省的民生、经济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
按他所了解的推算，大崋商税至少还有两三千万银元的提升空间。
一个国家实力如何，最直观的，除了看军力，便是看财力。
刘升建立大崋两三年来，一直都在积极了解、学习财政方面的知识。
其中便包括通过各种文册、档案等资料，了解大明贸易、税收、生产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推算相关数据。
一般后世人，往往只看明朝明面上的税银，少则几百万两，多则一两千万两，便认为明朝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
这其实是未能了解大明经济全貌的原故。
想一想其实就能知道。
在大明之前的宋、元，经济都不差，尤其是宋朝。
后世对宋朝最突出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当权者太怂，二便是极度繁荣的经济。
根据后世人推算，宋朝GDP极可能站到当时世界的60%！
经历过元朝血与火的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到了明朝，很多科技相较于宋朝又有所提升。
以水稻生产为例，宋朝是才引进占城稻，用几百年去推广。
到了明朝，不仅占城稻基本完成推广，各种农作物的耕种栽培技术也有不小的提升。
宋朝粮食亩产平均为两百多斤，到了明朝则高达三四百斤。
南方一些高产水田，甚至能亩产水稻五六百斤！
另外，从明初到明末，还完成了棉花的推广种植。
至于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也都明显扩大。
刘升当年在南阳，甚至看到了小块种植烟叶的田地。
同时手工业也高度发达。
在前明的一份记录资料中，曾提到过，山西潞安府某年便统计出了一万三千多张绸机！（明代潞绸与蜀锦、杭缎并称于世。）
另外，前明工部的营缮清吏司，但是在北京，便下辖手工场坊1100多个！
北方如此，手工业更加发达的江南等南方各省可想而知！
因此，后世推测，明朝在生产力巅峰时期，GDP大概占到了世界的45%！
即便到了明末的天启朝及崇祯早中期，GDP也依旧占到了世界的29%左右。
除此外，刘升还暗自对比了他所知的后世清朝财政、税收情况。
以乾隆时期为例，经过雍正改革后，其每年税收中单是白银便高达五千多万两！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人口接近四亿，清朝每年得到的税银更是高达七八千万两！
至于清末，税银过亿两，最高时曾突破三亿两，其实是洋务运动后开始近代化的结果，并不具备可比性。
再根据各部司上交的、绣衣卫搜集的各种相关资料，刘升初步得出：大明万历时期，单是有记录可考的贸易额便高达七亿两白银！
须知，这里的有记录可考，主要指的是官方贸易及民间公开贸易。
而事实上，明朝的很多贸易都以走私形势进行。
比如说私盐、私茶、私矿，以及规模绝对不小的海贸走私。
往小了估计，七亿两较为官方的数据可能只占大明真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往大了估计，七亿两可能都占不到真正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甚至占比更少。
即便就按七亿两，以及大明商税抽比最低的三十税一来算，一年也至少有两千两百多万两商税。
大崋商税如今虽大抵沿袭明制，但也做了不少改动，估计平均税率达到了二十分之一。
如此，收到的商税却只有两千一百多万银元，刘升如何能满意？
虽然这里有大崋将关税剥离的缘故。
可大明关税才多少？
以万历六年为例，内地各钞关加起来不过40万两，广州、泉州两大市舶司个更是只有区区几万两。
即便到了崇祯时期，前明朝廷一再加征，乃至增设钞关。
可根据崇祯十三年的一份准确文字记录，这一年所得关税银也不过80多万两而已（市舶司税银已计算在内）。
也即是说，大崋将关税从商税中剥离，几乎不影响和前明应收商税的对比···
刘升既深知关税潜力，尤其是海关税收之潜力。
又专门将其从商税中剥离，甚至在财政部下成立关税司，专管此事。
自是对关税收取、管理等方面，做了近乎全面的改革。
这不。
接下来钱运生对关税的年度汇报，便彰显了大崋对关税的改革成果。
“我大崋关税目前分海外商贸关税、国内商贸关税两类，简称海关税、内关税。”
“海关目前设立了八处，依次为：广西钦州、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南直隶嘉定、淮南海州、山东登州、北直隶天津。”
“我大崋自建国以来，便鼓励海贸，去年天下大体太平，海贸愈发繁盛。”
“故去年一年总计征得海关税1235万4866元！”
听到这个数目。
殿内个别才知道的大臣又不禁暗暗惊叹。
一千两百多万元！
这可是前明海关税入的近百倍了！
便是刘升也暗暗点头，神色稍微缓和。
他对海关今年税入只能说基本满意。
据他了解。
后世带清被西洋人打开国门后，海关也被迫交给洋人管理，结果反倒让海关税入连年提升。
不过一二十年，其海关税入便从八百多万两，增长到了四千多万两！
须知，当时清朝因为二鸦战争失败，大规模降低了进出口货物关税，甚至不收取进口货物关税，好方便列强倾销商品。
若正常收取海关税，清朝海关的一年税入必然更高！
大崋对关税全面改革后，海关税的收取及管理效率，可以说直追后世十九世纪的洋人税官团队，甚至超越。
只是如今大崋方从明末战乱中走出，人口不足两亿。
为鼓励海贸，平均进出口税率也不算高。
能一年收取后世清朝近四分之一的海关税，已经算不错了。
钱运生顿了顿，又接着汇报起内关税。
“我大崋今年设有大内关十三处，小内关五十四处，另有税课司上百。”
“十八省全年总计征得关税512万7240元。”
对于这个数据，殿内的财务部众臣倒没怎么意外。
大崋的内关税实际是前明的钞关税、工关税、过坝税等。
前明钞关税，是在洪熙、宣德年间设立的。
当时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了一个极点。
一贯宝钞只值几分银子，就这还没人愿意要。
眼见宝钞就要彻底废掉，连草纸都不如，大明朝廷就拿出了钞关这一招。
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关卡。
要求过往商旅按所载货物多寡、价值、路途远近缴纳宝钞。
期望以此提振宝钞价值。
后来变通为以铜钱、宝钞为本色，以白银为折色缴纳。
到张居正改革后，基本就只收白银、铜钱了。
大明宝钞没保住，钞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
至于工关税。
是由洪武年间便设立的抽分竹木场所演变来的。
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从过往的竹木柴炭等工料中抽取部分实物，以共皇室、朝廷、官府用度。
等到明中晚期，此类抽分也可以折银缴纳。
因抽分竹木场在大明隶属于工部，故相关所得又称为“工关税”。
据刘升从前明的各种相关资料中得知，前明钞关最早只有七座。
后来逐渐增设，到了嘉靖年间达到最高，有十二座。
至万历亲政后，朝臣以钞关与民争利为由，让万历下旨将钞关减少到七座。
等到万历皇帝真正熟悉朝政后，感觉被朝臣骗了。
于是一个劲儿的增加关税税额（即某钞关今年至少要收到多少关税）。
又派中使收取矿税、过税等，堪称报复性收税。
因为万历不上朝，虽很多大臣身后的利益群体乃至本身利益受损，却无可奈何。
等他们终于熬到万历噶了，便借着泰昌、天启初期的混乱，以万历皇帝遗诏名义，直接取消大明所有钞关！
刘升当时了解到这些，直接就笑了。
君臣都将国事当儿戏，一个报复性收税，一个报复性取消所有钞关。
大明岂能不迅速衰弱？
天启皇帝算是有些手腕的，却也是等到天启五年，才借助阉党，以平定建奴所需军费不足为由，恢复了七座钞关。
待到崇祯年间，又陆续增加三座钞关，最终达十座。
当初。
刘升对关税进行全面改革时，提出设立十三大关、四十八小关及上百税课司，可以说将政务院众臣惊了个呆。
很有些个臣子因各种原因反对。
但刘升直接以铁腕手段落实了这一政策。
因为，据他了解，后世带清在康庸乾三朝，便有“户关”四十八处，“工关”二十几处。
带清户关实际就是明朝钞关，工关也传自明朝工关。
带清前中期能设立几十个户关、工关，没理由他大崋不能设。
须知，在大清，关税不仅有朝廷指定的正额，还有盈余。
并且是分两拨人收的。
朝廷户部、工部的官吏负责把正额收满，内务府的奴才们则负责收取盈余，以供给宫中主子们开销。
并且康熙时还出个“溢额加级”的制度。
也即是说，奴才们收到的盈余越多，升官越快。
内务府的奴才们为了升官，自然是拼了命的多收关税。
等于是一道关收两茬税，且其中一道还是狠的。
大崋初立，吏治相对清明，对内关税率制定的也不高，大多比较合理。
虽设立了几十个大小内关、众多税课司，却基本取消了商道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税卡。
再加上各省贼匪都基本被清剿干净，又积极修整官道、河道，乃至修建铁路。
大崋商旅如今的经商环境其实比大明万历时期都好很多。
这一点，今年的五百多万两关税便是很好的说明——倘若经商环境不好，即便大崋设立再多关卡，也是收不到这么多关税的。
汇报完关税情况，钱运生开始汇报杂税。
杂税主要指前明的各种杂色收入，名目之繁多，便连很多有关部司的官员都难以说清，并且很多杂税都是地方性的。
大崋并没有一刀切，取消所有杂税。（崋初县、龙首县是没有杂税的，跟神州这边近乎两种制度。）
但确实取消了不少不合理的杂税，又将部分杂税归入商税中。
因此杂税收入不多。
“···根据各省财务汇报，我大崋今年杂税收入总计为78万2683元。”
再不多，也比前明的杂色收入多。
因为前明很多税都收不到士绅、富豪身上。
大崋虽然还没取消士绅、权贵的一些免税特权，却也是严格按前明制度对待，没有让这些人的特权扩大、膨胀。
这些特权阶层虽人数远少于普通百姓，可资产却多，从事的各种活动也多，缴纳的税钱自然也更多。
再加上大崋吏治较为清明，杂税收入自然也远超前明时期。
不过。
此时殿内一些文臣思绪并不在今年的杂税收入上。
他们在想，大崋今年的总税收已经出来了。
可似乎离支撑今年的军费开支仍差一大截啊，更别说支撑朝廷其他方面的开销。
如此，就只能看官营资产和抄剿罚没部分各有多少了。
“综上，我大崋就今年农税、商税、关税、杂税总收入为：5871万3934元！”
钱运生说完，换了一份关于同样不薄的文册，继续汇报。
“我大崋自崋部时期，便有诸多官营资产。至今年，各类大小官营资产共计有3688处！”
三千多个官营资产，听着很惊人，但殿内官员却都神色平淡。
前明时期，工部营缮清吏司在北京便有一千多个工坊，实际性质便与大崋官营资产有点类似。
当然也有所区别。
前明那些工坊出产只供朝廷所需，完成朝廷任务就歇工。
最典型的就是各地官方铁场，为朝廷任务而存在。有的甚至废弃几十年才能重开，没几年又废弃。
大崋的官营资产重在一个“营”字。
比如说，大崋在各地的铁厂、钢厂，平时都是在朝廷规划内，尽量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
生产出的钢铁首要满足朝廷所需——并非直接给朝廷，而是以也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朝廷有司。
在满足朝廷所需钢铁之余，也可将铁料以市价卖给民间，赚取更高的利润。
当然，很多时候，官营厂的钢铁首要卖给大崋的军工厂，其次卖给大崋官营的铁器厂等，最后才是考虑卖给民间工坊。
钢铁如此。
其他大崋官营资产的运营模式大抵也是如此。
铁厂、钢厂是资产，矿场、林场、桑田、官田、酒楼、商铺、工坊等，同样是资产。
大崋如今拥有十八行省，在统一四方的过程中，不知得到了多少资产（资金、产业合称）。
别的不说，单是当年抄剿的前明藩王、勋贵资产加起来便多达几千处。
按此来算，此时大崋拥有三千多处官营资产都算少的了。
之所以如此，却是因为国贸司将很多不适合官营的资产卖掉了。
同时，还有些小的同类型资产，或是能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资产，都被整合归为一个资产，好方便管理。
在刘升的指导下，大崋这些官营资产大都能获取不低的利润。
至于今年这些官营资产究竟获利多少，此前只有国贸司及财务司、会计司知晓。
有人注意到国贸司郎中易应昌红光满面，不禁猜测，国贸司今年所获肯定不低。
南方诸省的民生、经济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
按他所了解的推算，大崋商税至少还有两三千万银元的提升空间。
一个国家实力如何，最直观的，除了看军力，便是看财力。
刘升建立大崋两三年来，一直都在积极了解、学习财政方面的知识。
其中便包括通过各种文册、档案等资料，了解大明贸易、税收、生产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推算相关数据。
一般后世人，往往只看明朝明面上的税银，少则几百万两，多则一两千万两，便认为明朝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
这其实是未能了解大明经济全貌的原故。
想一想其实就能知道。
在大明之前的宋、元，经济都不差，尤其是宋朝。
后世对宋朝最突出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当权者太怂，二便是极度繁荣的经济。
根据后世人推算，宋朝GDP极可能站到当时世界的60%！
经历过元朝血与火的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到了明朝，很多科技相较于宋朝又有所提升。
以水稻生产为例，宋朝是才引进占城稻，用几百年去推广。
到了明朝，不仅占城稻基本完成推广，各种农作物的耕种栽培技术也有不小的提升。
宋朝粮食亩产平均为两百多斤，到了明朝则高达三四百斤。
南方一些高产水田，甚至能亩产水稻五六百斤！
另外，从明初到明末，还完成了棉花的推广种植。
至于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也都明显扩大。
刘升当年在南阳，甚至看到了小块种植烟叶的田地。
同时手工业也高度发达。
在前明的一份记录资料中，曾提到过，山西潞安府某年便统计出了一万三千多张绸机！（明代潞绸与蜀锦、杭缎并称于世。）
另外，前明工部的营缮清吏司，但是在北京，便下辖手工场坊1100多个！
北方如此，手工业更加发达的江南等南方各省可想而知！
因此，后世推测，明朝在生产力巅峰时期，GDP大概占到了世界的45%！
即便到了明末的天启朝及崇祯早中期，GDP也依旧占到了世界的29%左右。
除此外，刘升还暗自对比了他所知的后世清朝财政、税收情况。
以乾隆时期为例，经过雍正改革后，其每年税收中单是白银便高达五千多万两！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人口接近四亿，清朝每年得到的税银更是高达七八千万两！
至于清末，税银过亿两，最高时曾突破三亿两，其实是洋务运动后开始近代化的结果，并不具备可比性。
再根据各部司上交的、绣衣卫搜集的各种相关资料，刘升初步得出：大明万历时期，单是有记录可考的贸易额便高达七亿两白银！
须知，这里的有记录可考，主要指的是官方贸易及民间公开贸易。
而事实上，明朝的很多贸易都以走私形势进行。
比如说私盐、私茶、私矿，以及规模绝对不小的海贸走私。
往小了估计，七亿两较为官方的数据可能只占大明真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往大了估计，七亿两可能都占不到真正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甚至占比更少。
即便就按七亿两，以及大明商税抽比最低的三十税一来算，一年也至少有两千两百多万两商税。
大崋商税如今虽大抵沿袭明制，但也做了不少改动，估计平均税率达到了二十分之一。
如此，收到的商税却只有两千一百多万银元，刘升如何能满意？
虽然这里有大崋将关税剥离的缘故。
可大明关税才多少？
以万历六年为例，内地各钞关加起来不过40万两，广州、泉州两大市舶司个更是只有区区几万两。
即便到了崇祯时期，前明朝廷一再加征，乃至增设钞关。
可根据崇祯十三年的一份准确文字记录，这一年所得关税银也不过80多万两而已（市舶司税银已计算在内）。
也即是说，大崋将关税从商税中剥离，几乎不影响和前明应收商税的对比···
刘升既深知关税潜力，尤其是海关税收之潜力。
又专门将其从商税中剥离，甚至在财政部下成立关税司，专管此事。
自是对关税收取、管理等方面，做了近乎全面的改革。
这不。
接下来钱运生对关税的年度汇报，便彰显了大崋对关税的改革成果。
“我大崋关税目前分海外商贸关税、国内商贸关税两类，简称海关税、内关税。”
“海关目前设立了八处，依次为：广西钦州、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南直隶嘉定、淮南海州、山东登州、北直隶天津。”
“我大崋自建国以来，便鼓励海贸，去年天下大体太平，海贸愈发繁盛。”
“故去年一年总计征得海关税1235万4866元！”
听到这个数目。
殿内个别才知道的大臣又不禁暗暗惊叹。
一千两百多万元！
这可是前明海关税入的近百倍了！
便是刘升也暗暗点头，神色稍微缓和。
他对海关今年税入只能说基本满意。
据他了解。
后世带清被西洋人打开国门后，海关也被迫交给洋人管理，结果反倒让海关税入连年提升。
不过一二十年，其海关税入便从八百多万两，增长到了四千多万两！
须知，当时清朝因为二鸦战争失败，大规模降低了进出口货物关税，甚至不收取进口货物关税，好方便列强倾销商品。
若正常收取海关税，清朝海关的一年税入必然更高！
大崋对关税全面改革后，海关税的收取及管理效率，可以说直追后世十九世纪的洋人税官团队，甚至超越。
只是如今大崋方从明末战乱中走出，人口不足两亿。
为鼓励海贸，平均进出口税率也不算高。
能一年收取后世清朝近四分之一的海关税，已经算不错了。
钱运生顿了顿，又接着汇报起内关税。
“我大崋今年设有大内关十三处，小内关五十四处，另有税课司上百。”
“十八省全年总计征得关税512万7240元。”
对于这个数据，殿内的财务部众臣倒没怎么意外。
大崋的内关税实际是前明的钞关税、工关税、过坝税等。
前明钞关税，是在洪熙、宣德年间设立的。
当时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了一个极点。
一贯宝钞只值几分银子，就这还没人愿意要。
眼见宝钞就要彻底废掉，连草纸都不如，大明朝廷就拿出了钞关这一招。
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关卡。
要求过往商旅按所载货物多寡、价值、路途远近缴纳宝钞。
期望以此提振宝钞价值。
后来变通为以铜钱、宝钞为本色，以白银为折色缴纳。
到张居正改革后，基本就只收白银、铜钱了。
大明宝钞没保住，钞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
至于工关税。
是由洪武年间便设立的抽分竹木场所演变来的。
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从过往的竹木柴炭等工料中抽取部分实物，以共皇室、朝廷、官府用度。
等到明中晚期，此类抽分也可以折银缴纳。
因抽分竹木场在大明隶属于工部，故相关所得又称为“工关税”。
据刘升从前明的各种相关资料中得知，前明钞关最早只有七座。
后来逐渐增设，到了嘉靖年间达到最高，有十二座。
至万历亲政后，朝臣以钞关与民争利为由，让万历下旨将钞关减少到七座。
等到万历皇帝真正熟悉朝政后，感觉被朝臣骗了。
于是一个劲儿的增加关税税额（即某钞关今年至少要收到多少关税）。
又派中使收取矿税、过税等，堪称报复性收税。
因为万历不上朝，虽很多大臣身后的利益群体乃至本身利益受损，却无可奈何。
等他们终于熬到万历噶了，便借着泰昌、天启初期的混乱，以万历皇帝遗诏名义，直接取消大明所有钞关！
刘升当时了解到这些，直接就笑了。
君臣都将国事当儿戏，一个报复性收税，一个报复性取消所有钞关。
大明岂能不迅速衰弱？
天启皇帝算是有些手腕的，却也是等到天启五年，才借助阉党，以平定建奴所需军费不足为由，恢复了七座钞关。
待到崇祯年间，又陆续增加三座钞关，最终达十座。
当初。
刘升对关税进行全面改革时，提出设立十三大关、四十八小关及上百税课司，可以说将政务院众臣惊了个呆。
很有些个臣子因各种原因反对。
但刘升直接以铁腕手段落实了这一政策。
因为，据他了解，后世带清在康庸乾三朝，便有“户关”四十八处，“工关”二十几处。
带清户关实际就是明朝钞关，工关也传自明朝工关。
带清前中期能设立几十个户关、工关，没理由他大崋不能设。
须知，在大清，关税不仅有朝廷指定的正额，还有盈余。
并且是分两拨人收的。
朝廷户部、工部的官吏负责把正额收满，内务府的奴才们则负责收取盈余，以供给宫中主子们开销。
并且康熙时还出个“溢额加级”的制度。
也即是说，奴才们收到的盈余越多，升官越快。
内务府的奴才们为了升官，自然是拼了命的多收关税。
等于是一道关收两茬税，且其中一道还是狠的。
大崋初立，吏治相对清明，对内关税率制定的也不高，大多比较合理。
虽设立了几十个大小内关、众多税课司，却基本取消了商道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税卡。
再加上各省贼匪都基本被清剿干净，又积极修整官道、河道，乃至修建铁路。
大崋商旅如今的经商环境其实比大明万历时期都好很多。
这一点，今年的五百多万两关税便是很好的说明——倘若经商环境不好，即便大崋设立再多关卡，也是收不到这么多关税的。
汇报完关税情况，钱运生开始汇报杂税。
杂税主要指前明的各种杂色收入，名目之繁多，便连很多有关部司的官员都难以说清，并且很多杂税都是地方性的。
大崋并没有一刀切，取消所有杂税。（崋初县、龙首县是没有杂税的，跟神州这边近乎两种制度。）
但确实取消了不少不合理的杂税，又将部分杂税归入商税中。
因此杂税收入不多。
“···根据各省财务汇报，我大崋今年杂税收入总计为78万2683元。”
再不多，也比前明的杂色收入多。
因为前明很多税都收不到士绅、富豪身上。
大崋虽然还没取消士绅、权贵的一些免税特权，却也是严格按前明制度对待，没有让这些人的特权扩大、膨胀。
这些特权阶层虽人数远少于普通百姓，可资产却多，从事的各种活动也多，缴纳的税钱自然也更多。
再加上大崋吏治较为清明，杂税收入自然也远超前明时期。
不过。
此时殿内一些文臣思绪并不在今年的杂税收入上。
他们在想，大崋今年的总税收已经出来了。
可似乎离支撑今年的军费开支仍差一大截啊，更别说支撑朝廷其他方面的开销。
如此，就只能看官营资产和抄剿罚没部分各有多少了。
“综上，我大崋就今年农税、商税、关税、杂税总收入为：5871万3934元！”
钱运生说完，换了一份关于同样不薄的文册，继续汇报。
“我大崋自崋部时期，便有诸多官营资产。至今年，各类大小官营资产共计有3688处！”
三千多个官营资产，听着很惊人，但殿内官员却都神色平淡。
前明时期，工部营缮清吏司在北京便有一千多个工坊，实际性质便与大崋官营资产有点类似。
当然也有所区别。
前明那些工坊出产只供朝廷所需，完成朝廷任务就歇工。
最典型的就是各地官方铁场，为朝廷任务而存在。有的甚至废弃几十年才能重开，没几年又废弃。
大崋的官营资产重在一个“营”字。
比如说，大崋在各地的铁厂、钢厂，平时都是在朝廷规划内，尽量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
生产出的钢铁首要满足朝廷所需——并非直接给朝廷，而是以也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朝廷有司。
在满足朝廷所需钢铁之余，也可将铁料以市价卖给民间，赚取更高的利润。
当然，很多时候，官营厂的钢铁首要卖给大崋的军工厂，其次卖给大崋官营的铁器厂等，最后才是考虑卖给民间工坊。
钢铁如此。
其他大崋官营资产的运营模式大抵也是如此。
铁厂、钢厂是资产，矿场、林场、桑田、官田、酒楼、商铺、工坊等，同样是资产。
大崋如今拥有十八行省，在统一四方的过程中，不知得到了多少资产（资金、产业合称）。
别的不说，单是当年抄剿的前明藩王、勋贵资产加起来便多达几千处。
按此来算，此时大崋拥有三千多处官营资产都算少的了。
之所以如此，却是因为国贸司将很多不适合官营的资产卖掉了。
同时，还有些小的同类型资产，或是能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资产，都被整合归为一个资产，好方便管理。
在刘升的指导下，大崋这些官营资产大都能获取不低的利润。
至于今年这些官营资产究竟获利多少，此前只有国贸司及财务司、会计司知晓。
有人注意到国贸司郎中易应昌红光满面，不禁猜测，国贸司今年所获肯定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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