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闪闪发光的小学生
1956年九月，十一岁的我终于上学了！二姐、我和弟弟，我们仨一起成为了小学生！能上学读书是我们全家人的梦想，没想到真有了实现的这一天。
学校就在我家对面的山岭上，叫芦塘乡小学，学校被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环抱着，教室是两幢正面相对的两层楼房，里里外外被石灰刷的白亮亮的，两幢楼的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朝南的那幢一楼是很大的礼堂，里面摆着好多乒乓球桌，教学楼下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菊花，一朵朵竞相开放着，五颜六色装点着我们的校园。窗框都是原木做的，没有刷漆上色，因为山路运送玻璃是很困难的事，经常玻璃运到也都碎掉了，窗户就用白纸刷了浆糊糊上，和玻璃一样也能透光挡风；长条课桌和长板凳也都是原木做的，一条凳上可以坐四个学生。
我们学校有几百人，班级很健全，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低年级是各有两个班，五六年级是各一个班，每个班五十人左右，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所以学校能接纳我们这些地富子女是很不容易的。
哥哥招干做了老师，我们一家不用每天背煤炭了，但遇到好天气我和二姐还是会去背完煤炭再去学校，经常急匆匆的赶到学校，把背篼放在楼梯下面，一路小跑进教室。放学的时候就打些猪草，回家烧饭，星期天我们还是去背煤炭赚点钱贴补家用。
我母亲揽下了给老师们洗衣服的活，每位老师一月给一块钱，母亲天天都有衣服洗，一个月能挣几块钱，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呢，我们的生活有了希望，母亲看起来也没那么忧心忡忡了。
我很珍惜能上学的机会，如饥似渴的学习，每次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一来是因为我岁数偏大，二来是我对知识充满着渴望吧。
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黄帮赞老师，她是我的班主任，还有教我们数学的夏少文老师。
夏少文老师的丈夫在XJ焉耆县的一个砖瓦厂工作，寄回来一些奶粉和藕粉什么的，她经常喊我去宿舍，偷偷冲一碗给我喝，我喝的时候也悄悄地，很害怕让别的同学看见。因为夏少文老师身份特殊，除了上课还要负责打扫厕所，我就带上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打扫，尽量帮她减轻一点负担。
礼拜六，是开全校大会的日子，黄帮赞老师就让我上台和大家分享学习经验。
有一次是分享怎么记生字，我说：“我不是还要背煤炭吗？我背着煤炭边走边想生字的结构，通过结构就能想到笔画是怎么组成的，所以生字记得很牢。”
有同学还笑话说：“还把你能的，你学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出身不好也不会用你。”
还有同学说：“你看你背煤炭背的，背上黑黑的，一身汗水冒着热气，你还好意思到黑板上做题。”
不过说这些话的同学多数是学习不好的。
有个学习特别差的同学，黄帮赞老师希望我能帮她进步，安排她和我坐一起，就是我去他家放过牛的肖铁匠的女儿肖世学，现在紧挨着我坐在一条凳子上，想到在他家的情形我内心还是会隐隐作痛。
1958年调来一位罗登峰校长，他见全校大会上老师总是叫我上台讲话很生气，后来老师们就不再叫我了。
夏老师之后，教我们数学的是资志昆老师，一次在讲课的时候，他说：“这些学生里，凡是学习成绩最好的，都是成分不好的家庭。看你们笨的，教你们就如同教牛一样。”
但黄帮赞老师特别喜欢我，一直帮我。
常常我们班上主课的时间罗登峰校长就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让我写检查，等我回到教室主课已经上完了。
黄帮赞老师就问我说：“校长喊你去干啥？”
我说：“他叫我写检查，可怎么写检查我也不知道。”
老师说：“下次他说要你写检查，你就和他讲，没有上过检查这个课，这堂课学校还没有开，老师没给我教过，老师只教了读书认字做算术。”
结果罗校长还是经常叫我去写检查不让我上主课，我无法拒绝，很绝望，那时我读三年级，心里虽然有怨恨，但还是通过预习和复习，不懂就问老师，努力的读书，所以我成绩依然很好。
1960年六一儿童节，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情。
六一儿童节要开运动会，我们学校和附近好几乡的小学一起参加，是在郁山中心小学举办的规模很大的运动会。
我们学校有个重点节目是话剧，我哥哥做编剧，歌曲也是哥哥谱写的，剧目名称是《芦塘社员有干劲》，主题是共青团的团支部书记带领团员宣传三面红旗。
扮演团支部书记的主角叫吕正碧，她的父亲是银行主任，在即将演出的关键时刻她怯场上不了台，需要有人临时顶替，黄帮赞老师的丈夫是副校长，他说让我上台演。
罗登峰校长坚决反对说：“一个地主子女怎么能体现团支部书记呢？！”
于邦林副校长说：“只是叫她去台上演一下，又不是说她就是团支书啊，是为了把这个话剧演好，为我们学校争光，和她的出身没得关系。”
环顾四周的确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罗校长只能勉勉强强的同意。
没想到我们的话剧演出非常成功，还拿了大奖，老师们都夸我演的很好，出乎他们的意料。
我说：“因为哥哥写剧本和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常常参与，对剧本和角色都很熟悉，所以临时拉我上台表演时，我心里有底气一点也不紧张。”
我的短跑、跳高、跳远也都拿到最优秀的成绩，那会还没有冠亚季军这种称呼。
从运动会回来的路上，我扛起红旗一路高歌，真有种凯旋归来的感觉，那是我学生时代最最风光的时候，那是我记忆中真正的儿童节。
学校就在我家对面的山岭上，叫芦塘乡小学，学校被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环抱着，教室是两幢正面相对的两层楼房，里里外外被石灰刷的白亮亮的，两幢楼的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朝南的那幢一楼是很大的礼堂，里面摆着好多乒乓球桌，教学楼下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菊花，一朵朵竞相开放着，五颜六色装点着我们的校园。窗框都是原木做的，没有刷漆上色，因为山路运送玻璃是很困难的事，经常玻璃运到也都碎掉了，窗户就用白纸刷了浆糊糊上，和玻璃一样也能透光挡风；长条课桌和长板凳也都是原木做的，一条凳上可以坐四个学生。
我们学校有几百人，班级很健全，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低年级是各有两个班，五六年级是各一个班，每个班五十人左右，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所以学校能接纳我们这些地富子女是很不容易的。
哥哥招干做了老师，我们一家不用每天背煤炭了，但遇到好天气我和二姐还是会去背完煤炭再去学校，经常急匆匆的赶到学校，把背篼放在楼梯下面，一路小跑进教室。放学的时候就打些猪草，回家烧饭，星期天我们还是去背煤炭赚点钱贴补家用。
我母亲揽下了给老师们洗衣服的活，每位老师一月给一块钱，母亲天天都有衣服洗，一个月能挣几块钱，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呢，我们的生活有了希望，母亲看起来也没那么忧心忡忡了。
我很珍惜能上学的机会，如饥似渴的学习，每次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一来是因为我岁数偏大，二来是我对知识充满着渴望吧。
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黄帮赞老师，她是我的班主任，还有教我们数学的夏少文老师。
夏少文老师的丈夫在XJ焉耆县的一个砖瓦厂工作，寄回来一些奶粉和藕粉什么的，她经常喊我去宿舍，偷偷冲一碗给我喝，我喝的时候也悄悄地，很害怕让别的同学看见。因为夏少文老师身份特殊，除了上课还要负责打扫厕所，我就带上关系要好的女同学一起打扫，尽量帮她减轻一点负担。
礼拜六，是开全校大会的日子，黄帮赞老师就让我上台和大家分享学习经验。
有一次是分享怎么记生字，我说：“我不是还要背煤炭吗？我背着煤炭边走边想生字的结构，通过结构就能想到笔画是怎么组成的，所以生字记得很牢。”
有同学还笑话说：“还把你能的，你学习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出身不好也不会用你。”
还有同学说：“你看你背煤炭背的，背上黑黑的，一身汗水冒着热气，你还好意思到黑板上做题。”
不过说这些话的同学多数是学习不好的。
有个学习特别差的同学，黄帮赞老师希望我能帮她进步，安排她和我坐一起，就是我去他家放过牛的肖铁匠的女儿肖世学，现在紧挨着我坐在一条凳子上，想到在他家的情形我内心还是会隐隐作痛。
1958年调来一位罗登峰校长，他见全校大会上老师总是叫我上台讲话很生气，后来老师们就不再叫我了。
夏老师之后，教我们数学的是资志昆老师，一次在讲课的时候，他说：“这些学生里，凡是学习成绩最好的，都是成分不好的家庭。看你们笨的，教你们就如同教牛一样。”
但黄帮赞老师特别喜欢我，一直帮我。
常常我们班上主课的时间罗登峰校长就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让我写检查，等我回到教室主课已经上完了。
黄帮赞老师就问我说：“校长喊你去干啥？”
我说：“他叫我写检查，可怎么写检查我也不知道。”
老师说：“下次他说要你写检查，你就和他讲，没有上过检查这个课，这堂课学校还没有开，老师没给我教过，老师只教了读书认字做算术。”
结果罗校长还是经常叫我去写检查不让我上主课，我无法拒绝，很绝望，那时我读三年级，心里虽然有怨恨，但还是通过预习和复习，不懂就问老师，努力的读书，所以我成绩依然很好。
1960年六一儿童节，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情。
六一儿童节要开运动会，我们学校和附近好几乡的小学一起参加，是在郁山中心小学举办的规模很大的运动会。
我们学校有个重点节目是话剧，我哥哥做编剧，歌曲也是哥哥谱写的，剧目名称是《芦塘社员有干劲》，主题是共青团的团支部书记带领团员宣传三面红旗。
扮演团支部书记的主角叫吕正碧，她的父亲是银行主任，在即将演出的关键时刻她怯场上不了台，需要有人临时顶替，黄帮赞老师的丈夫是副校长，他说让我上台演。
罗登峰校长坚决反对说：“一个地主子女怎么能体现团支部书记呢？！”
于邦林副校长说：“只是叫她去台上演一下，又不是说她就是团支书啊，是为了把这个话剧演好，为我们学校争光，和她的出身没得关系。”
环顾四周的确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罗校长只能勉勉强强的同意。
没想到我们的话剧演出非常成功，还拿了大奖，老师们都夸我演的很好，出乎他们的意料。
我说：“因为哥哥写剧本和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常常参与，对剧本和角色都很熟悉，所以临时拉我上台表演时，我心里有底气一点也不紧张。”
我的短跑、跳高、跳远也都拿到最优秀的成绩，那会还没有冠亚季军这种称呼。
从运动会回来的路上，我扛起红旗一路高歌，真有种凯旋归来的感觉，那是我学生时代最最风光的时候，那是我记忆中真正的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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