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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对赵王侃侃而谈：上古时代百姓总要遭到野兽的侵害，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在树上搭棚，于是百姓就拥戴他，推举其成为了天下之主，这个人就是有巢氏。

    人们吃的是生肉野果，腥臊恶臭，许多人都因此患上了重病，于是又出现了一位圣人，教人们使用钻木求火，然后百姓就拥戴他做了天下之主，这个人就是燧人氏

    中古时代，大下大水，鲧、禹排除了水患。近古时代桀、纣暴政被汤、武征代，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成为了天下之主。

    如果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提倡在树上搭棚，倡导人们用钻木取火，那一定会引起百姓的耻笑，同样在提倡尧、舜、禹的制度，效仿商汤周王的礼节，一定会被新的圣人笑话，因此圣人不期望完全按古代的办法，不效法陈规，而是研究当代的事情，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

    周文王曾依靠仁政感化西戎，徐偃王却因为仁政而被楚国所灭，所以说时代变了方法自然也要改变上古的人们的竞争道德，中古的人竞争智谋，当今的人们诉诸武力，这个就是世道变化所带来的策略变化，因此圣人不会照搬古法，不讲什么方法治理天下，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女人不必纺织，这是因为人少而资源充足，所以就很难发生混乱，百姓也就不必争夺。但是在今天人多就自然有限，常常是费尽力气还不够吃用，因此就难免产生混乱，必然要出现争夺。尧帝治理天下时吃住都太过简陋，君主和百姓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他才能够做到善良，但如今一个贵族奴仆的生活和百姓都是天壤之别，所以别说是什么帝王，就连县令也不舍得辞掉权位。古人轻视财务，是因为资源充足，争夺与否没有多少差别，现在的人重视权利是因为资源稀少，不去争抢就没有饭吃，所以古今的人性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利益和制度的区别。

    儒、墨家皆称先兼爱天下，视民如父母。如果想治理天下那君臣的关系就要像父子一样，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天下也就不存在父子间的纠纷了，何况君主爱民本就不可能超过父母爱子女，这是在直白不过的道理。

    鲁君看到子民受刑说下眼泪。是流下眼泪，他管这个叫做仁政，但实际上流泪只是流泪，该罚还是要罚，况且这个天下的百姓本就习惯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所感化，就算是孔子这样的圣人门下也不过才七十多人。在鲁国之中，鲁哀公是君，孔子是臣，如果要讲仁义，鲁哀公既然不如孔子，但孔子却屈服于鲁哀公。显然孔子不是屈服于仁义，而是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儒家的逻辑是让君主要像孔子，百姓要像孔子门户，这肯定是办不到的。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不听父母的劝告，不在乎相邻的责备，不理睬师长的教诲，然而当执行公务的官吏找上门时，他才觉得害怕和后悔。可见慈爱只能换来骄纵，只有权势才能让他屈服。

    在大街上丢十几尺的布匹，随便一个人见了都要下手，但如果是刚刚融化的千度金水，即使他是强盗也不敢下手。因此奖赏要丰厚，使人们有所贪图，同时刑法也要严厉让人们有所畏惧，这样一来，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然都能成为守法的人。

    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有功劳，所以赏赐官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不肯为官，所以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名利。对于不劳动就能获得官位的人，没本事和才能只会导致国力衰落，造成土地的荒芜。赞赏这种人，就会亏损国力。再上，这种人物势必就要亏损国力。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用。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律，但却变成了贵族的刺客。法令所反对的成了君主所重用的，那些应该被处罚的又成了权贵所幻想的，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即使出现了十个帝王，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

    楚国有个仁义之士，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结果令尹认为他对父亲不孝，最后判了他的死罪。

    鲁国有个无名兵士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每次都第一个逃跑，后来问他原因，他说家有老人自己不敢战死，结果就认为他是孝子，最后推举他做了官。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从后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自从奖赏了一个逃兵，从后鲁国之兵遇战就要逃跑。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互相对立。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结果回军后你又大喊仁爱。攻城破敌的人本该授爵，结果归来后你又说什么兼爱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国家富足要靠农民，却又给儒生带来便利。攻城掠地要用士兵，却又给游侠送去财物，得到利益的人不是理政要用的人，但理政要用的人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从军征战，相反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对百姓来说没有钱才可以利用，没有权势才可以威胁，所以只能提倡诚实。但君主则不同，他可以利用权势，赏罚分离，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臣呢？，再说现令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但治国所需的官吏是数以百计，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只要法治够严，他就足够诚实，喜欢那些张口仁义说话好听的人，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藏有治国的法典，可国却越来越穷，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耕，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可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所以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不提倡那些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一来民众才会为国君出力。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那就算再辛苦也有人去干，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那就算再危险也不缺少军士，可现在却有百人空谈，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百人指导着一人作战。

    所谓连横，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它一旦连横，就必须献上土地，呈上国君的皇玺印，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君主的声望也不断降低，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同样一旦合纵连横去援助小国，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失败就要面临亡国，因此合纵联合没看到作用，但是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纵横加盟却扶摇直上，想要统一天下前提是能打败他国，想要获得安全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所以纵横家不过是在挑唆，争斗就如同知其者一样从中获利。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国家强盛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国力越衰落，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因此不是强国的臣子聪明，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人们习惯性的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自己的私利，而刻意逃避危险和贫穷，如果强迫他们走向战场前进可能被杀死后，退又面临军罚放弃了个人的家业，承受着作战的劳苦，面对如此险恶的境地，他们又怎么能不想办法逃避呢？所以他们才会投靠贵族，希望免除兵役。用钱财贿赂当选者以此来杜绝险境，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依附贵族的势力愈加庞大，最终百姓和贵族全部都变成了君主的敌人，这样又怎么能富国强兵呢？那应该怎么办呢？要制定合适的政策，使得商贩的人数尽量减少重农抑商，让他们去参加的农业之中，如果这些人没有办法搜刮百姓的财富，自然也就不能投机取巧，因此列国混乱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假借道德来宣扬先王之法，讲究礼节掩盖伪善的真相，扰乱盛行的法令，动摇君主的决心，再就是那些纵横加盟，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一国之势力来完成自己私人的目的，以及那些游侠刺客标榜义气，为的就是图一个美名，触犯了列国的禁令和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全是贵族，肆意行贿损伤列国的军令，还有那些不法商贩制造粗劣的器具积累庞大的财富，囤积居奇，待机出售，从劳苦的农民身上谋取暴利。

    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无人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