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文教会

    文化教授会在总高政治部大楼后面，三栋品字形两层楼房内，当中是一个大操场。教研室主任谷奇，是在旧社会上过大学的‘三八式’老干部，教员共有一百多人，分语文、数学、理化三个教研组。语文组分初小、高小、初中三个教学组。我在高小组，教分析文体，写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总高学员都是营团干部，与之前的学员不一样，都有一些文化基础，只在入校后的预科阶段学习文化，要学语文、数学、理化三门课。

    我在上课期间，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班有三十多个学员，每天要上8个小时课，备课批改作业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特别是每个星期学员要做一篇作文，批改时间不够用，就要开夜车，有时要干通宵，第二天仍要按时上课。由于工作比较累，就抽烟解乏。

    在教学期间，部队正在要求营以上干部写自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写自传有困难，领导就要我们文化教员帮助学员写自传。因此，我除了教学，还帮助几个营团干部写自传。印象比较深的是，帮助一位团长和一位营长写过自传。那位原来担任一军一师一团的团长，出身雇农，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有麻点，是一位老红军，他年轻时曾当过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涛的警卫排长，他说张国涛曾在红四军内部肃反时，杀害了上万名红军干部，他自己也参加过处决干部的行动，那时他还是文盲，只管执行命令。后来，经过整风，才知道张国涛的错误。

    那位营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是获得道峰山英雄营称号的营长，也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美军炮火密集，使我军伤亡很大，痛心疾首，记忆犹新。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营伤亡很大，只剩下十几个人，这时上级要他们营撤出阵地，而在他们手中还有被我军俘虏的二十多个美国兵，为了撤退时不暴露目标，减少负担，不得不把俘虏全部干掉。

    由于我在总高文教会教学工作中，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在每年的评教评学中，都曾立功受奖，1952年12月，1953年6月，1955年12月都是立三等功。

    如1952年12月27日，由总高第一机关政治处批准、政委签名的立功事迹是‘一、教学态度端正，工作积极负责，完成教学任务成绩显著；二、教学方法上能想办法肯钻研，并及时总结；三、教学关系较好，教员间能团结互助。’

    1953年6月，由总高第一机关政治处批准、政委签名的立功事迹是‘教学态度认真积极，一贯安心，能愉快接受任务，对上级指示，坚决执行，能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对业务钻研，能帮助学员改进学习方法，获得一定成绩；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意见，改进教学方法’。

    1952年下半年，从学员队集中到文教会后，睡觉和办公开始分开。按教学内容分组后，高小语文组七、八个人，住在西边大楼二层一个大房间里，每人一张小木床，由睡通铺，改为睡床铺；在北面大楼楼下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有供备课、批改作业、开会用的办公室。由于我们文化教员工作比较辛苦，所以，校里为了鼓励我们努力工作，给我们享受营职待遇，按营职发津贴费，吃中灶，八人一桌，大米、白面，四菜一汤，有荤有素，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因每天到学员队去上课，没有手表计时很不方便，于是，我就在存了一些钱时，托原来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的同事在广州替我买了一块手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戴手表。

    1955年我又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样我到学员队去上课，就省了不少时间，在节假日，就和同事一起，骑自行车进城到新街口去逛大街，有时还上馆子吃饭，改善生活。

    我们教学组的办公室在北楼楼下，楼上是一个大会议室，晚上被用来当跳舞厅。那时会跳舞的老干部很少，所以每次开舞会，因为人少，舞场很冷清。

    有一个夜晚，我们正在批改学员的作文，校领导庄田教育长经过我们办公室，到二楼来跳舞。[听说庄教育长曾在战争年代，被党派到苏联军事学院去留过学，在苏联学会跳舞。]庄教育长推开我们办公室的门，我们看见是校领导来了，就立即站起来向他敬礼，庄教育长笑着说：“小伙子们辛苦了，要劳逸结合，暂停工作，跟我上楼去跳舞，楼上男同志太少了。”我们到楼上看见没有几个男同志，都是女文工团员坐在一边，庄田教育长就叫女文团员教我们跳舞。经过多次参加，我很快学会了各种舞步。

    1955年实行薪金制、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尉副连行政18级，按副连18级领工资，三年后，调为上尉正连，一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我被评为正连17级，按17级领取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