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报考军校
1949年7月份，我在参加接收清点工作期间，曾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南下服务团’招生广告，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到南方新解放地区去当干部。我就和一起搞清点工作的同事刘燕荪商量，一起去投考，于是，就去找军管组，结果因为当时工作比较忙，军管组没有同意。
刘燕荪比我大两岁，在解放前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所以，军管组把他当骨干分子，同我一起参加清点工作，和我很友好，谈得来，我到华东军大参军时也一直和他通信。
后来，我又看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招生，就又想去投考，由于清点工作仍很忙，犹豫再三，就没有去找军管组。有一天，我回家看望父亲，妹妹和弟弟说与父亲关系紧张，想离开家庭。我就告诉他们，军大招生，可以去试试，如果录取，就可以回避家庭矛盾。当时，他们都在上中学，怕学历不够，之后，经过了解，初中学历就可以报名，于是，两人就偷着去报名投考，结果两人都被录取。报到以后，两人都去了苏州，被分在军大三总队，不久，他们来信说，已穿上解放军军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8月初，我参加的清点工作将结束，有一天，我看到刊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直属短训办招生的广告，报考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经四个月的理论学习，就随军南下当干部。当时，我没有告诉银行同事，怕他们知道后会报告军管组，可能就去不成。
于是，我就去找高中同学马超贤商量，两人一拍即合，我就请了两天假，与马超贤一起去报名投考，直到发榜录取，我才向军管组报告。军管组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本来是不想放手的，在7月份，曾反对我和刘燕荪去投考‘南下服务团’，但是，这时情况有了变化，上面正在号召精简节约，裁减人员，我又是工会的宣传委员，这一走，就起了带头作用，对工作有好处，于是，就同意了。记得我离开银行以前，工会还出了一期墙报来欢送我，肯定了我在解放后，参加军管组领导下做的工作，把我表扬了一番，说了不少好话，使我感到很光荣。
我当时决心投考军大，是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冒险性的。因为当时我并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论，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所以，谈不上有什么阶级觉悟，也就是凭一股革命热情。在思想上，看到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残暴，对国民党的统治没有好感；上海解放后，看到解放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军管组的军代表生活朴实，作风艰苦，对比之下，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愿意跟共产党走。我在银行工作三年多，总感到工作单调枯燥，就想换换环境，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想法。在解放后出墙报、办刊物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理论问题，深感自己懂得太少，希望有机会学点理论。军大短训班招生广告中，讲短训班就是学理论的，而且时间短，只学四个月就可以南下当干部，正好对上了我的胃口，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去报名投考了。
在生活上，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挨过饿，受过冻，心想，去军大只要能吃饱穿暖，学到理论就行。当时，我21岁，思想比较单纯，考虑问题比较简单，所以，才能抛开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去过比较艰苦的军队生活。
在军大短训班录取以后，我才回家告诉父亲，大哥和三哥，他们都很惊讶，感到我不可思议，放弃了好端端的工作，和比较好的生活，去当兵，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妹妹和弟弟考取军大后，到了苏州，就发了军装，当了兵。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观念比较普遍。而且，上海解放时，许多SH市民看到解放军攻打苏州河上的国民党碉堡时，伤亡了不少年青战士，都感到很可惜，认为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所以，家里人都认为还是在银行工作好，说我当时已经从练习生提升为助理员，一个月可以拿到一百多个折实单位，而且年龄也不小了，也应该存点钱，为今后成家做准备；再说去军大当兵，还不知道今后是什么出路，前途如何？认为我太盲目太冒险了。
可是，我当时固执己见，也承认放弃了眼前比较高的收入，温饱的生活，去追求自己摸不到的前途，是有点冒险，但是，我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一样，解放军和国军不一样，虽然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但是，我还年青，无牵无挂，万一死在外面也连累不了别人，家里还有哥哥姐姐，父亲晚年，也有人照顾，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会有什么影响。家里人看我意已决，劝说无效，也只好听天由命，随我去了。
1949年8月中旬，在得到银行军管组和家里的勉强同意后，我就和马超贤一起做报到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一起去南京路外滩附近，一个专门卖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市场，我买了一条美国军用的黄绿色毛毯，之后，用了几十年，都没有坏。后来，又买了一个美国军用水壶，水壶的底托可以用来烧水，也可以当饭碗使用，还买了一顶美国军用蚊帐，之后，一直用了很多年。其实，当时买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无知，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当兵，就应当有当兵用的东西，不知道解放军是实行供给制，一切生活用品，都是由部队发的。
买好用品，就处理我的个人财产。当时，我经过三年积累，已经有了两个皮箱，有了四季穿的衣服，有三、四套廉价的西装，冬天的大衣和丝绵袍子等，还有一些日用品，如台灯，床头灯等，另外，我还积累了一些‘财宝’，有十几枚各种银元外币，如清朝的龙元，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孙元，美国的双鹰元，墨西哥元，香港元等。当时，自以为去当兵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需要了，就全部送回家去，从此不再过问，不知父亲和哥哥们如何处理了。
在军大规定报到的日期，我和马超贤两人带了简单的行李，到军大在上海的报到处，华德路荆州路缉规中学去报到，当天，在报到处编队以后，即集体乘火车，第二天到南京下关，徒步走到中山门内半山园驻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燕荪比我大两岁，在解放前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所以，军管组把他当骨干分子，同我一起参加清点工作，和我很友好，谈得来，我到华东军大参军时也一直和他通信。
后来，我又看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招生，就又想去投考，由于清点工作仍很忙，犹豫再三，就没有去找军管组。有一天，我回家看望父亲，妹妹和弟弟说与父亲关系紧张，想离开家庭。我就告诉他们，军大招生，可以去试试，如果录取，就可以回避家庭矛盾。当时，他们都在上中学，怕学历不够，之后，经过了解，初中学历就可以报名，于是，两人就偷着去报名投考，结果两人都被录取。报到以后，两人都去了苏州，被分在军大三总队，不久，他们来信说，已穿上解放军军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8月初，我参加的清点工作将结束，有一天，我看到刊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直属短训办招生的广告，报考条件是大专以上学历，经四个月的理论学习，就随军南下当干部。当时，我没有告诉银行同事，怕他们知道后会报告军管组，可能就去不成。
于是，我就去找高中同学马超贤商量，两人一拍即合，我就请了两天假，与马超贤一起去报名投考，直到发榜录取，我才向军管组报告。军管组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本来是不想放手的，在7月份，曾反对我和刘燕荪去投考‘南下服务团’，但是，这时情况有了变化，上面正在号召精简节约，裁减人员，我又是工会的宣传委员，这一走，就起了带头作用，对工作有好处，于是，就同意了。记得我离开银行以前，工会还出了一期墙报来欢送我，肯定了我在解放后，参加军管组领导下做的工作，把我表扬了一番，说了不少好话，使我感到很光荣。
我当时决心投考军大，是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冒险性的。因为当时我并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论，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所以，谈不上有什么阶级觉悟，也就是凭一股革命热情。在思想上，看到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残暴，对国民党的统治没有好感；上海解放后，看到解放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军管组的军代表生活朴实，作风艰苦，对比之下，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愿意跟共产党走。我在银行工作三年多，总感到工作单调枯燥，就想换换环境，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想法。在解放后出墙报、办刊物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理论问题，深感自己懂得太少，希望有机会学点理论。军大短训班招生广告中，讲短训班就是学理论的，而且时间短，只学四个月就可以南下当干部，正好对上了我的胃口，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去报名投考了。
在生活上，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挨过饿，受过冻，心想，去军大只要能吃饱穿暖，学到理论就行。当时，我21岁，思想比较单纯，考虑问题比较简单，所以，才能抛开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去过比较艰苦的军队生活。
在军大短训班录取以后，我才回家告诉父亲，大哥和三哥，他们都很惊讶，感到我不可思议，放弃了好端端的工作，和比较好的生活，去当兵，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妹妹和弟弟考取军大后，到了苏州，就发了军装，当了兵。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思想观念比较普遍。而且，上海解放时，许多SH市民看到解放军攻打苏州河上的国民党碉堡时，伤亡了不少年青战士，都感到很可惜，认为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所以，家里人都认为还是在银行工作好，说我当时已经从练习生提升为助理员，一个月可以拿到一百多个折实单位，而且年龄也不小了，也应该存点钱，为今后成家做准备；再说去军大当兵，还不知道今后是什么出路，前途如何？认为我太盲目太冒险了。
可是，我当时固执己见，也承认放弃了眼前比较高的收入，温饱的生活，去追求自己摸不到的前途，是有点冒险，但是，我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一样，解放军和国军不一样，虽然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但是，我还年青，无牵无挂，万一死在外面也连累不了别人，家里还有哥哥姐姐，父亲晚年，也有人照顾，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会有什么影响。家里人看我意已决，劝说无效，也只好听天由命，随我去了。
1949年8月中旬，在得到银行军管组和家里的勉强同意后，我就和马超贤一起做报到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一起去南京路外滩附近，一个专门卖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市场，我买了一条美国军用的黄绿色毛毯，之后，用了几十年，都没有坏。后来，又买了一个美国军用水壶，水壶的底托可以用来烧水，也可以当饭碗使用，还买了一顶美国军用蚊帐，之后，一直用了很多年。其实，当时买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无知，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当兵，就应当有当兵用的东西，不知道解放军是实行供给制，一切生活用品，都是由部队发的。
买好用品，就处理我的个人财产。当时，我经过三年积累，已经有了两个皮箱，有了四季穿的衣服，有三、四套廉价的西装，冬天的大衣和丝绵袍子等，还有一些日用品，如台灯，床头灯等，另外，我还积累了一些‘财宝’，有十几枚各种银元外币，如清朝的龙元，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孙元，美国的双鹰元，墨西哥元，香港元等。当时，自以为去当兵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需要了，就全部送回家去，从此不再过问，不知父亲和哥哥们如何处理了。
在军大规定报到的日期，我和马超贤两人带了简单的行李，到军大在上海的报到处，华德路荆州路缉规中学去报到，当天，在报到处编队以后，即集体乘火车，第二天到南京下关，徒步走到中山门内半山园驻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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