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归心圣学
上次我们讲到阳明先生养病期间，在会稽山或者说宛委山阳明洞行导引之术；也讲到他在杭州西湖往来于各寺之间，并且对一位闭关的僧人大喝一声，三言两语，结果把这个僧人讲回家去了。
这个事情不只是表明阳明先生有非常高的佛学本身的造诣，从阳明先生本人思想转变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地摆脱了佛、道对他思想的一种纠缠，尽管他在佛教、道教两方面造诣都很高。原来对道教的造诣，能预知，不久之后，他就觉得早年立下的那个圣人之志又开始萌动于心中，然后他就说“此拨弄精神，非道也”。
他把西湖的僧人大喝一声喝回家去了，实际上真正主导他意识的是什么呢？我们孩子对于父母亲的那种孝亲，那种源发于内心深处的爱，这原本是一种人类的天性。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爱也都去掉了，那是断灭种姓矣。
这两个事例实际上表明，阳明先生开始又转出了佛教、道教，思想上、主观上已经开始回归于儒。那么明显的证据是什么呢？到弘治十七年的秋天，请假也不能老请，朝廷给他的假期满了，他又重新出仕。
当时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请王阳明到山东去主考，做山东乡试的主考官，也就是考举人。
这位陆偁先生是浙江鄞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他们说起来应该也算是老乡，当时陆偁是任这个山东监察御史。这件事情很重要，史料记载是非常看重王阳明主考的这一期的山东乡试的，史料《山东通志》就有个记载，说阳明先生主考山东，名士必收，山东人称科举之圣，必推弘治甲子，也就是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是目光如炬，人才网罗无遗。
说明主考山东乡试，不只是阳明本人的事情，更可以看到他在山东乡试出题出的是什么题呢？当然很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以为佛老害道，是由于圣学不明。他已经在把佛老和圣学相对并提了，让年轻人、让那些举子去解答，这当然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观点。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了弘治十七年的时候，阳明先生在主观上已经开始向圣学回归。《阳明全集》当中的《山东乡试录》，过去通常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说，其中除了序言是王阳明写的，其他的好像是士子的呈文、答卷。
现在经过各种考证，有一个观点认为，不只那个序是阳明先生写的，《山东乡试录》里的其他所有文章都是王阳明写的。那些个文章等于是王阳明给举子们做的一个范文、范例。如果这样子的话，《山东乡试录》里面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把它当做至少是到弘治十七年时候为止，王阳明先生三十三岁，这个时候他思想的一个实际状态。
我个人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山东乡试录》里面的文章，是阳明先生自己写的，我提到主考山东乡试这件事情，不只是想说明阳明先生有很高的眼界，选拔士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还想试图借助《山东乡试录》这个事情，说明阳明思想的转变。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阳明先生三十四岁了，他主考山东乡试结束之后，朝廷又给他的职务是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所以他又到兵部做事了。在这一年里面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一件事情是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当中记载，先生门人始进，王阳明开始招收弟子收徒讲学了。说明他经过弘治十七年的思想的回归，到了弘治十八年时，门人始进，他开始倡导身心之学，已经在对入门的弟子们开始谈论，必须先立下为圣人之志。
阳明先生这个必为圣人之志，不只是他自己从十二岁以来立下的一个宏大的志向，他在此后所有阶段、所有时期，凡对学生讲，都是从立志开始讲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
简单说来，这个立志，不只是说要确立一个必为圣人之志，不只是说把圣人当做是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对象，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起对于自我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你自己要信得过你自己，你自己这点都信不过，那你哪怕是说要为圣人，那圣人也就是一个外在的揣摩、影响的对象，并不是真的必为圣人之志。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在阳明先生的整个思想过程当中，包括他所有的人物交往关系当中，都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湛若水（号甘泉）。湛若水先生这一年，在翰林院做庶吉士，阳明先生和他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为事。这个事情不只是对阳明先生是重要的，对甘泉先生是重要的，甚至对整个明代的思想都是重要的。
我有没有夸张其词呢？听起来好像是的，好像董平很夸张说话。那我们可以简单说几句，阳明先生自己反复地提到过这件事情，和湛若水先生一见定交，进一步坚定了他必为圣人之志，他找到了一个思想上的同调、同志，他们相互激发、相互鼓励，从此他没有再在其他别的各个方面去游移，而是始终在向着圣人的道路前进。
就甘泉先生来讲当然也是一样，甘泉先生讲学多年，同样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思想上的同调。以阳明先生为他自己之知交、之知己，同样也坚定了他对于圣人的志向。
那为什么对整个明代都重要呢？整个明代的思想，从理学这个意思上面来讲，明代理学的发端者是吴与弼，吴与弼的弟子有三个人，一个是胡居仁，我们没有多讲；第二个是娄谅，第三个是陈白沙，也就是陈献章。如果把王阳明了解为娄谅的弟子，在这个思想传承上说，湛甘泉倒是实实在在陈白沙的弟子，这两大支实际上就是明代思想的两大支派。这两大支派都是以发明心学为重点的，可以说都是心学派。
甘泉先生是广东增城人，我顺便提一句，他们一见定交，那是相互倾心，引为知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后，随着阳明先生思想的不断地开展，最终表明了阳明先生和甘泉先生尽管都讲心学，但是在思想上还是有分歧的。后来甘泉先生提出的成熟的观点是随处体认天理；阳明先生成熟的观点是致良知，这两者之间意思是不同的，有这样一个观点上的分裂，他们最终友谊没有影响，阳明先生去世之前还拜访过甘泉，但是思想上他们最终表明了是有分歧的。
历史上，一直是把阳明先生和甘泉先生的一见定交，记录到了弘治十八年，这一点包括钱德洪，也包括黄绾，黄绾写《阳明先生行状》，都是把它混到弘治十八年的，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他真正和甘泉先生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为事，实际上是到正德元年。
阳明先生去世之后，黄绾给他写行状，甘泉先生是写了《阳明先生墓志铭》。在这个墓志铭当中，甘泉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阳明是什么个情况呢？说他有所谓的五溺之弊，这个溺就是沉溺，沉浸于、沉湎于的意思，总而言之他沉湎于什么地方呢？
甘泉先生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到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这是甘泉先生的原话，这段话对后代的影响是莫大的，基本上谈阳明先生正德元年之前的历史的，没有不引用甘泉先生这个观点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阳明先生一开始走的不是正道，最早的时候溺于任侠之习，沉湎于、沉浸于任侠；然后接着沉湎于、沉浸于骑射；接着是辞章，接着是神仙，接着是佛教，总而言之都非正道。所以他才用“归正”这么一个词，正德丙寅才归正于圣贤之学，原来的通通邪了，现在归正了。
那么为什么前不归正、后不归正，单单到了正德丙寅就归正了呢？按照甘泉先生的记述，就是正德丙寅会甘泉子于京师，成为了阳明先生归正于圣贤之学的根本原因。后代叙述都是如此，我刚刚特别强调过在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已经开始摆脱佛老，已经在主观上回归于圣人之学。
到了弘治十八年，他开始明确地回归于圣人之学，他授徒讲学已经在讲必为圣人之志。甚至他在给朋友写的书法作品当中，开始谈到心，比如说他给诸阳伯的一个扇面当中，就是“大道即吾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这个意思几乎和他龙场悟道之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弘治十八年的事情，所以毫无疑问，实际上弘治十八年的时候，阳明先生已经回归于圣人之学，而不是到了正德元年和甘泉子一见定交之后，然后才，所谓的归正于圣学。
我一直觉得甘泉子的这个叙述是有问题的，我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和各位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做一个辩证，是因为甘泉子这个观点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前不久才出的冈田武彦先生的《王阳明大传》当中，还是沿袭甘泉先生的这个说法。说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他说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又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独奉儒学。这个是冈田武彦先生的叙述，实际上也就把甘泉先生的叙述做一个翻版而已，我们仔细揣摩起来，这些叙述、这些用词可能是不是很恰当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厌其烦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来看待阳明先生弘治十八年归心于圣学，和他前边的所有那些所谓的任侠、骑射、辞章、佛老等等这些的关系呢？我想是这样，我们儒家之学原本是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整个过程不管怎么地都是必得要以博学为前提的。做一个比方的话，就好比是一个人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又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那怎么办？我踏遍青山，只要向着那个方向，所以我说那是漫游的一个过程。
弘治十八年最后回归于圣学，那是最后完成了定向，没有漫游不会有定向，有漫游才有定向。从阳明先生本人来讲，他弓马也好、骑射也好、辞章也好、佛老也好，都不过是博学过程当中的漫游而已，而最后的回归于圣人之道，回归于圣人之学，弘治十八年，那么这完成了最终的定向。这个定向一旦完成，前边所学的东西通通为最终的定向所用。
所以我很愿意稍微强调一点，在阳明先生最后的心学建构当中，是包含了他前面所有这些漫游所经过的全部内容的。我们不能以他最后的回归于圣学来否定他前期全部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反之亦然，博学之到最终的笃行之，这是一个思想不断提纯、不断精致化、不断精细化、不断纯粹化的过程，在阳明先生的全部思想学说当中，包括他整个个人的思想经验和学术经验当中，都体现得很充分。
这个事情不只是表明阳明先生有非常高的佛学本身的造诣，从阳明先生本人思想转变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地摆脱了佛、道对他思想的一种纠缠，尽管他在佛教、道教两方面造诣都很高。原来对道教的造诣，能预知，不久之后，他就觉得早年立下的那个圣人之志又开始萌动于心中，然后他就说“此拨弄精神，非道也”。
他把西湖的僧人大喝一声喝回家去了，实际上真正主导他意识的是什么呢？我们孩子对于父母亲的那种孝亲，那种源发于内心深处的爱，这原本是一种人类的天性。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爱也都去掉了，那是断灭种姓矣。
这两个事例实际上表明，阳明先生开始又转出了佛教、道教，思想上、主观上已经开始回归于儒。那么明显的证据是什么呢？到弘治十七年的秋天，请假也不能老请，朝廷给他的假期满了，他又重新出仕。
当时山东监察御史陆偁聘请王阳明到山东去主考，做山东乡试的主考官，也就是考举人。
这位陆偁先生是浙江鄞县人，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他们说起来应该也算是老乡，当时陆偁是任这个山东监察御史。这件事情很重要，史料记载是非常看重王阳明主考的这一期的山东乡试的，史料《山东通志》就有个记载，说阳明先生主考山东，名士必收，山东人称科举之圣，必推弘治甲子，也就是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是目光如炬，人才网罗无遗。
说明主考山东乡试，不只是阳明本人的事情，更可以看到他在山东乡试出题出的是什么题呢？当然很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以为佛老害道，是由于圣学不明。他已经在把佛老和圣学相对并提了，让年轻人、让那些举子去解答，这当然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观点。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了弘治十七年的时候，阳明先生在主观上已经开始向圣学回归。《阳明全集》当中的《山东乡试录》，过去通常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说，其中除了序言是王阳明写的，其他的好像是士子的呈文、答卷。
现在经过各种考证，有一个观点认为，不只那个序是阳明先生写的，《山东乡试录》里的其他所有文章都是王阳明写的。那些个文章等于是王阳明给举子们做的一个范文、范例。如果这样子的话，《山东乡试录》里面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把它当做至少是到弘治十七年时候为止，王阳明先生三十三岁，这个时候他思想的一个实际状态。
我个人比较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山东乡试录》里面的文章，是阳明先生自己写的，我提到主考山东乡试这件事情，不只是想说明阳明先生有很高的眼界，选拔士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还想试图借助《山东乡试录》这个事情，说明阳明思想的转变。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阳明先生三十四岁了，他主考山东乡试结束之后，朝廷又给他的职务是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所以他又到兵部做事了。在这一年里面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一件事情是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当中记载，先生门人始进，王阳明开始招收弟子收徒讲学了。说明他经过弘治十七年的思想的回归，到了弘治十八年时，门人始进，他开始倡导身心之学，已经在对入门的弟子们开始谈论，必须先立下为圣人之志。
阳明先生这个必为圣人之志，不只是他自己从十二岁以来立下的一个宏大的志向，他在此后所有阶段、所有时期，凡对学生讲，都是从立志开始讲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
简单说来，这个立志，不只是说要确立一个必为圣人之志，不只是说把圣人当做是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对象，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起对于自我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你自己要信得过你自己，你自己这点都信不过，那你哪怕是说要为圣人，那圣人也就是一个外在的揣摩、影响的对象，并不是真的必为圣人之志。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在阳明先生的整个思想过程当中，包括他所有的人物交往关系当中，都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湛若水（号甘泉）。湛若水先生这一年，在翰林院做庶吉士，阳明先生和他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为事。这个事情不只是对阳明先生是重要的，对甘泉先生是重要的，甚至对整个明代的思想都是重要的。
我有没有夸张其词呢？听起来好像是的，好像董平很夸张说话。那我们可以简单说几句，阳明先生自己反复地提到过这件事情，和湛若水先生一见定交，进一步坚定了他必为圣人之志，他找到了一个思想上的同调、同志，他们相互激发、相互鼓励，从此他没有再在其他别的各个方面去游移，而是始终在向着圣人的道路前进。
就甘泉先生来讲当然也是一样，甘泉先生讲学多年，同样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思想上的同调。以阳明先生为他自己之知交、之知己，同样也坚定了他对于圣人的志向。
那为什么对整个明代都重要呢？整个明代的思想，从理学这个意思上面来讲，明代理学的发端者是吴与弼，吴与弼的弟子有三个人，一个是胡居仁，我们没有多讲；第二个是娄谅，第三个是陈白沙，也就是陈献章。如果把王阳明了解为娄谅的弟子，在这个思想传承上说，湛甘泉倒是实实在在陈白沙的弟子，这两大支实际上就是明代思想的两大支派。这两大支派都是以发明心学为重点的，可以说都是心学派。
甘泉先生是广东增城人，我顺便提一句，他们一见定交，那是相互倾心，引为知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往后，随着阳明先生思想的不断地开展，最终表明了阳明先生和甘泉先生尽管都讲心学，但是在思想上还是有分歧的。后来甘泉先生提出的成熟的观点是随处体认天理；阳明先生成熟的观点是致良知，这两者之间意思是不同的，有这样一个观点上的分裂，他们最终友谊没有影响，阳明先生去世之前还拜访过甘泉，但是思想上他们最终表明了是有分歧的。
历史上，一直是把阳明先生和甘泉先生的一见定交，记录到了弘治十八年，这一点包括钱德洪，也包括黄绾，黄绾写《阳明先生行状》，都是把它混到弘治十八年的，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他真正和甘泉先生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为事，实际上是到正德元年。
阳明先生去世之后，黄绾给他写行状，甘泉先生是写了《阳明先生墓志铭》。在这个墓志铭当中，甘泉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说王阳明是什么个情况呢？说他有所谓的五溺之弊，这个溺就是沉溺，沉浸于、沉湎于的意思，总而言之他沉湎于什么地方呢？
甘泉先生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到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这是甘泉先生的原话，这段话对后代的影响是莫大的，基本上谈阳明先生正德元年之前的历史的，没有不引用甘泉先生这个观点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阳明先生一开始走的不是正道，最早的时候溺于任侠之习，沉湎于、沉浸于任侠；然后接着沉湎于、沉浸于骑射；接着是辞章，接着是神仙，接着是佛教，总而言之都非正道。所以他才用“归正”这么一个词，正德丙寅才归正于圣贤之学，原来的通通邪了，现在归正了。
那么为什么前不归正、后不归正，单单到了正德丙寅就归正了呢？按照甘泉先生的记述，就是正德丙寅会甘泉子于京师，成为了阳明先生归正于圣贤之学的根本原因。后代叙述都是如此，我刚刚特别强调过在弘治十七年，阳明先生已经开始摆脱佛老，已经在主观上回归于圣人之学。
到了弘治十八年，他开始明确地回归于圣人之学，他授徒讲学已经在讲必为圣人之志。甚至他在给朋友写的书法作品当中，开始谈到心，比如说他给诸阳伯的一个扇面当中，就是“大道即吾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这个意思几乎和他龙场悟道之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弘治十八年的事情，所以毫无疑问，实际上弘治十八年的时候，阳明先生已经回归于圣人之学，而不是到了正德元年和甘泉子一见定交之后，然后才，所谓的归正于圣学。
我一直觉得甘泉子的这个叙述是有问题的，我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和各位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做一个辩证，是因为甘泉子这个观点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前不久才出的冈田武彦先生的《王阳明大传》当中，还是沿袭甘泉先生的这个说法。说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他说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又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独奉儒学。这个是冈田武彦先生的叙述，实际上也就把甘泉先生的叙述做一个翻版而已，我们仔细揣摩起来，这些叙述、这些用词可能是不是很恰当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厌其烦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来看待阳明先生弘治十八年归心于圣学，和他前边的所有那些所谓的任侠、骑射、辞章、佛老等等这些的关系呢？我想是这样，我们儒家之学原本是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整个过程不管怎么地都是必得要以博学为前提的。做一个比方的话，就好比是一个人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又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那怎么办？我踏遍青山，只要向着那个方向，所以我说那是漫游的一个过程。
弘治十八年最后回归于圣学，那是最后完成了定向，没有漫游不会有定向，有漫游才有定向。从阳明先生本人来讲，他弓马也好、骑射也好、辞章也好、佛老也好，都不过是博学过程当中的漫游而已，而最后的回归于圣人之道，回归于圣人之学，弘治十八年，那么这完成了最终的定向。这个定向一旦完成，前边所学的东西通通为最终的定向所用。
所以我很愿意稍微强调一点，在阳明先生最后的心学建构当中，是包含了他前面所有这些漫游所经过的全部内容的。我们不能以他最后的回归于圣学来否定他前期全部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反之亦然，博学之到最终的笃行之，这是一个思想不断提纯、不断精致化、不断精细化、不断纯粹化的过程，在阳明先生的全部思想学说当中，包括他整个个人的思想经验和学术经验当中，都体现得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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