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确志向
接着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阳明先生带着诸氏夫人离开南昌，回绍兴老家，经过上饶的时候，他拜访了娄谅，向娄谅请教学问。
娄谅先生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娄谅的老师是吴与弼，也就是吴康斋，吴与弼是江西崇仁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一卷就是《崇仁学案》，也就是从吴与弼这里开始的。娄谅是吴与弼的弟子之一，吴与弼有三个学生，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并且在整个明代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黄宗羲曾经讲到吴与弼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是明代理学之发端，整个明代的理学是从吴与弼这里开始的。
他和朱熹的思想已经开始开始不同了。比如说吴与弼在学术上已经开始谈论“圣贤必可学，学之必可至”，比如说他也下一些格言警句，对我们今天人是非常有启发的。
他曾经说过，不管外面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变动，如果我们真正学习圣贤的话，应当做到“心如止水，不要动心，处顺不可喜、处逆不可厌”，这个观点很好。我们往往处在顺境之中也便因欢喜而忘乎所以。吴与弼曾经说，“处顺不可喜，喜心一生，骄侈之所由起也”；我们一种骄傲的心、傲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张狂自大之心，因为这样可能也就出来了，这显然就不是好事。
而处逆不可厌，处在逆境当中，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逆境当然要快快结束，甚至想尽办法摆脱这个逆境。吴与弼说，这恐怕也未必是好事，因为你处在逆境中时，你厌恶的所谓逆境，“厌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怨尤之心生这样一些情绪的出现，并非圣人之学中的应有内容。
孔夫子曾经讲过，一个真正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总能够反求诸己。吴与弼提出，要以顺处逆，在我们一辈子当中，逆境人人都免不了，但如何对待逆境，这个心态是各个不同的。要以一种顺的心态去处逆境，对我们今日也有启发。
我还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叫做“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在我们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他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的呢？哪怕他是以“悭吝狡伪之心”，吝啬的、狡诈的、虚伪的、猜忌的等等，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我不能同样用那样的一套办法去对待他。“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这样我们的人格并不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他人对我的态度而发生转移，这才叫做人格完善、人格独立。
吴与弼的三位弟子，第一位是胡居仁，江西余干人；第二位就是娄谅，上饶人；第三位是陈白沙，就是陈献章，广东江门人。实际上往后来看，吴与弼的这个崇仁学派开启了明代心学的两大支脉，一脉就是王阳明，还有一脉就是湛甘泉（湛若水）。湛甘泉先生和王阳明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共以发明圣学为已任。
娄谅先生的学问非常好，但是和传统的朱熹学术思想影响下，路数还不完全一致。我们从有关的评价中可以知道，娄谅先生的学问是偏向于内省的，偏向于收放心的、收敛的，以拘谨为主的学术路数。他的同门胡居仁曾经就说，娄谅的学问是非常近于陆象山的；后来像（罗钦顺）也同样说，娄谅的学问是接近于禅的。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想说，阳明先生在整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的培育、涵养、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受到娄谅先生的影响的。黄宗羲曾有过一个评价，阳明之学，实际上是以娄谅先生作为发端的。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当的。
古人是很看重师承关系的，尽管王阳明只是在回浙江的途中拜访了娄谅先生，听闻他讲学，但按照古人的观点，娄谅也是阳明的老师。钱德洪在记录《阳明先生年谱》的时候专门就这件事情说了一句话，叫做“是年先生始慕圣学”，这也可以和后来黄宗羲的观点相发明。这一年阳明先生才开始羡慕圣学，这是他拜访娄谅先生的结果。
关于娄谅，我们还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做妃子，正德十四年，阳明先生平定了朱宸濠的谋反之后，娄谅的女儿跳鄱阳湖自尽，阳明先生以礼给予安葬。
第三点，非常遗憾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比较完整地、全面地了解到娄谅的学问，缘故他受到朱宸濠的牵连，他的女儿嫁给了朱宸濠，所以他的一些书全部被烧毁了，没有传下来，现在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到娄谅先生的学问了。
同样在这一年，他的爷爷王伦老先生，竹轩翁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因为这件事情回来守孝，他的父亲就把王阳明和其他一些堂兄弟集中到一起，开始授举子之业。要考功名、要参加科举的，还得搞搞成文、做一些准备，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们高考一样，需要该背的背、该做笔记做笔记、该做练习做练习，古人也一样有这一套东西，这叫做举子之业。
《阳明先生年谱》里面讲，王阳明白天的时候就和他的堂兄弟、其他一些人去习举子之业；到了晚上，他自我研读六经诸子之书，那不是科举所必须的。他读书非常刻苦，往往读到半夜。有个说法，他的父亲太心疼了，担心他身体受不了，以至于晚上就不许他在书房里，把他的灯都拿走，由此也可见阳明读书之刻苦。
我们今天往往会有一个误会，以为心学好像仅仅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个心灵体悟，当然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面，他读书是花过苦功夫的，而且他花过的功夫是立即能够转移到生活实践当中。
讲到这一点，我们也思考，为什么要读书？怎么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教育传统的国家，这个文化传统中是极看重读书的。孔夫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有教无类，他开始把知识向民间传递。孔夫子在谈学习、教育的时候，他表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成为君子。
怎么成为君子？就一定涉及到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孔夫子当年说，读书更重要的是在于反求诸己，学以为己。孔子当年很感慨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时候，人们读书、学习是为了己，现如今人们读书是为了人、他人，为了获得外在的某些东西，诸如富贵、名誉、声望、地位等等。
孔夫子当年已经发这个感慨了，到王阳明的时候是合适的，放到今天可能也是合适的。古人的说法，既然是学以为己，就需要真正落实到变化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的行为、容色、态度等，都是内在心灵状态的一个外观。读书真实的目的，在于要变化气质，使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有一种本质的改变。
提到学以为己，我还想说一下，学以为己不是学以为我。今天往往把这个己理解为“我”，而所谓的“我”，就是能吃饭、能穿衣、能喜怒哀乐、能视听言动的这个“我”，这恐怕有问题。回忆孔夫子的一些说法，反求诸己、古之学者为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我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学以为我，这是为什么？
“己”和“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给予严格分别。“己”是更加内在的那个“我”，用阳明先生后来的说法，就是那个“真己”、“真我”；而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我”，就是这个身体，有喜怒哀乐，能视听言动，这样一个体质的外观。这个“我”恰好是需要变化的对象，用什么来变化这个？是用内在的那个“真己”，来变化这个向外呈现的“我”。
我刚刚举了那么多关于“己”的例子，那关于这个“我”呢？孔夫子讲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不会说毋己，他说的是毋我，这个“我”恰好是需要对峙的对象，要变化掉的对象。
庄子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他说，要“无伤我”，他不会说“无伤己”，这个“己”和“我”之间有这样的意义分别，希望各位朋友引起足够的关注。阳明先生深切地明了这个意思，变化气质就是通过阅读、通过圣人之言、通过圣人之道，我们体之于心，把我们内在的那个“己”真正地建立起来，反求诸己，然后用内在的“己”来改变掉我们外在的这个“我”的视听言动、喜怒哀乐的一些东西，这叫做变化气质。
资料记载，阳明先生因为取六经、子史多读至夜分，不只学问大进，并且气质亦随之转移。阳明先生从少年以来，他的性格是比较喜欢讲笑话的，也打打闹闹不大有正形的。某一天他就开始对自己这样的行为表现感到后悔，马上说“昔者放逸，今知过矣”，过去我太放逸自己了，并不合乎真正的圣人之道、圣人之教，他开始立即改正，端坐省言。一般地来理解，他马上把圣人的教导落实到行为当中，所以渐渐地气质随之转变。
我们举阳明先生的这个例子，为孔夫子所说的“学以为己”、张载所说的“变化气质”做个例证。阳明先生在这样的努力下，到21岁（弘治五年）考取了举人，举浙江乡试。中举以后，到北京去居住。到北京去的基本目的有两个，一个目的是为了侍奉他的父亲王华；另外一个，因为第二年要会试考进士，在北京各方面条件会好一点。
第二年，他就参加会试，那么阳明先生能不能考取进士呢？他在接下去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事情发生呢？
娄谅先生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娄谅的老师是吴与弼，也就是吴康斋，吴与弼是江西崇仁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第一卷就是《崇仁学案》，也就是从吴与弼这里开始的。娄谅是吴与弼的弟子之一，吴与弼有三个学生，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并且在整个明代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黄宗羲曾经讲到吴与弼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是明代理学之发端，整个明代的理学是从吴与弼这里开始的。
他和朱熹的思想已经开始开始不同了。比如说吴与弼在学术上已经开始谈论“圣贤必可学，学之必可至”，比如说他也下一些格言警句，对我们今天人是非常有启发的。
他曾经说过，不管外面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变动，如果我们真正学习圣贤的话，应当做到“心如止水，不要动心，处顺不可喜、处逆不可厌”，这个观点很好。我们往往处在顺境之中也便因欢喜而忘乎所以。吴与弼曾经说，“处顺不可喜，喜心一生，骄侈之所由起也”；我们一种骄傲的心、傲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张狂自大之心，因为这样可能也就出来了，这显然就不是好事。
而处逆不可厌，处在逆境当中，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逆境当然要快快结束，甚至想尽办法摆脱这个逆境。吴与弼说，这恐怕也未必是好事，因为你处在逆境中时，你厌恶的所谓逆境，“厌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怨尤之心生这样一些情绪的出现，并非圣人之学中的应有内容。
孔夫子曾经讲过，一个真正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总能够反求诸己。吴与弼提出，要以顺处逆，在我们一辈子当中，逆境人人都免不了，但如何对待逆境，这个心态是各个不同的。要以一种顺的心态去处逆境，对我们今日也有启发。
我还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话，叫做“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在我们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他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的呢？哪怕他是以“悭吝狡伪之心”，吝啬的、狡诈的、虚伪的、猜忌的等等，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我不能同样用那样的一套办法去对待他。“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这样我们的人格并不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他人对我的态度而发生转移，这才叫做人格完善、人格独立。
吴与弼的三位弟子，第一位是胡居仁，江西余干人；第二位就是娄谅，上饶人；第三位是陈白沙，就是陈献章，广东江门人。实际上往后来看，吴与弼的这个崇仁学派开启了明代心学的两大支脉，一脉就是王阳明，还有一脉就是湛甘泉（湛若水）。湛甘泉先生和王阳明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共以发明圣学为已任。
娄谅先生的学问非常好，但是和传统的朱熹学术思想影响下，路数还不完全一致。我们从有关的评价中可以知道，娄谅先生的学问是偏向于内省的，偏向于收放心的、收敛的，以拘谨为主的学术路数。他的同门胡居仁曾经就说，娄谅的学问是非常近于陆象山的；后来像（罗钦顺）也同样说，娄谅的学问是接近于禅的。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想说，阳明先生在整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的培育、涵养、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受到娄谅先生的影响的。黄宗羲曾有过一个评价，阳明之学，实际上是以娄谅先生作为发端的。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当的。
古人是很看重师承关系的，尽管王阳明只是在回浙江的途中拜访了娄谅先生，听闻他讲学，但按照古人的观点，娄谅也是阳明的老师。钱德洪在记录《阳明先生年谱》的时候专门就这件事情说了一句话，叫做“是年先生始慕圣学”，这也可以和后来黄宗羲的观点相发明。这一年阳明先生才开始羡慕圣学，这是他拜访娄谅先生的结果。
关于娄谅，我们还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他的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做妃子，正德十四年，阳明先生平定了朱宸濠的谋反之后，娄谅的女儿跳鄱阳湖自尽，阳明先生以礼给予安葬。
第三点，非常遗憾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比较完整地、全面地了解到娄谅的学问，缘故他受到朱宸濠的牵连，他的女儿嫁给了朱宸濠，所以他的一些书全部被烧毁了，没有传下来，现在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到娄谅先生的学问了。
同样在这一年，他的爷爷王伦老先生，竹轩翁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因为这件事情回来守孝，他的父亲就把王阳明和其他一些堂兄弟集中到一起，开始授举子之业。要考功名、要参加科举的，还得搞搞成文、做一些准备，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们高考一样，需要该背的背、该做笔记做笔记、该做练习做练习，古人也一样有这一套东西，这叫做举子之业。
《阳明先生年谱》里面讲，王阳明白天的时候就和他的堂兄弟、其他一些人去习举子之业；到了晚上，他自我研读六经诸子之书，那不是科举所必须的。他读书非常刻苦，往往读到半夜。有个说法，他的父亲太心疼了，担心他身体受不了，以至于晚上就不许他在书房里，把他的灯都拿走，由此也可见阳明读书之刻苦。
我们今天往往会有一个误会，以为心学好像仅仅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个心灵体悟，当然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面，他读书是花过苦功夫的，而且他花过的功夫是立即能够转移到生活实践当中。
讲到这一点，我们也思考，为什么要读书？怎么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教育传统的国家，这个文化传统中是极看重读书的。孔夫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有教无类，他开始把知识向民间传递。孔夫子在谈学习、教育的时候，他表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成为君子。
怎么成为君子？就一定涉及到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孔夫子当年说，读书更重要的是在于反求诸己，学以为己。孔子当年很感慨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时候，人们读书、学习是为了己，现如今人们读书是为了人、他人，为了获得外在的某些东西，诸如富贵、名誉、声望、地位等等。
孔夫子当年已经发这个感慨了，到王阳明的时候是合适的，放到今天可能也是合适的。古人的说法，既然是学以为己，就需要真正落实到变化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的行为、容色、态度等，都是内在心灵状态的一个外观。读书真实的目的，在于要变化气质，使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有一种本质的改变。
提到学以为己，我还想说一下，学以为己不是学以为我。今天往往把这个己理解为“我”，而所谓的“我”，就是能吃饭、能穿衣、能喜怒哀乐、能视听言动的这个“我”，这恐怕有问题。回忆孔夫子的一些说法，反求诸己、古之学者为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从来没有说过我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学以为我，这是为什么？
“己”和“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给予严格分别。“己”是更加内在的那个“我”，用阳明先生后来的说法，就是那个“真己”、“真我”；而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我”，就是这个身体，有喜怒哀乐，能视听言动，这样一个体质的外观。这个“我”恰好是需要变化的对象，用什么来变化这个？是用内在的那个“真己”，来变化这个向外呈现的“我”。
我刚刚举了那么多关于“己”的例子，那关于这个“我”呢？孔夫子讲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不会说毋己，他说的是毋我，这个“我”恰好是需要对峙的对象，要变化掉的对象。
庄子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他说，要“无伤我”，他不会说“无伤己”，这个“己”和“我”之间有这样的意义分别，希望各位朋友引起足够的关注。阳明先生深切地明了这个意思，变化气质就是通过阅读、通过圣人之言、通过圣人之道，我们体之于心，把我们内在的那个“己”真正地建立起来，反求诸己，然后用内在的“己”来改变掉我们外在的这个“我”的视听言动、喜怒哀乐的一些东西，这叫做变化气质。
资料记载，阳明先生因为取六经、子史多读至夜分，不只学问大进，并且气质亦随之转移。阳明先生从少年以来，他的性格是比较喜欢讲笑话的，也打打闹闹不大有正形的。某一天他就开始对自己这样的行为表现感到后悔，马上说“昔者放逸，今知过矣”，过去我太放逸自己了，并不合乎真正的圣人之道、圣人之教，他开始立即改正，端坐省言。一般地来理解，他马上把圣人的教导落实到行为当中，所以渐渐地气质随之转变。
我们举阳明先生的这个例子，为孔夫子所说的“学以为己”、张载所说的“变化气质”做个例证。阳明先生在这样的努力下，到21岁（弘治五年）考取了举人，举浙江乡试。中举以后，到北京去居住。到北京去的基本目的有两个，一个目的是为了侍奉他的父亲王华；另外一个，因为第二年要会试考进士，在北京各方面条件会好一点。
第二年，他就参加会试，那么阳明先生能不能考取进士呢？他在接下去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事情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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