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功绩
宋朝史上最强的皇帝、太祖赵匡胤的篇章终于要落幕了，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对他进行一个总结吧，分别从做皇帝和做人两方面来看：
做皇帝：
首先，赵匡胤做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确保了江山永固。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皇权便日渐式微。尤其是五代以来，短短54年的时间，中原政权的房本过户了5次，先后有14人坐上皇帝宝座。
对于从幼年开始就看着自己的国籍变了好几次的赵匡胤来说，无论他有多强横的实力和运气，从他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那一刻起，关乎他和宋朝生死存亡的首要课题就是如何确保江山永固，将政权稳固下来传给子孙，这才是他能入围历史上有为皇帝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其它皆是扯淡。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成功做到了。他的主要做法就是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重新进行权力设计。
先说中央层面，重点围绕兵权和相权两点展开。
赵匡胤首先解决的是乱世之中最为紧要的兵权问题。
他在继位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先后数次对禁军的高级军官进行洗牌，不断地用资历浅、威望轻的将领替代上一任领导层，哪怕这其中的每一任领导层都是赵匡胤的好兄弟甚至嫡系铁杆，典型事例就是“杯酒释兵权”。
在决定皇权生死存亡的枪杆子问题上，赵匡胤不相信任何人性，以最坚定的态度从制度层面锁死了军队造反的隐患。
赵匡胤其次解决的就是相权问题。中唐之后，相权一度极为膨胀，丞相军政财权一把抓，已然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后，承接晚唐至五代以来的一些改革延续，进一步拆分、削弱相权，他将主管军事的西府枢密院与宰相统领的政事堂并驾齐驱，撤掉了宰相的军事权，同时拆分出地位稍逊一筹的三司主管财政钱粮，进一步拿掉宰相的财权。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制度设计本身在之前的五代就已经存在，赵匡胤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其实这是严格错误的，举一个例子：
以赵普来说，就在赵匡胤将赵普罢相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赵普作为宰相签署的“堂帖”和皇帝的诏书对于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署同等好使，甚至个别官员更重视乃至畏惧赵普的堂帖。这说明赵普作为宰相，其权力已经突破了制度束缚。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说明一下，制度当然能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但是在局势变革转换的关键期，受制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惯性和思维定式，往往这种大破大立的改革还是要靠当政者的强力和威势才能推行下去，才能把制度建起来、规矩立起来，这一点相比大家在近些年都能深有体会。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高明的制度终究也要靠人来执行。
赵匡胤限制相权，不仅仅是延续和改进以前的制度这么简单，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扭转了相权在中央权利的分成，这一点是此前五代时期的君主们未曾做到过的。
同样，赵匡胤对于军权、和地方藩镇权利的限制，也和相权一样，明面上体现在制度设计，但功力存在于看不见的落实层面，即想得到、做得成。
在这里我们借着讲相权，把这个问题展开说一下。
接下来说地方层面。赵匡胤在这里就是做了一件事，即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利。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节度使的权利就已经扩张到可以威胁中央的地步，五代之时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后梁、后唐本来就是地方势力起家，郭威是长期握有兵柄，后晋代后唐、后汉得天下，则都是本朝内部的节度使大佬得国。
赵匡胤作为后周一个小字辈的军头，在建国之初其根基是相当薄弱的，尽管他以强力的手段第一时间平定了李筠、李重进叛乱，但剩下的那些地方大佬却都是老牌军阀。
这些人习惯并认同流水的王朝、铁打的节度使这一长期存在的定律，因此赵匡胤代表的中央与地方藩镇只是达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而已，这种围绕权力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所以赵匡胤继位之初，便开始着手思考削弱藩镇、强化中央的举措。赵匡胤通过采纳赵普的建议，针对地方藩镇实施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措施，并且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对挑头跳反的，像李筠、李重进，毫不犹豫雷霆一击；
对态度不坚、心怀鬼胎的，像郭崇、袁彦，则是威压震慑、又敲又打；
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像符彦卿、慕容延钊、张永德，则是大施天恩、圣宠日隆，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背书；
直到把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各派团体先后摆平后，再通过2.0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将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人免职退二线，为剩余的众多节度使打下基本样板。
通过一整套的组合拳下来，彻底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举措实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步。
而后赵匡胤逐步从制度上持续瓦解、削弱地方藩镇势力，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被之后的宋朝皇帝完整的加以吸收和深化，并最终形成了全天下的普遍共识，扭转了自中唐以来200多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惯例和常态。
从这一点上来看，赵匡胤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赵匡胤在中央层面分散兵权、相权，在地方层面限制藩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强力推动和精准落实，逐步实现了把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才是宋朝能够避免成为唐朝灭亡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关键因素，也是赵匡胤的最大功绩和能力体现。
宋朝最终跻身于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汉民族大一统王朝，这都是赵匡胤的功劳
下面我们来讲赵匡胤的第二点功绩，就是统一了华夏。当然这里这么说是存在一定瑕疵的，有几点原因：
一是宋朝时大理没有被划入中国版图；
二是赵匡胤时期江浙的吴越国和福建的陈洪进政权也只是名义上沉浮中央，实为独立政权性质的国中之国；
三是像唐朝鼎盛时期曾经统治过的西域很多疆土都没有被收入囊中；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赵匡胤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继而像北方草原和辽东广阔的土地也不为宋朝所有，并最终酿成了之后的大患。
这些问题我们要辩证看待，此处所说的赵匡胤统一华夏具体指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统治地区、即汉地。
与五代十国以来天下大乱、中原政权与地方政权相继并存的局面相比，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摆脱了此前中原政权的桎梏，他相继平定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和南唐，收复了广阔的江南地区，这就为宋朝统一华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对于燕云十六州及以北地区、西北边疆这些后续的事情，都随着赵匡胤的猝然离世变为永久之谜，宋朝在疆域上的残缺不能赖在赵匡胤头上。
也许有人会说，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这些政权要么地盘小实力弱，要么统治腐朽、战斗力孱弱，换谁都能平推了。
就算一个个的平定下来有难度，需要中原出一位英主才可以的话，那柴荣若不死，则这些成绩都要被柴荣收进口袋。
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质疑柴荣的能力和决心，但看惯了历史兴衰的话，须知晓对于一位有为之君来说，寿命永远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寿命长短源于天数，而这就决定了这位君主和他的王朝最终达到的高度。同柴荣对比的话，赵匡胤称得上是天选之子了，老天给了他极佳的崛起时间节点和较长的寿命，使得他能够从容地展现他的才华，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既然说到柴荣了，我们有必要还是提一下他与赵匡胤在实现统一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后周还是宋朝，在北有契丹、南有各个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如何施展统一的战略，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王朴在《平边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经过后世检验的成功之路，但是柴荣没有完全的坚持这一战略。他在通过有限度的战争短暂的威压南方诸国后，便将枪头指向了北方燕云十六州。
实际上这个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柴荣的章节里专门对其进行过解析，柴荣选择先收燕云是基于当时后周国情、燕云战略位置和本身性格的3重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先北后南的选择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柴荣就一定有把握对燕云一击必中，也一定有把握这种举动不会激起契丹对中原的敌意、报复和就此开启的战备吗？
而赵匡胤继位之后，回到先南后北的战略上，从结果来看确实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南方诸国虽然军事实力弱，但人口、土地和动员潜力都不可小觑，只要肯花费时间完成吞并、整合和建设，随之就会在拥有一个稳固后方的基础上对国力带来源源不断的提升，到那时在转向北方寻求决战，则有把握得多。
事实上无论如何选择，无非是北攻南守或南攻北守，在这种不得不二选一的情况下，更考验当政者对国际形势和主要对手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赵匡胤精准的预判到了北方契丹不会对宋朝统一南方进行干涉，事实也果然如此。
尽管准确的判断对了形势和对手，但赵匡胤作为一个成熟高明的执政者，当然不会因此就天真到对北边的敌人完全不设防。
宋朝统一南方的10多年里，赵匡胤也一直未曾放松北方边疆的防御，其本人更是在宋军规模宏大的数次南下作战中一刻未曾离开的坐阵京城开封，以备北患。
而此中内情很容易被忽视。
做皇帝：
首先，赵匡胤做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确保了江山永固。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皇权便日渐式微。尤其是五代以来，短短54年的时间，中原政权的房本过户了5次，先后有14人坐上皇帝宝座。
对于从幼年开始就看着自己的国籍变了好几次的赵匡胤来说，无论他有多强横的实力和运气，从他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那一刻起，关乎他和宋朝生死存亡的首要课题就是如何确保江山永固，将政权稳固下来传给子孙，这才是他能入围历史上有为皇帝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其它皆是扯淡。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成功做到了。他的主要做法就是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重新进行权力设计。
先说中央层面，重点围绕兵权和相权两点展开。
赵匡胤首先解决的是乱世之中最为紧要的兵权问题。
他在继位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先后数次对禁军的高级军官进行洗牌，不断地用资历浅、威望轻的将领替代上一任领导层，哪怕这其中的每一任领导层都是赵匡胤的好兄弟甚至嫡系铁杆，典型事例就是“杯酒释兵权”。
在决定皇权生死存亡的枪杆子问题上，赵匡胤不相信任何人性，以最坚定的态度从制度层面锁死了军队造反的隐患。
赵匡胤其次解决的就是相权问题。中唐之后，相权一度极为膨胀，丞相军政财权一把抓，已然严重威胁到了皇权。
赵匡胤建宋之后，承接晚唐至五代以来的一些改革延续，进一步拆分、削弱相权，他将主管军事的西府枢密院与宰相统领的政事堂并驾齐驱，撤掉了宰相的军事权，同时拆分出地位稍逊一筹的三司主管财政钱粮，进一步拿掉宰相的财权。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制度设计本身在之前的五代就已经存在，赵匡胤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其实这是严格错误的，举一个例子：
以赵普来说，就在赵匡胤将赵普罢相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赵普作为宰相签署的“堂帖”和皇帝的诏书对于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署同等好使，甚至个别官员更重视乃至畏惧赵普的堂帖。这说明赵普作为宰相，其权力已经突破了制度束缚。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说明一下，制度当然能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但是在局势变革转换的关键期，受制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惯性和思维定式，往往这种大破大立的改革还是要靠当政者的强力和威势才能推行下去，才能把制度建起来、规矩立起来，这一点相比大家在近些年都能深有体会。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高明的制度终究也要靠人来执行。
赵匡胤限制相权，不仅仅是延续和改进以前的制度这么简单，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扭转了相权在中央权利的分成，这一点是此前五代时期的君主们未曾做到过的。
同样，赵匡胤对于军权、和地方藩镇权利的限制，也和相权一样，明面上体现在制度设计，但功力存在于看不见的落实层面，即想得到、做得成。
在这里我们借着讲相权，把这个问题展开说一下。
接下来说地方层面。赵匡胤在这里就是做了一件事，即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利。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节度使的权利就已经扩张到可以威胁中央的地步，五代之时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后梁、后唐本来就是地方势力起家，郭威是长期握有兵柄，后晋代后唐、后汉得天下，则都是本朝内部的节度使大佬得国。
赵匡胤作为后周一个小字辈的军头，在建国之初其根基是相当薄弱的，尽管他以强力的手段第一时间平定了李筠、李重进叛乱，但剩下的那些地方大佬却都是老牌军阀。
这些人习惯并认同流水的王朝、铁打的节度使这一长期存在的定律，因此赵匡胤代表的中央与地方藩镇只是达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而已，这种围绕权力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所以赵匡胤继位之初，便开始着手思考削弱藩镇、强化中央的举措。赵匡胤通过采纳赵普的建议，针对地方藩镇实施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措施，并且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对挑头跳反的，像李筠、李重进，毫不犹豫雷霆一击；
对态度不坚、心怀鬼胎的，像郭崇、袁彦，则是威压震慑、又敲又打；
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像符彦卿、慕容延钊、张永德，则是大施天恩、圣宠日隆，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背书；
直到把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各派团体先后摆平后，再通过2.0版本的“杯酒释兵权”，将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人免职退二线，为剩余的众多节度使打下基本样板。
通过一整套的组合拳下来，彻底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举措实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步。
而后赵匡胤逐步从制度上持续瓦解、削弱地方藩镇势力，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被之后的宋朝皇帝完整的加以吸收和深化，并最终形成了全天下的普遍共识，扭转了自中唐以来200多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惯例和常态。
从这一点上来看，赵匡胤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赵匡胤在中央层面分散兵权、相权，在地方层面限制藩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强力推动和精准落实，逐步实现了把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才是宋朝能够避免成为唐朝灭亡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关键因素，也是赵匡胤的最大功绩和能力体现。
宋朝最终跻身于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汉民族大一统王朝，这都是赵匡胤的功劳
下面我们来讲赵匡胤的第二点功绩，就是统一了华夏。当然这里这么说是存在一定瑕疵的，有几点原因：
一是宋朝时大理没有被划入中国版图；
二是赵匡胤时期江浙的吴越国和福建的陈洪进政权也只是名义上沉浮中央，实为独立政权性质的国中之国；
三是像唐朝鼎盛时期曾经统治过的西域很多疆土都没有被收入囊中；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赵匡胤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继而像北方草原和辽东广阔的土地也不为宋朝所有，并最终酿成了之后的大患。
这些问题我们要辩证看待，此处所说的赵匡胤统一华夏具体指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统治地区、即汉地。
与五代十国以来天下大乱、中原政权与地方政权相继并存的局面相比，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摆脱了此前中原政权的桎梏，他相继平定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和南唐，收复了广阔的江南地区，这就为宋朝统一华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对于燕云十六州及以北地区、西北边疆这些后续的事情，都随着赵匡胤的猝然离世变为永久之谜，宋朝在疆域上的残缺不能赖在赵匡胤头上。
也许有人会说，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这些政权要么地盘小实力弱，要么统治腐朽、战斗力孱弱，换谁都能平推了。
就算一个个的平定下来有难度，需要中原出一位英主才可以的话，那柴荣若不死，则这些成绩都要被柴荣收进口袋。
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质疑柴荣的能力和决心，但看惯了历史兴衰的话，须知晓对于一位有为之君来说，寿命永远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寿命长短源于天数，而这就决定了这位君主和他的王朝最终达到的高度。同柴荣对比的话，赵匡胤称得上是天选之子了，老天给了他极佳的崛起时间节点和较长的寿命，使得他能够从容地展现他的才华，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既然说到柴荣了，我们有必要还是提一下他与赵匡胤在实现统一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无论是后周还是宋朝，在北有契丹、南有各个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如何施展统一的战略，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王朴在《平边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是经过后世检验的成功之路，但是柴荣没有完全的坚持这一战略。他在通过有限度的战争短暂的威压南方诸国后，便将枪头指向了北方燕云十六州。
实际上这个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柴荣的章节里专门对其进行过解析，柴荣选择先收燕云是基于当时后周国情、燕云战略位置和本身性格的3重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先北后南的选择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柴荣就一定有把握对燕云一击必中，也一定有把握这种举动不会激起契丹对中原的敌意、报复和就此开启的战备吗？
而赵匡胤继位之后，回到先南后北的战略上，从结果来看确实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南方诸国虽然军事实力弱，但人口、土地和动员潜力都不可小觑，只要肯花费时间完成吞并、整合和建设，随之就会在拥有一个稳固后方的基础上对国力带来源源不断的提升，到那时在转向北方寻求决战，则有把握得多。
事实上无论如何选择，无非是北攻南守或南攻北守，在这种不得不二选一的情况下，更考验当政者对国际形势和主要对手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赵匡胤精准的预判到了北方契丹不会对宋朝统一南方进行干涉，事实也果然如此。
尽管准确的判断对了形势和对手，但赵匡胤作为一个成熟高明的执政者，当然不会因此就天真到对北边的敌人完全不设防。
宋朝统一南方的10多年里，赵匡胤也一直未曾放松北方边疆的防御，其本人更是在宋军规模宏大的数次南下作战中一刻未曾离开的坐阵京城开封，以备北患。
而此中内情很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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