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社员
因为是农民户口，不上学后工作有农业社接着，所以就理所当然的落在了生产队，成为一名人民公社社员。
农业合作社分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我们的小队长是本村的刘家大哥，二十六七岁正当年，中长的个头，由于长期的农业劳动日晒雨淋皮色成古铜色偏黑，说话粗门大嗓外号大炮，什么话都敢往出亮，一次他们两口子闹意见，他媳妇儿个矮他就亮出了‘瘸毒瞎狠麻厉害，矬子心里三把刀，’还强调世上最不好斗的就是矬子。但他给人一种办事磊落不藏着掖着的感觉。
他的眼睛天生来的斜视，所以跟你说话的时候脸不对着你，离得越近说话就越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是跟别人说话呢。
像这样比我大十岁左右的人，小时候玩不到一块，但是在同村的一头住着，谁都知道谁的小名儿。头十来年前他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就会做小买卖，卖西红柿心里美萝卜什么的。
一次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我们家门口的空地上玩，玩的个热热闹闹暴土扬场。他穿着件家做对襟纽袢的黑色大裌袄，手提一个元宝型的蓝子从这里过，老远就大声高调的嚷开了：“嘿，我说你们这孩帮子没得玩了……”一下子就把我们给镇住了，都停了下来，心想我们玩的好好的碍着你什么了。
等他走到跟前一看他篮子里提拎的是新沾的糖葫芦。我哥喊了一句：“拿土扬他。”“噢！噢！噢！”我们这帮孩子像群狼一样扑了上去，抓起土来追着扬他。他用大袄襟遮着那篮子一窜一蹦的比骡子跑的还快。跑出挺老远的，临完他还喊了一句：“惹不起你们这帮小崽子！”
前两年一件事把我妈气的够呛，那时我妹还很小，刚会满地跑。队里在南上坡拉菠菜，很多人都跟在后面捡落下的菠菜叶，我们下学看见我妈带着我妹在那里。背着书包就也上地里去了，也没拿个筐儿口袋什么的，我哥就把捡来的菠菜捋齐了，找根儿马莲照社员那样把菠菜捆成捆儿，让我妹抱着大家继续捡。
正捡着呢，就听后边炸雷似的一个大嗓门震得整个地里的人都愣住了。“嘿！这是谁家的小孩拿了一捆菠菜？”吓得我妹跑得磕磕绊绊的哇哇的哭，把我妈心疼的过去抱起孩子就跟他嚷上了：“你个小经冻儿抖的什么机灵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家孩子拿了你的菜了，你眼斜心也斜呀！”扭头又对我哥说：“我说别捆成捆儿，别捆成捆儿。”转过头又对他说。“要是把我们孩子吓着了，跟你没完！”结果当着满地人的面把他数落得那样，他愣没回一句嘴的走了。当然那时也没有道歉那一说儿。
农业社生产队
生产队的活儿和其他行业不同，得按季节看天气，所以日常的生产队劳动时间都是早上趁凉快先干一晨的活，到九点钟吃饭，从十一点干到一点又是一阵话。然后是从三点干到五六点天黑了算，整天都在露天里日晒雨淋的。
挣工分一般是不能细分的工作，头等劳动力男的一天记十分，女的一天记八分，二等劳动力男的记八分，女的记七分。能细分的活就按计件记分。我头一天干活是摘豇豆，先是自个儿拿个筐到地里去摘，然后拿到地外树荫下坐在地上，一根一根的豇豆的阳面朝上阴面朝下码整齐，然后把前面用马莲捆成一个长方形，后面分成两把，捆成两个正方形，连摘带捆，然后按斤约记分。
干这活女工比男工挣分多。摘豇豆只能用拇指和食指往下捻，不能抻，抻会把花儿拽落了影响后面结豆。那天我干的是下午那阵活，坐的屁股直疼，把右手指捻了一个血泡，天都黑了一约记了三分五。
队长是队里唯一的脱产干部，说是脱产干部，实际上什么活都干，不管是大路活还是计件的，只是干到半截，上面有会、外面有事放下就走。那么工分怎么记呢？平时按一等劳动力每天十分，赶上记件活的时候，按当天最高那个人的分数记。
年初就这么定了，大家也觉得很合理。可到年底结算前公布分的时候，他比那几个头等劳动力都多了几百分，大家觉着不对，就一天一天的望回捯，三百六十多天下来也没找着哪一天是记错的，除了队里这帮土秀才，大队的财务也来帮着找，城里来的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帮着查，愣没弄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经过研究，贫下中农协会同意把多余的分減下来，给队长留下比头等劳动力再高出一百分就算事情解决了。那年年终结算的分值是每分七分几厘，也就是说这年队长比最高分多得了不到八块钱。
农业社的活儿不单是起早贪黑，还叫一年到头，就是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只有到了春节才放几天假，平时谁有事歇了你就甭挣分。下大雨进不了地算是歇了，可是如果得排涝顶着雨也得去。
种菜园子不像种大庄稼一年就一季，种菜是收了这茬儿，翻地，上肥，接着种下茬儿。浇水，施肥，除草，间苗管理没有闲着的时候。冬天了，天冷了，地里活少了也闲不着，平整土地到城里拉粪积肥。
平整土地，填坑修渠，把上不去水的旱地变成水浇地，旱地改园子，园子活多但收益大。
积肥就是到白家庄路西的居民区去拉垃圾，白家庄路东那时还是农业地呢，那时叫四棵槐，沙桶子，后来的团结湖公园的湖那会儿也是个老荒坑，水挺浅的荒草吧叽的，有几户人家在那儿养鸭子。
那会儿居民倒出的垃圾，主要是烧煤球的炉灰加上菜帮子烂菜叶子，上面泼的尿盆子，刷锅水什么的。所以那会儿没有垃圾这个洋词，就叫粪堆。
其实居民区里的粪堆也是有单位管理的，不让农民随便拉的。但是为了多积肥，白天平整了一天土地，晚上队长带头拉起了牲口车。牲口干了一天活了，得让牲口歇歇，那是生产队的产业，不能累坏了，但是人不怕，十头八个人一辆大车到西边儿去转悠，看哪有粪堆装上就走，有时也掏楼洞。
那时楼不多，也就是三环路西白家庄一带，朝阳医院北边那片都是三层四层高的，顶多个别的五层。夜里干活叮当乱响，吵得居民休息，人家从楼上伸出脑袋来向下喊让轻点。结果这队长不但不收敛，还跟人家对着喊，他嗓门大呀，告诉人家说“我们这是大干社会主义，你们却蒙头睡大觉！”故意把洞门子拍的咚咚响，然后拉起车就跑，还坏乐着说：“等他穿上衣裳追下来也找不着咱们了。”
一来二去的终于有一天晚上让管理的给逮着了，连人带车全给扣那儿了。电话打到大队，值班大队领导找到小队，让队长去那儿领人，家里说就是他带着人去积肥的呀？可那边电话说扣着的这人叫刘汉平，而队长叫刘万顺，领导一想这小子惹事儿了，还不说实话，如果他说自己就是队长，那人家非得让我们大队领导去才能放人。大队领导干脆以错就错，连夜找到刘汉平，交代清楚让他以队长的名义，到那儿多说好话多检讨把人领回来。
好在这个刘汉平是下放的，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到那儿后跟人家冠冕堂皇的说客气话，同时当着人家的面把队长狠狠的撸了一顿：“……利用农闲时候搞积肥是好的，可那也不能乱来呀，无组织无纪律……给领导添麻烦……回去得好好写检讨……”演了一场双簧，把人和车给领回来了。
农业合作社分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我们的小队长是本村的刘家大哥，二十六七岁正当年，中长的个头，由于长期的农业劳动日晒雨淋皮色成古铜色偏黑，说话粗门大嗓外号大炮，什么话都敢往出亮，一次他们两口子闹意见，他媳妇儿个矮他就亮出了‘瘸毒瞎狠麻厉害，矬子心里三把刀，’还强调世上最不好斗的就是矬子。但他给人一种办事磊落不藏着掖着的感觉。
他的眼睛天生来的斜视，所以跟你说话的时候脸不对着你，离得越近说话就越会产生错觉，会误以为是跟别人说话呢。
像这样比我大十岁左右的人，小时候玩不到一块，但是在同村的一头住着，谁都知道谁的小名儿。头十来年前他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就会做小买卖，卖西红柿心里美萝卜什么的。
一次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我们家门口的空地上玩，玩的个热热闹闹暴土扬场。他穿着件家做对襟纽袢的黑色大裌袄，手提一个元宝型的蓝子从这里过，老远就大声高调的嚷开了：“嘿，我说你们这孩帮子没得玩了……”一下子就把我们给镇住了，都停了下来，心想我们玩的好好的碍着你什么了。
等他走到跟前一看他篮子里提拎的是新沾的糖葫芦。我哥喊了一句：“拿土扬他。”“噢！噢！噢！”我们这帮孩子像群狼一样扑了上去，抓起土来追着扬他。他用大袄襟遮着那篮子一窜一蹦的比骡子跑的还快。跑出挺老远的，临完他还喊了一句：“惹不起你们这帮小崽子！”
前两年一件事把我妈气的够呛，那时我妹还很小，刚会满地跑。队里在南上坡拉菠菜，很多人都跟在后面捡落下的菠菜叶，我们下学看见我妈带着我妹在那里。背着书包就也上地里去了，也没拿个筐儿口袋什么的，我哥就把捡来的菠菜捋齐了，找根儿马莲照社员那样把菠菜捆成捆儿，让我妹抱着大家继续捡。
正捡着呢，就听后边炸雷似的一个大嗓门震得整个地里的人都愣住了。“嘿！这是谁家的小孩拿了一捆菠菜？”吓得我妹跑得磕磕绊绊的哇哇的哭，把我妈心疼的过去抱起孩子就跟他嚷上了：“你个小经冻儿抖的什么机灵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家孩子拿了你的菜了，你眼斜心也斜呀！”扭头又对我哥说：“我说别捆成捆儿，别捆成捆儿。”转过头又对他说。“要是把我们孩子吓着了，跟你没完！”结果当着满地人的面把他数落得那样，他愣没回一句嘴的走了。当然那时也没有道歉那一说儿。
农业社生产队
生产队的活儿和其他行业不同，得按季节看天气，所以日常的生产队劳动时间都是早上趁凉快先干一晨的活，到九点钟吃饭，从十一点干到一点又是一阵话。然后是从三点干到五六点天黑了算，整天都在露天里日晒雨淋的。
挣工分一般是不能细分的工作，头等劳动力男的一天记十分，女的一天记八分，二等劳动力男的记八分，女的记七分。能细分的活就按计件记分。我头一天干活是摘豇豆，先是自个儿拿个筐到地里去摘，然后拿到地外树荫下坐在地上，一根一根的豇豆的阳面朝上阴面朝下码整齐，然后把前面用马莲捆成一个长方形，后面分成两把，捆成两个正方形，连摘带捆，然后按斤约记分。
干这活女工比男工挣分多。摘豇豆只能用拇指和食指往下捻，不能抻，抻会把花儿拽落了影响后面结豆。那天我干的是下午那阵活，坐的屁股直疼，把右手指捻了一个血泡，天都黑了一约记了三分五。
队长是队里唯一的脱产干部，说是脱产干部，实际上什么活都干，不管是大路活还是计件的，只是干到半截，上面有会、外面有事放下就走。那么工分怎么记呢？平时按一等劳动力每天十分，赶上记件活的时候，按当天最高那个人的分数记。
年初就这么定了，大家也觉得很合理。可到年底结算前公布分的时候，他比那几个头等劳动力都多了几百分，大家觉着不对，就一天一天的望回捯，三百六十多天下来也没找着哪一天是记错的，除了队里这帮土秀才，大队的财务也来帮着找，城里来的四清工作队的人也帮着查，愣没弄出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经过研究，贫下中农协会同意把多余的分減下来，给队长留下比头等劳动力再高出一百分就算事情解决了。那年年终结算的分值是每分七分几厘，也就是说这年队长比最高分多得了不到八块钱。
农业社的活儿不单是起早贪黑，还叫一年到头，就是一年到头没有休息，只有到了春节才放几天假，平时谁有事歇了你就甭挣分。下大雨进不了地算是歇了，可是如果得排涝顶着雨也得去。
种菜园子不像种大庄稼一年就一季，种菜是收了这茬儿，翻地，上肥，接着种下茬儿。浇水，施肥，除草，间苗管理没有闲着的时候。冬天了，天冷了，地里活少了也闲不着，平整土地到城里拉粪积肥。
平整土地，填坑修渠，把上不去水的旱地变成水浇地，旱地改园子，园子活多但收益大。
积肥就是到白家庄路西的居民区去拉垃圾，白家庄路东那时还是农业地呢，那时叫四棵槐，沙桶子，后来的团结湖公园的湖那会儿也是个老荒坑，水挺浅的荒草吧叽的，有几户人家在那儿养鸭子。
那会儿居民倒出的垃圾，主要是烧煤球的炉灰加上菜帮子烂菜叶子，上面泼的尿盆子，刷锅水什么的。所以那会儿没有垃圾这个洋词，就叫粪堆。
其实居民区里的粪堆也是有单位管理的，不让农民随便拉的。但是为了多积肥，白天平整了一天土地，晚上队长带头拉起了牲口车。牲口干了一天活了，得让牲口歇歇，那是生产队的产业，不能累坏了，但是人不怕，十头八个人一辆大车到西边儿去转悠，看哪有粪堆装上就走，有时也掏楼洞。
那时楼不多，也就是三环路西白家庄一带，朝阳医院北边那片都是三层四层高的，顶多个别的五层。夜里干活叮当乱响，吵得居民休息，人家从楼上伸出脑袋来向下喊让轻点。结果这队长不但不收敛，还跟人家对着喊，他嗓门大呀，告诉人家说“我们这是大干社会主义，你们却蒙头睡大觉！”故意把洞门子拍的咚咚响，然后拉起车就跑，还坏乐着说：“等他穿上衣裳追下来也找不着咱们了。”
一来二去的终于有一天晚上让管理的给逮着了，连人带车全给扣那儿了。电话打到大队，值班大队领导找到小队，让队长去那儿领人，家里说就是他带着人去积肥的呀？可那边电话说扣着的这人叫刘汉平，而队长叫刘万顺，领导一想这小子惹事儿了，还不说实话，如果他说自己就是队长，那人家非得让我们大队领导去才能放人。大队领导干脆以错就错，连夜找到刘汉平，交代清楚让他以队长的名义，到那儿多说好话多检讨把人领回来。
好在这个刘汉平是下放的，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到那儿后跟人家冠冕堂皇的说客气话，同时当着人家的面把队长狠狠的撸了一顿：“……利用农闲时候搞积肥是好的，可那也不能乱来呀，无组织无纪律……给领导添麻烦……回去得好好写检讨……”演了一场双簧，把人和车给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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