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高中的我第一次离开县城来到省会城市，因为中考成绩不好所以家里拿了择校费送我来到了享有画家摇篮之称的铁六，希望我能在美术行业能“发光发热”。
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和朋友在外面玩耍，妈妈打电话问我考了多少分，我犹豫了一下说四百多。我妈立刻反问道说四百多少啊，是四百一还是四百九啊总得有个数吧。
“四百零一。”我有些心虚的回答说。
意外的我妈也没有骂我，可能已经完全看开了，我不是学习的料子。交代了几句早些回家就把电话挂掉了，之后就和爸爸商量后决定送我去读艺术。
其实大家都心跟明镜似的，知道有些艺术生都是为了走捷径考个大学，免得学文化课丢人现眼，至于对美术的热爱，有，但不多。
小时候的我总是嚷嚷着要去学美术和音乐，我妈总是说太贵，家里没有钱。那时总觉得自己有几分艺术细胞，喜欢唱歌喜欢画小人，那时厂区还是小小的地方，偶尔晚间停电了工人就光着膀子坐在露天的地方聊天，我妈总喜欢让我唱几首歌，唱我从磁带里学的老歌。
我已记不清工人的模样，只记得晚风很凉爽，吹的树叶沙沙作响，吹的头发也跳舞了，吹的我的声音散了，于是我又用了几分力气，空旷的地方也有嘹亮的歌声。
没想到最后还是来学了心心念念的美术，我这样想着还有些唏嘘。
入学首要面对的就是军训，每个班级排好队伍，等待一辆一辆的大巴来接学生们去军训的地方。
我有些拘谨的在队伍末尾站着，不知和谁搭话，有些无聊的踢着操场，时而又张望一下四周，看叽叽喳喳的同学们，看风牵着树叶跳舞，听操场喧闹的声音，夏日的晌午正热，我们在绿茵下闲来悠哉，等着十六岁的伊始。
由于重新站队后我因为个子矮的原因站到了前列，小于是最先和我搭话的，他举着牌子站在队伍前方，和我自来熟道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和他听到军训的八卦。
牌子很高，上面有醒目的大字，高一一班。
时隔很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铁六军训的严苛，并不是训练强度的原因，而是军训的第一天，大家都被统一要求剃了标准一指寸头，女生们则被统一剪了齐耳短发。
有些事先知道的已经聪明的在理发店剪短了，大部分未知情的则被狠狠地剪上一刀，我记得我们男生还在摸着光头互相取笑的时候，女生那边已经哭声能传三里地了。
高三毕业时，班主任放出军训的照片，那时候的光头和粗糙的齐耳短发，大家都有些不忍直视，直呼辣眼睛。
冬哥是很和气的班主任，教我们地理，他长的个子高大，走路总有些驼背，冬哥和我们说他是因为总怕撞到头才养成了驼背的坏习惯，我赌气的想：“长得高真是了不起，连驼背都有让人羡慕的理由。”
我们宿舍调皮的一群人私下总喜欢模仿冬哥走路的姿势，耸着肩，头微微低着，有点像行为艺术表演，总是让人哈哈大笑，放肆的笑声在寝室里吵翻了天。
冬哥在讲台上放照片，我们在底下笑个不停，大家不停的发出怪叫和笑声，诸如这居然是某某某吗，我草冬哥快点下一张，那时候我居然长这样的言论不绝于耳，大家吆喝着，吵闹着，班级里一片笑声，离别的伤感好像离我们还很远。
三年的时间过的飞快，树叶绿了又黄，铁六并不是很大的学校，教学楼画室楼和宿舍楼外加一个操场就是他的全貌了。
我总是孜孜不倦的在往后的日子里谈论我的高中生活，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的聊起这三年的时光，这是我人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总是聊起那时在宿舍玩摸瞎子的快乐，总是聊起在宿舍偷摸打牌打桌游的夜晚，总是聊起急追慢赶跑去网吧的日子。
那些年打过的游戏，吃过的小吃，干过的囧事，上过的课和画过的每一张画，我都试图努力的回忆起来，觥筹交错间，我恍惚着好像回到了校园，穿着白绿相间的校服，踩着咯吱咯吱的落叶，看一楼展厅同学们的优秀作品，看看敞开的画室楼大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承载的回忆太厚重了。
那些调皮的男生现在已是而立之年了，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刷身份证去正规的网吧，远离乌烟瘴气的小黑小白，可以买遍所有的小摊零食，再也不会因为速写作业没有画完而去罚站了。
可网吧小摊和教室外也再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了。
我看微信里小彭发来苦逼的表情，说这周大家都很忙就不聚会了吧。
我发了个ok的表情。
大家忙些什么呢，成年人的世界都忙些什么呢。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可大家好像很默契的遵守了社会的规则，为工作忙碌，为家庭忙碌，我们是如此，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也是如此。那些勇敢追求梦想，过的很酷的生活，我们也都很向往。
只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履行着平淡的责任，和生活偶有叫嚣，也马上妥协了。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梦想买单，为自己的远方埋下种子。
我和阿黑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这不免和儿时梦想的科学家相差甚远，我想开个绿色的小车，载着客人听路上的故事。
红绿灯下是拥挤的电动车人潮，天桥上是裹着棉被的流浪汉，商场里是城市闪闪发光的夜生活。
我一步三回头，盯着小摊上笼子里的小猫，阿黑问我要不要再看一会，我说不看了不看了。
我们似乎无法绕过生活的苦难，只能勉强做个快乐的人，就像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月亮都没有上班，他自顾自的发光。
我不想再找生活的意义了，因为这会浪费我开心的时间。
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和朋友在外面玩耍，妈妈打电话问我考了多少分，我犹豫了一下说四百多。我妈立刻反问道说四百多少啊，是四百一还是四百九啊总得有个数吧。
“四百零一。”我有些心虚的回答说。
意外的我妈也没有骂我，可能已经完全看开了，我不是学习的料子。交代了几句早些回家就把电话挂掉了，之后就和爸爸商量后决定送我去读艺术。
其实大家都心跟明镜似的，知道有些艺术生都是为了走捷径考个大学，免得学文化课丢人现眼，至于对美术的热爱，有，但不多。
小时候的我总是嚷嚷着要去学美术和音乐，我妈总是说太贵，家里没有钱。那时总觉得自己有几分艺术细胞，喜欢唱歌喜欢画小人，那时厂区还是小小的地方，偶尔晚间停电了工人就光着膀子坐在露天的地方聊天，我妈总喜欢让我唱几首歌，唱我从磁带里学的老歌。
我已记不清工人的模样，只记得晚风很凉爽，吹的树叶沙沙作响，吹的头发也跳舞了，吹的我的声音散了，于是我又用了几分力气，空旷的地方也有嘹亮的歌声。
没想到最后还是来学了心心念念的美术，我这样想着还有些唏嘘。
入学首要面对的就是军训，每个班级排好队伍，等待一辆一辆的大巴来接学生们去军训的地方。
我有些拘谨的在队伍末尾站着，不知和谁搭话，有些无聊的踢着操场，时而又张望一下四周，看叽叽喳喳的同学们，看风牵着树叶跳舞，听操场喧闹的声音，夏日的晌午正热，我们在绿茵下闲来悠哉，等着十六岁的伊始。
由于重新站队后我因为个子矮的原因站到了前列，小于是最先和我搭话的，他举着牌子站在队伍前方，和我自来熟道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和他听到军训的八卦。
牌子很高，上面有醒目的大字，高一一班。
时隔很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铁六军训的严苛，并不是训练强度的原因，而是军训的第一天，大家都被统一要求剃了标准一指寸头，女生们则被统一剪了齐耳短发。
有些事先知道的已经聪明的在理发店剪短了，大部分未知情的则被狠狠地剪上一刀，我记得我们男生还在摸着光头互相取笑的时候，女生那边已经哭声能传三里地了。
高三毕业时，班主任放出军训的照片，那时候的光头和粗糙的齐耳短发，大家都有些不忍直视，直呼辣眼睛。
冬哥是很和气的班主任，教我们地理，他长的个子高大，走路总有些驼背，冬哥和我们说他是因为总怕撞到头才养成了驼背的坏习惯，我赌气的想：“长得高真是了不起，连驼背都有让人羡慕的理由。”
我们宿舍调皮的一群人私下总喜欢模仿冬哥走路的姿势，耸着肩，头微微低着，有点像行为艺术表演，总是让人哈哈大笑，放肆的笑声在寝室里吵翻了天。
冬哥在讲台上放照片，我们在底下笑个不停，大家不停的发出怪叫和笑声，诸如这居然是某某某吗，我草冬哥快点下一张，那时候我居然长这样的言论不绝于耳，大家吆喝着，吵闹着，班级里一片笑声，离别的伤感好像离我们还很远。
三年的时间过的飞快，树叶绿了又黄，铁六并不是很大的学校，教学楼画室楼和宿舍楼外加一个操场就是他的全貌了。
我总是孜孜不倦的在往后的日子里谈论我的高中生活，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的聊起这三年的时光，这是我人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总是聊起那时在宿舍玩摸瞎子的快乐，总是聊起在宿舍偷摸打牌打桌游的夜晚，总是聊起急追慢赶跑去网吧的日子。
那些年打过的游戏，吃过的小吃，干过的囧事，上过的课和画过的每一张画，我都试图努力的回忆起来，觥筹交错间，我恍惚着好像回到了校园，穿着白绿相间的校服，踩着咯吱咯吱的落叶，看一楼展厅同学们的优秀作品，看看敞开的画室楼大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承载的回忆太厚重了。
那些调皮的男生现在已是而立之年了，他们可以正大光明的刷身份证去正规的网吧，远离乌烟瘴气的小黑小白，可以买遍所有的小摊零食，再也不会因为速写作业没有画完而去罚站了。
可网吧小摊和教室外也再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了。
我看微信里小彭发来苦逼的表情，说这周大家都很忙就不聚会了吧。
我发了个ok的表情。
大家忙些什么呢，成年人的世界都忙些什么呢。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可大家好像很默契的遵守了社会的规则，为工作忙碌，为家庭忙碌，我们是如此，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也是如此。那些勇敢追求梦想，过的很酷的生活，我们也都很向往。
只是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履行着平淡的责任，和生活偶有叫嚣，也马上妥协了。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梦想买单，为自己的远方埋下种子。
我和阿黑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这不免和儿时梦想的科学家相差甚远，我想开个绿色的小车，载着客人听路上的故事。
红绿灯下是拥挤的电动车人潮，天桥上是裹着棉被的流浪汉，商场里是城市闪闪发光的夜生活。
我一步三回头，盯着小摊上笼子里的小猫，阿黑问我要不要再看一会，我说不看了不看了。
我们似乎无法绕过生活的苦难，只能勉强做个快乐的人，就像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月亮都没有上班，他自顾自的发光。
我不想再找生活的意义了，因为这会浪费我开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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