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儿童时代的灵魂依附

    从七八岁到大约九岁十岁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玩具和精神生活就是推板凳、滚铁环、打地嘟嘟，打三角板、打香烟、藏猫猫、飞拱背、捉蜻蜓、抓绿纹（长在青杠树的绿色甲壳虫）等。但是当我们长到一定的年龄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对这些游戏都失去了兴趣，玩什么都寡淡无味起来。实际上，玩具和游戏也不是精神生活，它们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与精神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乡村的夜晚是寂静而又漆黑的，我们家附近虽然有个小小的发电厂，但是电厂里发的电是给街上用的。大约主要是政府和街上的居民用电吧。我们家在我最小的时候点的是桐油灯，桐油灯的灯架子很好看，在大约二十多厘米高的灯架子上面放一个圆形的碟子般大小的铁灯碗，灯碗里装了桐油、桐油里放两根雪白的灯草，灯草被桐油浸泡后伸出头来，用洋火点燃灯草的“头”，漆黑的屋里就有了光亮。

    我们家的桐油灯是很有些年代的，大约是我的祖宗留下来的吧，要不然它的造型不会有那么讲究。桐油灯的灯架和灯碗都是乌黑的，看不出它最初是什么颜色，但是它的造型却能感觉到它主人曾经的富贵气息。

    桐油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秋天地里的桐籽成熟了，父亲就去将桐籽树掉落的桐籽果实捡回来堆在一个角落里，让桐籽果实的外壳腐烂，然后在冬天空闲的时候将里面的桐籽瓣剥出来放在竹竿铺的架爬槁上晾干，桐籽瓣晾干后就可以背到街上粮站里面的榨油坊去换桐油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坐在桐油灯下的姐姐让我们猜谜语，说“岩上一口塘、两个白水牛儿在里面放、要死要死捅一棒”，说的就是桐油灯。

    后来地里的桐籽树慢慢老化、或者是被砍伐，我们家就只好照煤油灯了。

    无论是桐油灯还是煤油灯的光线都是十分昏暗的，有时候父母为了省油，还会故意将灯捻子拨小一些。小时候我们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听父母给我们讲故事、听舅舅给我们讲故事、听邻居一个大爷给我们讲故事，可是那些故事听了一遍又一遍，谜语猜了一次又一次，慢慢地就厌烦了。我们渴望知道得更多、看到更多更丰富的东西。

    不知从哪一年哪一天开始，我们几兄弟发现浞水的街上是有电影的，有时候不知道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开恩，电影会拿到浞水完小的大操场去放映。这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我们从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起神经就兴奋起来！一般是我们放学后就会得到消息，然后匆匆忙忙回家吃饭。这样的日子，吃饭变得无关紧要，几乎吃不出什么滋味来。似乎只是完成一项任务了。然后我们就急急忙忙往街上赶，赶到我们学校的大操场，操场上早已经是人声鼎沸！住在街上的人们，无论大人小孩都早早地搬来了板凳占据了有利位置。我们乡下的，只有我们离街上近的小孩子会赶来看电影，大人们白天干活已经非常疲劳，他们早早地就睡下了。

    但是在操场上看电影的日子毕竟不多，街上是有电影院的。电影院设在古时候留下来的江西会馆里面，实际上当时的政府也在里面办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院里大约可以容纳两千人左右。整个四合院只有前面一个大门，这样站在门口收票，别的地方就进不去了。

    电影票很便宜，有时候一毛、有时候两毛、有时候一毛五，根据电影受欢迎的程度来定电影票的价格。

    但是对于我，这电影票的价格依然是很高的，因为我一分钱都没有。我无法想象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傻，我在假期里和星期天卖猪草和卖杉衣刺的钱为什么要交给父亲？我那么小为什么就要分担家里的责任？我的钱交给父亲以后父亲凭什么不给我一分零花钱？为什么我的姐姐自己挣的钱可以自己花？为什么哥哥自己挣的钱可以自己花？事实上我的哥哥没有我那么勤快，虽然他比我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没有跟我一样卖过猪草和杉衣刺，我只记得他跟我一起卖过柴，但是卖柴的钱怎么花的我想不起来了。

    我的三弟是跟我一起卖过猪草的，狡猾的三弟从小就知道糊弄人，但他实在是太不高明了。本来懒惰的他又想挣钱，他只割了很少的一点猪草，但是装在背篼里却是尖溜溜的一背，他在背篼的中间用棍子桥起来，背篼的整个下半部分完全是空的。买猪草的人看他尖溜溜的一背篼，价格也不贵就买下了。三弟将猪草送到人家家里一倒出来就露陷了。买猪草的人不可能是笨蛋。三弟这样搞了几回，他的猪草就没人买了。他卖猪草的钱就在街上买了油钱吃了，没花完的，他就在同学那里买来连环画书，看了过后转手又卖给其他同学，中间居然可以赚差价。而我傻到居然每次卖的钱只会分文不留地交给父亲。

    开始入场的电影院门口总是人山人海，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困难，因此电影院允许一张电影票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入场。但是那时候的小孩实在是太多了，家家户户都有三五个孩子，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我们村有两家人，一家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另一家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如果都去看电影，那是要花很大的一笔钱的。如果遇到熟悉的人，我们这些孩子都会冲上去央求：“带我一下，你带我进去嘛！”有的温和的人，没有遇到更亲近的人也许就真的带进去了，但是大部分都会拂袖而去，然后我们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在我的印象中，我想不起来谁带我进去看过电影，也许我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好人。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亲的人，他那时候是个民办教师，我每次看到他看电影，他带的人都是我们学校校长和老师的儿子，就是他带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作为一个双职工的家庭，绝对是不缺那一毛两毛钱的。这个人和我亲到什么程度？那就是除了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两个弟弟，他就是最亲的了！可是他去带别人，带有钱人家的孩子，却从来不带我四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人。

    和我们一样穷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大人或者孩子，都有很多人是买不起电影票的，或者是舍不得花那一毛两毛。毕竟比起吃饭的事来，看电影是显得无关紧要的。因此就常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在电影院门口故意拥挤，在拥挤的时候有人拿着电影票进去，我就会乘乱从大人的裤裆下钻进去。这样的做法我成功过好几回，每次通过这样的方式挤进电影院心里都要狂跳一阵子，然后居然有一种成就感从心底升起。有那身强力壮的大人，在拥挤时能推开守门收票的人，强行冲进了电影院。

    我们那时候看的片子，基本上都是战争片。我们那个年纪，似乎也只看得懂战争片，不打战的电影，几乎就看不懂了，看了一阵就打瞌睡。唯一看懂而又不是战争片的只有《刘三姐》。这部人人都说好看的电影，我却在未成年之前一次也没有能够完整观看，看了两次都是在电影快要结束前的几分钟，守门的人走开了，我们这些一直眼巴巴地守在门外等待机会的孩子冲进去看了一个尾巴，哪怕是看了几分钟的尾巴，我也是心满意足的。《刘三姐》的“尾巴”也是好看的。

    那时候我记得的几部电影都是战争片，如《洪湖赤卫队》、《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其实那些影片我多数都只看了一个尾巴，我真正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非常少；多数时候都是可怜巴巴地守在电影院的门口，等待着电影即将结束时守门人走开去看那最后的几分钟。有时候守门的人看着门口没什么人了，守门人会离开得早一些，或者是电影不好看，中途就有很多人退场，守门人就会早早离开，不过这时候我进去，大概也是不会喜欢这个电影的。

    有次学校包场，电影票很便宜，只要五分一张，可是我还是没有那五分钱，我知道父亲也绝对不会给我。好在那电影票很简单，拇指那么大的一张白纸，上面的一个长方形的框框，框框里面就学生两个字，框框和字都是蓝色的，很像钢笔字的颜色。我灵机一动，依葫芦画瓢自己造了一张电影票居然成功蒙混过关。那时候我读四年级，三弟读二年级，三弟比我更厉害，他居然造了好几张，除了自己用，还卖出去几张。不过我看了三弟造的电影票，比起我的来，逼真的程度差得太远。

    可能自己造电影票的学生太多，应该有很多造得都比我拙劣，因此第二天电影院就发现了大量的假票！反映到学校，学校就集合全校学生严厉训话！老师在台上义正词严，学生在台下鸦雀无声！校长让造假的学生自觉站出来，我心里咚咚直跳，但是没有蠢到要自己站出来的地步，也没有其他造假者蠢到自己站出来！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分别训了一阵，此事便不了了之。估计校长和教导主任也没有蠢到真想把造假者查出来的地步。穷孩子们造假不过是为了看场电影，查出来了又能怎样呢？

    在电影院的后面有个加工农具的铁厂，又叫农具厂。我们在寒冷的冬天，课余时间喜欢跑到那里看铁厂的工人加工铧口和锄头，尤其是加工铧口的时候很有意思，那生铁居然可以烧成铁水，然后将铁水倒进一个模具里，铧口就成了。加工锄头的时候，工人师傅抡着大铁锤嘿嚯、嘿嚯使劲砸烧红的铁，看起来也很有意思。我们去那里观看工人打铁，主要是为了取暖。

    在铁厂和电影院之间隔着一道用砖砌的夹墙，墙上有个洞，一般情况下，这个洞都是被堵上的，可是放电影的时候，就被一些顽皮的孩子给撬开了。有的孩子就从这个洞爬进去看电影。

    我也去爬过这个洞，洞很小，而且感觉很长，里面是绝对的黑暗，哪怕一丝微弱的光线都没有，你无法知道前面是什么，又不敢照亮，因为这样很容易被人发现。如果被发现了，看守电影院的人就会拿竹竿往里面捅，谁知道竹竿会不会从肛门里面捅进去？因此我刚一爬进去就产生了恐惧感，然后马上退了出来。

    这个洞一直到我读初三的时候还有学生从那里爬进去看电影，我们初三的化学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笑话一个常从这个洞爬进去看电影的同学被竹竿捅的事，引用电影院的人的话说：“一捅一个肉卜卜”。

    我们小时候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娱乐，看电影是唯一让我们的灵魂可以依附的地方。